2004年第06期-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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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与商,商与官,才一拍即合、相见恨晚、称兄道弟、辅车相依。
对商人来说,与官联姻,与权交媾,必能生出更大的金娃娃。西门庆十分懂得,把一块银子掰成十瓣花的人是蠢货,将一锭银子生成十锭的才是“好汉”。他凭着在商海中的“超前意识”及与生俱来的“前瞻性”,无时无刻不在孤心寡诣地打造自己的“金钱生物链”。他不是一个守财奴,为结成一个更密更大、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今日设华宴,明日摆豪场,“银弹”、“色弹”双发,白遭黑道齐行,将各路诸侯官吏,各方地蛇青皮,一一尽收关系网中。
《金》书中,重笔浓彩地写了西门庆三次大摆华宴、款待高官显爵的场面。一是宴请由京回乡省亲的蔡状元和安进士;二是宴请已升为扬州御史的蔡状元和直管山东的宋御史;三是宴请钦差大臣黄大尉和山东的高级官员。第一次宴请,是因蔡状元乃奸相蔡京之义于,安进士已纳入储备官员的梯队中,前途不可限量(安后任工部主事)。西门庆为日后利用蔡、安,提前做好铺垫。第二次宴请是通过蔡御史,结交顶头上司宋御史。第三次宴请,更显出西门庆的兼权熟计,高下在心。参加这次宴会者达千人,堪称当时山东的“第一华宴”。山东的高官显贵,所以一呼皆至,完全是冲着钦差大臣而来,这使西门庆不仅赢得了最大的体面,还向各级官员及当地百姓传递出这样的信号:我西门某人手眼通天,谁要与我过意不去,这权势向来是不吃素的。三次大宴请,西门庆无不极尽殷勤、讨好、逢迎之能事。如在宴请蔡状元和安进士时,西门庆向这两个尚未“脱贫致富”的候补官员,分别厚赠金银,使蔡、安受宠若惊。在宴请蔡、宋两御史时,宋御史初来乍到,还假作正经,借有公务提前离席,酉门庆不仅将席面的山珍海味及金杯银盏,统统送至宋御史临时下榻的府衙,而且还将包括席面在内的二十抬礼物,一并奉上。而对席后留住在家中花园内的、蔡御史,西门庆让歌伎董娇儿、韩金钏相陪,并一再叮嘱蔡乃南方人士,让两歌伎施出浑身解数,务必要用“南风”将蔡御史服侍得遍体通泰……
当质为商、表为官,商为第一岗位、官为第二职业的西门庆,穿上副提刑的行头,披上正千户的虎皮之后,这个钱与权交尾生出的怪胎,在商海之中,便更如夜得灯,如帆得风,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了。他真的成了刀过竹解,游刃有余,捞钱诈财的“千手神”了。他不仅在家中“放官吏债”,开着药铺、缎铺、解当铺、细绢铺、绒线铺等五个铺面,而且在外面“江湖又走标船,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他仅凭着自己写给临清钞关主事钱龙野的“青目一二”、“令烦青目”的几张纸条,便多次使自己从江浙运来的大宗货物,得以偷税逃税;他仅凭蔡御史的一纸批文,便获得“三万盐引”的买卖许可证,大获暴烈。他在当提刑副千户时,就与当时山东司法妁最高长官正千户夏提刑,朋比为奸,多次贪赃枉法,仅在具结谋财害主、本应处以凌这之罪的苗青一案中,便得到大笔赃银。在扶为正千户后,西门庆把处理每桩案件,都当作敲诈勒索的机会,原告被告统统吃。这时,他手中好像有一根魔杖,魔杖指处,鹿马易形,财源滚滚……
《金》书中从西门庆登台亮相到纵淫暴死,总共不过六年时光。在这短短六年间,他靠着独有的心计、心数、心算,靠着歹人也难以企及的狠心、黑心、负心、贪心、野心、兽心,一跃成为富甲临清运河码头的大官商、大暴发户!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金》书中那些无权可靠、无势可依、钻营无术、投机乏力的商人,社会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公平发育、自由竞争的市场。命运的骰子只消向他们轻轻一掷,他们便从富商沦为贫民。盐商王四峰、揽头李智、黄四,原也跻身富商之列,但最终都身陷囹圄。从江南来临清的丝绵巨贾何官人,因没有黑恶势力作保护伞,不仅在谢家酒楼包占王六儿时,被坐地虎刘二打得鼻青脸肿,而且在经营上也大折其本,最后不得不回湖州老家,重操锄把子。西门庆淫死后,其婿陈敬济在沦为街头乞丐时,因遇到已成为盾守备夫人的庞春梅,又旧情重续,并成为其面首,才毫不费力地从骗过他钱财的杨光彦手中,一举夺得谢家大酒楼,日进牛金。坐地虎刘二,仅靠其表哥张胜是周守备的亲髓,便开起洒家店,聚妓卖笑,大赚花柳之钱。当张胜因杀死陈敬济被周守备打死后,刘二的洒家店当即便关门大吉,而他也被乱棍打死……
《金》书以大量事实表明,在专制封建皇权制度下,没有依附权势的“商”,和不受商人金钱滋润的“官”,如同两个冰炭不投的妒妇,绝不可能同住一室;只有权与钱同衾共枕时,两者才能互为“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
借宋之尸,还明之魂的《金瓶梅》,既是一幅百官受贿的官场“丑行图”,又是一部西门庆劣迹斑斑的官商发迹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四百多年前的西门庆,既是当今某些官商的“授业师”,又是眼下某些官倒的“祖师爷”!
