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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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原令说：“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误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杜聿明说蒋介石就是没有“指挥道德”，但这更可见蒋的为人。辽沈战役蒋介石“御驾亲征”，是他亲自部署和指挥的，结果是47万“国军精锐”应了蒋介石的话：“来生再见！”但他却把责任推给部下。李宗仁在回忆中说：“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煌释放”。
至此，人民解放军全面反功的第一次大战役辽沈战役宣告结束冻北全境解放。蒋介石放在东北的卫立煌集团共47万人，除第五十二军的几千人乘招商局的一艘登陆艇逃脱之外，全部被人民解放军解决。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淮海战役”。蒋军在这个地区集结了80万兵力，人民解放军参加的兵力为60万人。这样大规模的决战，在世界各国战争史上，不是“绝无仅有”，也是罕见的。
蒋介石的初衷是不愿在徐州附近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的，他曾决定不守徐州，退守淮河来确保南京外围，并决定在门月上旬转移完毕。
放弃徐州退守淮河的计划确定之后，蒋介石在最后改变主意了，原因是蒋军刚在东北遭到全面的失败，如今又放弃徐州，蒋介石怕影响军心。这时他又得到“共军南下较缓”的情报。于是，蒋介石又决定守徐州。而这样临战改变作战计划，又一次贻误了战机。
在统帅人选问题上，由于派系作崇，予盾重重。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从战略上说，应该由白崇禧的华中“剿总”统一指挥，但蒋介石对白崇禧不放心，另设徐州“剿总”，任命刘峙为总司令，以分白崇禧之兵权。如今“徐蚌会战”，蒋介石则感到兵力不足，需要调华中的兵力。于是，蒋介石委任给白崇禧一个“国防部指挥所主任”的名义，以便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白先同意，后又变卦。他是安心拆蒋介石的台，准备会战失败，逼蒋下野，桂系取而代之。刘峙是有名的“福将”。蒋介石又任命杜章明为副总司令，负责实际指挥，刘峙挂名总司令。蒋介石独裁成性，不论大小战役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他的亲自决定指示。而蒋介石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专事军事上的指挥，无法全面掌握战况，每天仅仅凭所谓的“官邸会报”一次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灵机”一动，乱下手谕，主观武断，焉能不败。。
论兵力、装备特别是重武器，蒋军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国民党内部如此混乱、勾心斗角、贪污腐败，面对战斗意志旺盛。战术机动灵活的人民解放军，就难逃失败的命运了。
淮海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8年11月6日到22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在徐州以东的新安镇、碾庄地区被歼灭，兵团司令黄百韬负伤后自杀。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三个半师，共两万三千余人，在台儿庄、枣庄地区起义。这一阶段，蒋军被歼达十七万八千多人。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到12月15日，国民党军第12兵团的12万余人，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被全歼，兵团司令黄维被俘。这时，蒋介石见徐州大势已去，急令杜幸明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西逃，却又被解放军合围于永城东北地区。孙元良部妄想突围，结果被全歼。
杜聿明率领的三个兵团共30万人，乃是蒋军之精锐，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部队，杜幸明等又是蒋介石的心腹将领，也是蒋介石所剩下的最后一点军事本钱，如今被解放军包围在永城东北以陈官庄为中心的一个不到二十华里的框子里，危在旦夕。蒋介石心急调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宋杀濂部前往徐州地区增援，但又遭到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的力阻。这可急坏了蒋介石，他亲自给白崇禧打电话。蒋、白二人在电话里吵了半个多小时，蒋介石气得满面通红，将电话摔在桌子上，用宁波土话骂了一声“娘希匹。”
白崇禧不惜采取同蒋介石决裂的态度，力阻第14兵团东调，其目的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他就可追蒋去职，由李宗仁取而代之。
