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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漂洋日记:一个涉及同性恋和禁忌的故事 作者:小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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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些感动。却仍坚持不去医院。我微笑着再说一遍我没事了,顺便告诉他我的住址。

  他于是把车头转向我的住处。

  车里的空气似乎快要凝固了。我打破僵局,对他的护送表示感激,并为耽误他的时间表示歉意。

  他腼腆地笑,两腮浅浅的酒窝显得孩子气十足。

  我问他为何国语讲得如此标准。

  他说他在香港出生,在台湾长大。

  我有些嫉妒他的国语和粤语都如此的熟练。

  他问我在哪里长大。我回答在北京。他兴奋起来,仿佛对那座城市很是仰慕。

  我于是更加感动了。

  小莲站在我家阳台上观赏二环路时也曾表现出类似的兴奋。不过那时我只有鄙夷,从没有感动。

  我们的交谈并不很紧密。但车窗上还是很快附着了一层白雾。他开动除雾的装置,但也许是车子太旧的缘故,那装置并不如何奏效。

  他于是更加专注地驾驶。而我也自然而然地沉默了。

  到家的时候,我抬动胳膊时肋骨的剧痛也变得可以忍受了。我再次向他表示谢意。他再次微笑。

  他搀扶我进屋,我们的声音惊动了犹太老太太。和上个房东相比,她不但年轻矫健,而且热情好客。

  阿文的英语在我听来与美国人无异。我更多了一分嫉妒。

  老太太为我取来冰袋,脸上的关切令我联想到外婆。又是我不可靠的记忆。因为外婆给我讲迷信故事的时候,我应该小得根本记不住外婆的模样。

  但如果是这样,我又是如何记住那些故事的?我的记忆越发的不可靠了。

  阿文向我告别。我于是又一次地道谢,不厌其烦。我顺便请他转告老板娘,我一切都好,明天会准时去上班。

  我当然必须一切都好,明天必须去上班。否则不看急诊也一样会倾家荡产。

  阿文笑答:“这么晚了,中国楼早就打烊了。不如我明天来接你一同去上班,见到她你自己讲吧!”

  我方才意识到他竟同我一样损失了整整一晚的收入。我满怀歉意,连忙拒绝他准备提供的帮助。

  他却认真起来。他问我,我的脚踏车还放在中国楼,如果他不来接我,我又如何去上班呢?

  我这才想起,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无言以对,内心的感激之词突然间讲不出口了。

  这一夜屋外的风雪很大。即使是藏在地下室的角落里,也可以听到呼啸的风声。

  我有些为阿文担心了,不知他住的地方是不是很远,需不需要开很长时间的车。

  也许是新换了住处,也许是身体过于疲惫,也许是肋骨隐隐的疼痛,我长久地无法入眠。

  我打开箱子翻找那盘具有催眠效果的录音带。疼痛把我的动作变得笨拙不堪,大大减缓了搜寻的速度。

  我看到了阿澜的日记。我索性停止搜寻,拿着日记返回床上。我信手翻开一页,澜和辉在夏天的夜晚,漫步在紫竹院的小径。月光下一片竹影,在夜风中微微摆动。

  我从未去过紫竹院。但我和伟却时常骑着车从那公园门口经过。

  我便在这温柔的夜色里沉沉睡去了。

  在这温柔的夜色里,我又见到辉。他却身着奶白色的衬衫,黑色的马甲和黑色的西裤。一整夜我都和他在一起,我仍称他为辉,他亦称我为澜。 
 
第六章
 
  第二天我徒步去学校。半个小时的步行,再乘五分钟的校车。校车是接送学生的公车,从学校的一个校园开往另外一个校园。密西根大学大得出奇,分成中,南,北三个校圆,从南到北至少有十公里之遥。中心校园主要是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北校园是工程院和艺术类学院,另外还有一片独立的医学院夹在中心校园和北校园之间。南校园具体有哪些学院我不清楚,似乎除了体育学院不记得还有别的什么了。

  校车是一种蓝色的巨大的公车,在北京就要算是比较高级的长途旅游车了。校车往来于各个校园之间,免费运送学生和工作人员到各个教学楼和停车场。 许多工程院的学生(特别是一二年级的新生)要同时修专业课和基础课,专业课自然是在北校园,而像《高等数学》这样的基础课就要到中心校园去修了。

  我的新住处距离最近的校车站还有半小时的步程。那些愿意提供地下室给人住的单身老人们,大都住在房价比较便宜的地区,而靠近学校的住宅区房价是要贵很多的。

  半个小时的路程着实让我吃了苦头。前夜的风雪虽然停了,但人行道上的积雪却几乎过膝。积雪本不该这样深。但一大早,扫雪车就把路中央的雪全扫到路边做数。这里原本就很少看见行人,空旷的马路上,只有我步履艰难。

  我到达教室的时候,几层裤腿和袜子都已湿透,膝盖以下仿佛失去了知觉。

  恰巧今天高级控制学期中考试。我走进教室时,考试已经开始。不到二十个人,稀稀拉拉散坐在教室各处。两米高的男生把两根“树干”架在隔壁的座位上,铅笔叼在嘴里,皱着眉头苦思冥想。 表情严肃的教授看见迟到的我,目光中更多了几分严肃。我不敢怠慢,从他手中接过试卷,走到最近的座位坐下。

