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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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处，后来在他与布喇格闹翻的关键时刻，因为他还没有获得学位，就很难把他解雇。

　　　　关系闹僵后，佩鲁兹和肯德鲁急忙跑来援救，并向布喇格说情。肯德鲁证明克里克先前曾写过关于争论中问题的短文。布喇格承认两人各自独立地产生了相同的想法。布喇格渐渐地冷静下来，于是克里克要离开的事就悄悄地被搁置下来了。但是，布喇格仍然认为以后不必留下克里克。有一天，他心情不爽，说克里克使他伤透脑筋，怀疑是否有必要继续留下他。布喇格觉得克里克35年来虚度年华，一直毫无休止地夸夸其谈，并没有做过任何有价值的工作。

9

　　　　一个从事理论工作的新机会使克里克又重新振作了起来。就在与布喇格闹翻的几天后，晶体学家范特（V。vand）给佩鲁兹写了一封信，其中涉及螺旋分子的X光衍射理论。由于鲍林成功地解决了蛋白质α螺旋，当时实验室的兴趣都集中在螺旋上面了。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去验证这些模型，从而进一步证实α螺旋细节的正确性。范特希望他的理论能起到这种作用。

　　　　克里克很快发现了范特理论中的严重错误，对于发现正确的理论他跃跃欲试。于是他跑到楼上同矮小的、斯文的苏格兰人，卡文迪什实验室晶体学讲师考基兰（Bill　Cochran）交谈起来。当时在剑桥大学搞X光衍射的人中考基兰是一个最聪明精干的小伙子。虽然他没有参加生物大分子方面的工作，但总是为克里克不断探索理论而提出自己敏锐的看法。当考基兰告诉克里克某个观点不够完善或它会导致一无所得时，克里克通常相信他是好心，而不怀有职业上的妒忌心理。而这一次，考基兰相信克里克是对的，因考基兰自己也独立地发现了范特论文中的错误，并且开始思考着正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几个月来，佩鲁兹和布喇格一直催促他建立螺旋理论，但他并没有付诸行动。现在，克里克发觉了范特的错误，所以考基兰也开始认真考虑起如何把他自己的理论用公式表示出来。

　　　　在上午的其余时间里，克里克沉默寡言，沉浸于数学公式里。在伊尔小酒店吃午饭时，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因此不能到实验室去，只得回家。他坐在煤气炉前无事可做，觉得无聊，于是又埋头搞起他的公式来了。不一会儿，他找到了答案，感到无比高兴。但是他停止了工作，因为他和妻子奥迪尔·克里克（Odile　crick）应邀要到剑桥一家较好的酒商马修斯（Matthews）那里去品酒。连日来，他一直兴致勃勃，认为自己被邀品酒，表明受到了剑桥上层人士的器重，使他忘记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学者对他的不鉴赏。

　　　　他和奥迪尔住在“碧斋”，一个面积不大、房租便宜的套间。这幢房屋已有几百年历史了。从这幢房子过桥街就是圣·约翰（st．Joh）学院。这个套间只能算两个房间，一间起居室，另一间卧室。厨房间很小，洗澡盆在里面显得特大，最惹人注目。房子虽小，但由于奥迪尔的精心布置，看起来使人有一种心情愉快的感觉。住在这里，我第一次体验到英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生气。可是，就在离此几百米远的地方，座落在基督草坪上的那幢维多利亚式的房间里，在我居住其中的最初的日子里，这种生活的气氛是一点也没有的、那时克里克与奥迪尔结婚已经三年了。克里克的第一次婚姻日子不长，有过一个男孩，叫米切尔，由克里克的母亲和姑妈照应。在奥迪尔来到剑桥之前，他曾过了几年单身生活。奥迪尔比他小五岁。她的到来，使克里克更加厌恶中产阶级那种以划船和打网球来寻欢作乐的墨守成规生活，这种生活尤其不适合喜欢健谈的人。克里克既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宗教。他认为宗教是前辈人的过错，没有理由相传下去。但是，他们是否真的不问政治我有点怀疑。或许是战争原因吧，他们希望忘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不幸。无论如何，早餐时，他们从来不看《泰晤士报》，而看《时髦杂志》《Vogue），这是他们订阅的唯一杂志，也是克里克能长篇大论地谈论它的内容。