杜幸明集团军30万人被围在淮海战场的同时；以傅作义为总司令的华北“剿总”拥有的60万军队，由于华北广大地区早已被解放军占领，仅仅是维持平、津、保、唐、张家口、承德等几个大的孤立的据点中。got情景，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他还要作最后挣扎。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安排宋美龄再次访问华盛顿，他希望宋美龄仍能像在罗斯福时期那样，受到欢迎并得到美国的紧急军事和财政援助，救党国于千钧一发之危。当时蒋介石的处境，用“千钧一发”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可说是四面楚歌、内外交困。194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由于当时尚在执政的杜鲁门总统属于民主党，民主党又以中间偏左为号召，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持批评态度。因此，蒋介石寄希望于杜鲁门不再连任，而由杜鲁门的竞选对手、共和党的杜威接任总统。为了保证杜威的当选，蒋介石特派陈立夫亲往美国，以大量现金支援杜威竞选，并指使孔祥熙和孔令杰父子二人在美国四处活动。杜鲁门描述孔氏父子帮助杜威竞选的情形时说：“他们使许许多多众议员和参议员听他们的吩咐，他们有几十亿美元可花……”可惜，1948年11月3日，美国大选的结果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杜威落选，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蒋介石既失望又尴尬，只得乞求杜鲁门政府发表一篇支持自己的宣言，用以维持士气与民心；但这一点微末要求也被拒绝了。
4．仓皇辞庙日
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寓所服安眠药自杀。
陈布雷出身于富庶家庭。祖父陈克介、父亲陈依仁两代经营茶业及钱庄典当事业，家道殷实。由于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陈布雷少年时代即显示出过人的聪颖。清光绪二十九年，14岁的陈布雷在宁波府科考中名列第一，由此名扬宁波。
此一时期，少年陈布雷受其同乡董子咸的革命思想影响，大量接触了《时务报》、《警钟报》、《浙江潮》等新书杂志，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萌芽。他在宁波应试期间，即与同学组织了“覆满同志社”。声言：“驱逐鞑虏，我炎黄子孙天职。匹夫有责，当竟此志”。他们辟密室，挂黄帝像，站在凳子上学讲演，思想活动十分活跃。与此同时，陈布雷还鼓动表妹学习俄国革命女杰苏菲娅，并说服他的姑父同意表妹进了上海进步女校。
1906年，陈布雷门岁，由堂兄陈怀介绍转入宁波府中学堂。宁波距沪校较近，风气开通，学校可任学生自由选课，陈布雷受一位教史地的老师影响，“多习史地、政治、泽以文字”，每逢开会必登台练习演说，初时艰涩，后在校园内外竟颇具辩名。
在府中期间，陈布雷在学生中倡导新科学新道德，反对旧式学校生活和腐化学风，常常引起学生中的新旧势力之争。一次以新道德为题的演讲会，陈布雷言辞过激，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后因校方有意偏袒对方，处置失公，陈布雷拂然退学，离校而去。
1907年，陈布雷由慈溪县中学考取了浙江省高等学堂哲史政法科。浙高注重外文、史地、法政、国际时事等新学科。陈布雷眼界大开，然而他仍不满足，经常约几个相知同学去国文教师沈士远先生处借“禁书”。他追鉴《复报》、《民报》、《新世纪》等进步刊物，并大发议论，有时竟毫无顾忌地把“光复汉物、驱逐胡虏”写进作文。沈士远先生说他“已接受并信仰中山之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
1909年，邮传部长汪大文主张沪杭市铁路借英款修筑。浙省人民竭力反对，以力保主权为号召。杭州士绅、学界、商界纷纷组织团体，参加统一组织“浙路拒款会”。陈布雷被浙高推为学生代表之一，不但参加了集体请愿，还为“铁道国有”亲自至信杨度。此信寄上海《天锋报》发表后起了进一步动员沪杭各界民众的重要作用，将铁路拒款运动推向了高潮。
浙高毕业后，陈布雷因当年《天锋报》发表了他致杨度的一封信，从而开始了他16年的办报生涯。
陈布雷在接受反清革命思想和斗争实路中深刻认识到欲行革命必先唤醒国民，而达此目的，报纸就是最好工具。《天择报》总编辑戴季陶从当初发表陈布雷致杨度的信中知其思想活跃，立论凿凿，文笔犀利，力邀陈布雷人社办报。双方一拍即合，1911年秋，22岁的陈布雷入了《天择报》做编辑。
在《天择报》期间，陈布雷每日摆短论两则。使用“布雷”笔名即由此时开始。据他自己说：“布雷”二字是他在浙高时，同学戏呼之称。同学见他面颊圆满，戏以“面包孩”相呼。“面包”英文为bread，译者为布雷。总之他好撰文投报馆，常以布鼓自拟，故自取布雷笑名，后有人赠诗云：“迷津唤不醒，清作布雷鸣”，确是他当年在报界为反清革命疾声呼吁、奋张挞伐的写照。
陈布雷在《天择报》期间，与职业革命家、国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宋教仁过从甚密。当时宋教仁自日本归国策划革命，利用于右任《民立报》任主笔做掩护。他们之间颇多往来，宋佩服他思想敏锐，见解深新，当然更看重这个青年朋友的反清革命倾向。宋教仁留日时，对国际时势颇有研究，并经常在《民立报》上发表国际时事评论与专文。陈布雷也争先在《天锋报》为文论之，与《民立报》互相呼应配合，颇为默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上海，陈布雷立即撰拟专文意欲为之欢呼。总编见各报称武昌起义者为“逆军”居多，力主慎重，不同意称武昌起义者为“义军”。陈布雷力排此议，绝不愿附和各报，乃称武昌“革军”。以《谈鄂》专题，连发10篇评论。从此陈布雷大名更加响彻京沪杭。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表第一篇《告友邦人士书》。初稿用英文撰写。外交总长王宠惠自京到沪寻人翻译。有人荐举陈布雷。王宠惠本人留洋多年，中英文俱佳，深受中山先生的赏识。他了解到陈布雷并未进过大学，颇不以为然，只让陈试译一段。岂料，陈布雷一挥而就：
“……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倒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请友邦。易君主政体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愤也。天赋自由，索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蔽，怀此微悦，久而莫达。今日之事，盖自然发生之结果，亦即吾民国公意听由正式发表者也。”
王宠惠阅毕，连声喝彩。第二天陈布雷又以《天择报》率先全文发表。然而，总编李怀霜对陈的“不慎”却大为不满，不久陈的论说栏总编辑被撤换。后又降低月薪，迫陈离去。1912年，陈布雷回宁波效实中学教学9年。但他始终未能忘情于新闻事业，此间仍然兼任了宁波《四明日报》撰述，还为上海《申报》译寄稿件；但他在报界重振声威，是在1921年7月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