四
曾被列为“禁书榜首”的《金瓶梅》,是一部不宜公开流播的书。改革开放后,全本《金》书虽有刊印,但那仅是供研究者、学者披涉;即使“洁本”,也不应提倡青少年阅读。抑或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金》书作者不吝笔墨,摛藻雕砌,叠床架屋,写尽了男女交媾合欢的淫姿。说它是一部明代性生活、性技巧、性虐待、性工具、性药品的十全备忘录,当不为过。这对缺乏抵御和辨识能力的读者来说,观看全本《金》书,无疑会起到败坏人心风俗的负面作用。
人看问题,需要三百六十度才算全面。我们在阅读《金》书时,切不可从成堆的性交描写中,忽视、淡忘了它鞭笞和讥讪封建皇权的深刻意义。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某种立国的理论,某种治世的学说,总像黄金一样耀眼且沉重,但它们却常常被束之高阁而不被践行;相反,那些据此或被阉割或被歪曲的谬论,却像灰暗而轻微的牛粪,在现实生活的大地上到处飘浮。如果说《金》书对官商、商官的描写,是射向封建皇权吏治的光焰逼人、睥睨当世的投枪和匕首;那么,《金》书更以一群被淫欲奴役的市井人物形象当作集束“手榴弹”,彻底炸塌了用“宋明理学”作为思想支撑的明朝皇权大厦的根基。
伟大的国家,常常是产生伟大哲人的国度。始出周代的《周易》,至今仍被世界级的大学者们视为东方神秘哲学的鼻祖,其深奥的内核至今仍难破译。《周易》将宇宙乾坤释为阳中有阴,明中有阳,白中有黑,黑中有白,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既循序渐进,又相互转化。这些阐释,至今仍是不刊之论。《周易》云:“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古人根据《周易》的道理,把人视作一个与宏观世界功能相似的微观世界,把男女的结合视为天地相互作用的小型复制品。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天与地在雷电风雨中交媾,恰如男女行房阳阴云阴相撞时的“云雨”。
一个哲学命题确立后,常常会被统治者断章取义地为其所用。周王朝把“王”视为天,王代表着最大的“德”。方使“王德”得到最大程度的弘扬,这就需要大量的“阴”去滋补。于是,王便有了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的特权。这些奇数是从古老巫术数字中推演出的。奇数代表自然界的正力,也代表男性及其潜力;偶数代表自然界负力,也代表女性及其潜力。三是一之后的第一个奇数,九是三的三倍,三与九、九与九相乘,便得出二十七和八十一的数字……这等荒唐的数字游戏,这等荒谬的“采阴补穗”说,便为“王”提供了偌大的淫乐空间。
崇尚《周易》的孔老夫子,如今已被世界推举为“十大哲人之首”。当年他看到东周王朝礼崩乐坏,王“穗”不行,强调治国以“仁”为本,创立了儒家学说。细检儒家的经典,关于性的论述,并不偏激。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说“食、色,性也”,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也认为“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自汉以来,儒学便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治国的理论基础。但历代统治者在利用儒学时,无不削足适履,扭直作曲,有的甚至抽筋拔骨,张大其词。到了宋代,程颧、程颐、朱熹创立的理学渐成气候。程、朱在注释儒家教义时,又捧揉进道家的炼丹术和佛家禁欲主义。这不仅给儒学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也更助长了封建皇权固有的独裁与专制。特别是程、朱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后,在男女关系方面,理学更是强调女性的低下和严格的两性隔离,主张禁绝一切婚床之外的异性之爱。