　　　　那时，我常到“碧斋”吃晚饭。克里克总是口若悬河。我也乐于利用这样的机会逃避倒胃口的英国式饭菜。这种饭菜使我经常担心我会不会得胃溃疡。奥迪尔的法国母亲教导她的女儿要全然藐视大多数英国人在吃和住方面不讲究的态度。因此，克里克根本不必羡慕：“高桌吃饭”的那些学究。不可否认这些学究的“高桌饭菜”比他们的妻子做得要好得多。他们的妻子只会做些肉食、煮土豆、欠色蔬菜和一些糕点之类乏味混合物。与此相反，克里克家却有美味的晚餐，特别是在酒余饭后，话题转到剑桥那些“宝贝”们身上时，气氛更加轻松愉快。

　　　　谈到年轻女人时，克里克更是兴致勃勃，没完没了。这些女人们的姿色和某方面的特点都是谈论和取笑的题材。年轻时，他对女人不大在乎，现在才发现女人会给生活带来某些乐趣。奥迪尔对这些并不介意，反倒觉得这样大概会把这个北艾姆敦（Northatnpton）出身的人从枯燥乏味中解放出来。对于奥迪尔踏人的、也是他们时常应邀参与的这个颇有点附庸风雅的社交世界，他们长时间地进行议论。我们的谈话海阔天空，无话不谈。他同样也喜欢谈自己偶尔犯的错误。有一次，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他扮演红胡子的年轻肖伯纳走了进去。他在舞会上一出现，就发觉这样做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因为当他走近年轻的女人时，没有一个人喜欢他那潮湿的乱蓬蓬的胡子。

　　　　但在那次品酒宴会上却没有年轻的女人出席。这使他们感到失望。他们的酒伴都是学院负责人，这些人热衷于谈论那些繁忙的行政事务。他们对于这些事情感到厌烦，于是就及早退席。回去后，克里克却意想不到地感到清醒，又埋头于探索他的公式。

　　　　第二天早晨，他来到实验室并告诉佩鲁兹和肯德鲁他获得了成功。几分钟后，考基兰走进他的办公室，克里克对考基兰又说了一遍。还没等克里克讲完，考基兰就说他也认为克里克会获得成功的。他们马上就开始各自的演算，发现考基兰用的演算推导比克里克的简练。可是，值得高兴的是他们得到了相同的答案。他们就用佩鲁兹的X　光衍射图来核对α螺旋，得到了非常好的一致性，以致必须承认鲍林的模型和他们自己的理论都是对的。

　　　　几天之内，经过润色的一份手稿已经拟好并且以快件寄往《自然》杂志。同时将一份副本送给鲍林鉴赏。对克里克来说，这次成功是一桩无可置疑的胜利。没有女人参加能取得这样的胜利，真算是一件幸事。

10

　　　　到11月中旬，我已　学习了足够的结晶学知识。罗西滔滔不绝地讲演有关DNA问题时，我已听得懂她讲的大部分内容。尤其重要的是，我知道了注意力应放在什么地方。六个星期以来，克里克的议论使我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罗西的新x　光图片能否支持DNA螺旋结构。真正有关实验细节是一些可能为建造分子模型提供线索的实验。罗西的讲演只听几分钟就知道她已下决心走一条不同的路子了。

　　　　在一所无装饰的陈旧的大教室里，罗西以一种快速、局促不安的神态为我们约十五位听众讲演。她的讲话没有半点热情和轻松愉快的字眼。可是，我并不认为她的讲演艰涩乏味。我忽然想到，如果罗西摘下她的眼镜；　并在发式上梳妆打扮一下，她看上去不知道是怎样一副样子。然而，我的兴趣主要还是她对结晶DNA的X　射线衍射图谱的描写。

　　　　几年来；严格的、枯燥的X　射线晶体学训练在罗西身上留下了烙印。她在剑桥大学接受严格的教育，并不是为了使她变得呆若木鸡而不能应用她学到的知识。她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要建立DNA结构的唯一办法是使用纯晶体学手段。由于对于建造模型不感兴趣，因此，她从来没有提到过鲍林在α螺旋上所取得的成就。她认为用铁皮玩具似的模型来解决生物大分子结构的办法，显而易见是不妥当的。罗西当然知道鲍林的成功，但找不出充分的理由在DNA结构上去如法炮制。由于鲍林过去的成就，他有资格用和别人不同的方式进行研究。只有他这样的才华才能象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玩耍一样地工作，并且照样获得正确的答案。