明代仍像宋代一样,将程朱理学当作官方唯一认可的教义。这时,被扭曲了的儒家学说,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女人的贞洁,变成了十足的道德崇拜。有关法典规定,女子凡有“无子、淫泆、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妒忌、恶疾”等“七出”之一者,丈夫即可单方面休妻。深藏闺阁、严守贞节、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正色端操、无好戏笑等等清规戒律,迫使女子以“弱”为自身之美,以“柔”为阳刚所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妄图泯灭掉本是与男性共撑人类生命之轴的女子的各种欲望。女人的灵魂,只能在礼教的桎梏中呻吟;妇女的欲望,只能在戒律的箝制下潜伏。
对男子的施性行为,有关法典亦有极为严苛的条文。诸如广置姬妾、爱妾弃嫡、看传奇小说、听淫曲俚词、纵妇女艳装,擅入他家…内室、结交嫖赌朋友、议论女子妍媸、遇美色浇连顾盼等等,都有明细的处罚规定。甚至男子做了淫梦,也要算为“一过”。
压抑人性的法典,是一种最大的暴政。如果这种法典仅施于芸芸众生,而对皇室贵胃及达官曼爵毫无约束,那就不仅彻底暴露出封建皇权的虚情矫饰和极端脆弱的文化心态,而且也会因上行下效而造成世风的淫靡。历代帝王早巳不遵循商周从巫术中推演出的嫔妃数量;其后官佳丽少者三千,多者逾万。明代这种让平民百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而让统治者“爱河尽饮”的遭学,循的是哪家“天理”?灭的是哪个阶层的“人欲”?这种对狼讲自由,对羊谈驯服的道学,实在是不折不扣、彻里彻外的假道学!
自亚当和夏娃偷吃分别善恶之树的禁果被逐出伊何园后,性爱便成为有了智慧的人类感情生活的第一需要。它在适应人的动物性本能的同时,也在为人类去寻求自身的永存之遭。性冲动是人心理感受中最为敏感的神经元,它比蜗牛的触角还要微妙灵敏。人在这种个体感受中获得的欢乐是最大的欢乐,获得的享受也是最大的享受。然而,人类若不主动地去改善和协调这单纯享乐的肉体之欲,也只能等同于其他动物。伪道学用板为过分的禁锢,试图去泯灭人的性本能,只能会像往空气袋里不断注入不通畅空气。当这死寂的空气越汇越浓时,只消外部投采一根细针,这空气袋便会于瞬间发生爆炸。明中晚期,当上流社会那淫乱的黑幕被层层揭开,当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市民阶层,当商品流通使人的欲望空前扩张时,市井中那被压抑关闭了的红男绿女的情潮。像洪水决堤一样倾泻而出,也就不难理喻了。
从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定为书名的《金瓶梅》,是明朝末叶上流社会的淫乱在市井人物身上的折射和缩影。《金》书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市井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它从“入欲始”,以“破欲终”。书中的金、瓶两女性,是由性压抑者变为性疯狂者的;庞春梅喇受淫乱的西门家族传染后,而加入到“性疯狂”病患者的行列。
潘金莲原系裁坊之女,自幼丧父,疼爱她的母亲,曾送她读过三年女学。她九岁被卖到王宣招府乐班,习品竹弹丝,十五岁时王宣招死,她又被转卖给张大户作婢女。张大户的主家婆是个凶狠的妒妇。潘金莲十八岁被“软如鼻涕”、年过六旬的张大户偷偷收用后,遭主家婆百般殴打凌辱。大户无奈,只得将潜金莲赠与武大。宣招府的浮华生活,使潘情窦早开;六旬老叟张大户为之破身,又使她初尝了人间禁果;“三寸丁”武大郎的性无能,使“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的她,不能不产生柴门闭挽、空心网挂、与怨同眠的性抑郁。一心渴望得到性爱的她,在勾引武松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