　　　　罗西认为自己的报告还只是初步的，报告本身还不能说明DNA的任何实质性问题。只有进一步积累丰富的资料，使结晶学分析达到更加完善的程度，才能正确解决DNA的结构问题。罗西在这方面的悲观情绪也感染了实验室曾听过她报告的一小部分人员。报告会上，没有人提出用分子模型解决DNA结构问题。威尔金斯本人也仅仅问了几个技术性的问题。从听众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什么话要补充。要讲的话以前讲过了，再讲也不太好，于是讨论很快就结束了。也许是他们慑于罗西的尖刻驳斥，所以不愿讲些不切实际的乐观的话，甚至也不愿提及分子模型的问题．当一个女人阻止你对没有学过的学科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时，你就象站在雾色茫茫的冬夜，感到难受不堪。这样的遭遇使人回忆起中小学时那些令人不快的往事。

　　　　威尔金斯同罗西进行了一阵局促不安的简短的谈话后（这样的谈话我以后还常听到），就和我一道去斯特兰德（Strand）。我们穿过马路到了苏号（Soho）的蔡氏饭馆．威尔金斯出人意外地高兴。他慢条斯理、详细地告诉我，自从罗西到金氏学院后，虽然在晶体学分析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她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绩。罗西的X　光图片比他的稍微清晰一些，然而她讲不出更多的道理来。而威尔金斯却已经讲过很多。诚然，她做了一些较细致的工作，如测定了DNA样品的含水量。然而，威尔金斯怀疑她是否真的象她自己讲的那样测定了DNA的含水量。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由于我在场，威尔金斯似乎也振作起来了。我们在那不勒斯见面时的那种冷谈情景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作为一个噬菌体工作者，我确信他做的事情是极其重要的。他从他的物理学伙伴那里却得不到任何有益的鼓励。就是那些认为他决定搞生物学是走对了路子的人，他也不敢相信他们。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懂生物学。所以，对于象威尔金斯这样一个对战后竞争中的物理学持不同见解的人来说，最好把他们的话看作是客套甚至恭维。

　　　　威尔金斯确实得到了某些生化学家积极和必要的帮助。否则，他永远不可能搞这项工作。有些生化学家慷慨大方地为他提供非常纯的DNA样品。这种无私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学　习晶体学，如果不掌握生物化学家魔术似的技术，那真是糟透了。另一方面，大多数人的能力以及干劲都远远不如曾同他一道在制造炸弹工程那里工作的同事。他们有时好象不懂DNA的重要性。

　　　　即使如此，他们比大多数的生物学家的知识面要广得多。如果指的不是所有的地方，至少在英国，大多数的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都是一批糊涂虫。甚至某些名流教授，也不是扎扎实实地做纯粹的科学研究。有些人简直在浪费精力．他们要么无关紧要地争论生命的起源，要么争论怎样知道一个科学事实是真正正确的。更糟的是，没有学过一点遗传学的人竟能在大学里获得生物学学位．这决不是说遗传学家本身就是知识的化身。你也许觉得这些人对基因问题谈论得很多，因此，他们大概会急于了解基因究竟是什么东西吧！但事实上，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过基因是由DNA组成的这个事实。他们甚至认为，基因不应该是化学领域的问题．他们大多数人以为，活在世上就是要让他们的学生去钻研染色体行为中那些难以解释的细节。要不然，他们就在无线电广播中用委婉动听的词句，讲一些关于遗传学家在科学界风云变幻之秋应起的作用。而这些都是使人摸不着头脑的玄学。

　　　　当威尔金斯知道噬菌体小组也在认真研究DNA时，他指望以后局面会有所改变。他不必在每次学术讨论时，费力地解释他的实验室为什么老在DNA问题上打圈子．威尔金斯确实想调动他实验室人员的积极性，但当我们突然提到罗西时，这种可能性犹如肥皂泡似地破灭了。在蔡氏饭店，我们吃过晚饭后，付了钱就走了出来，消失在夜幕之中。

11

　　　　第二天上午，我在派丁敦（Paddington）车站遇见了克里克。我们准备去牛津度周未。克里克想找英国最杰出的晶体学家霍奇金（Dorothy　Hodgkin）谈谈。而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