  胸腹侧部的阵痛妨碍了我书写的速度。 我从自己身上闻到浓重的油烟味道,昨夜那阵痛使我无法完成脱毛衣的动作,自然也是无法冲澡的。

  这气味使我心烦意乱,交卷时我还没有完成所有的题目。

  中午,我同大多数工程院的学生一样,到北校园的咖啡厅里吃午饭。这是一座很大的咖啡厅,里面有三家快餐店,一个便利店,不少的桌椅和一架任何人都可以弹的钢琴。偌大的北校园,除了此处竟没有其他餐馆,所以大部分的学生和员工都在这里吃午饭。我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别人吃的是售货机里买来的三明治或快餐店里买来的皮萨饼,而我吃自制的三明治,配上咖啡厅里不要钱的冰水。

  我的三明治很简单,两片面包夹一页火腿。我的午餐并不能果腹。但胜过早餐的一杯牛奶。我一天的给养都仰仗在中国楼的那顿不要钱的晚饭。每晚九点钟左右,客人稀少了,就到了中国楼员工开饭的时间,大厨顺手炒几个大锅菜,乘在两三个洗衣盆里,吃起来却格外的香。

  这天中午,我的行动由于伤痛而特别缓慢。午餐时间不得不延长了半个小时。于是当我走出咖啡厅大门的时候,我碰到了阿文。

  我们彼此惊讶不已。我想也许我们以往也曾经碰上,只不过谁也不曾留意罢了。

  阿文竟然和我同系。只不过,他是研究生。

  他穿了一件宽松的黑白格毛衣,配一条灰白色的牛仔裤;还戴了一顶NIKE的帽子,帽檐儿压得很低。

  他如此打扮,不说我也看得出是个年轻的“台胞”。

  他看上去的确不比我大。确切地说,应该是小着好几岁才对。不过我知道我的眼光向来也不大准确。我不是始终都觉得伟比我大好多好多岁吗?

  而伟实际上只比我大一岁。于是我不敢妄然估计阿文的岁数了。

  我庆幸碰到了他。因为我无需再走半个小时的路返回住处等他来接。我们约好下午四点在咖啡厅门口见面,然后搭他的车去中国楼。

  虽然我仍有些行动不便,但再次坐在阿文的车里,却比昨晚潇洒舒展了。

  我侧目观赏车窗外的风景。天色近黄昏,倾斜的阳光涂抹着满街的玉树银枝。原来,这里的冬天竟然如此美丽。

  马路上的积雪早已清理干净,阿文的八六年丰田花冠(Toyota Corola)风驰电掣。我们很快就到了中国楼,我俩一路无语。

  老板娘的问候充满关怀,使我深感不安。

  我的不安转眼变为沮丧——她给了我五十元钱,并对我说以后不用再来上班了。 我想她是怕了,毕竟,她根本不是我的姨妈。

  我有些不知所措,但为了这五十元和一顿晚饭,我仍然忍着疼痛干完这一夜。

  偶然在走廊里遇到阿文。

  他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很好。他又说干脆明天还是由他来接送,以便我早些恢复。 我说谢谢不必了,以后我不会来上班了。我内心一阵酸楚。这感觉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

  他一脸惊讶和惋惜的表情,却一时找不出恰当的话语来安慰我。 我连忙对他笑了笑,告诉他我明白他的意思。

  下班的时候,他叫住我,问我需不需要搭车。

  我说谢谢不必了,因为我必须把自行车骑回住处。

  他说可以把单车放在后备箱里。

  我说算了吧,怪麻烦的。

  他问我以后怎么办。 我说没关系,再找工作就是。

  他说不如你把电话留给我,说不定可以在我导师的实验室里替你找到工作。

  我于是把号码顺手写在一张餐巾纸上交给他。

  我想他自己多半没有拿到全奖,否则也不会需要打工。这样说来,他的导师应该不会有太多资助。我自然不抱希望。但还是更加感激他了。

  没有大锅饭吃了。我只好开始自己做饭。我从超市买来大包装的土豆和鸡腿,把它们炖在一起。

  第一锅我只放了盐和酱油做调料。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应该放的。

  酱油是我从美国超市买来的。那里的酱油反而比中国店便宜,但味道有些怪异。

  可想而知,这一锅鸡腿炖土豆的味道丝毫也不诱人。我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它们消灭光,然后又买了同样的鸡腿和土豆。

  吃到第三个礼拜,我看见任何貌似鸡腿的东西都觉得返胃。我于是把鸡腿换做排骨。如此调换,循环往复。

  我没能再找到工作。所有的中餐馆似乎都不再雇佣黑工,尤其是不会讲广东话的黑工。我眼看就要坐吃山空了。

  当我心情跌到谷底的时候,高级控制学考试的成绩鼓舞了我。尽管我没能把所有题目都做完,我的成绩依然是全班二十人里最高的。

  看来,清华的基础的确不凡。我虽然依旧听不大懂教授在课堂上的讲解,但翻开教科书来便觉一目了然。

  我的教科书都是一叠一叠厚厚的复印纸。美国的大学教材一本要七八十美元,绝非我财力所及。但书店间激烈的竞争就使我这样的穷学生有机可乘。我从书店买来新教材,连夜拿去复印了,第二天再送回书店退掉。

  那些复印纸上很快便堆满我的课堂笔记,中间夹杂了不少中文注解。我本来就不是爱惜书籍的人,这种廉价的单面教材对我再方便不过了。

  带着这新鲜的鼓舞,我继续在这寒冷的异地生存。还有两年,就两年吧,我就可以毕业了。

  我一连两周都没去那间咖啡厅吃午饭。我不太想见到阿文,他曾亲眼目睹我摔倒,目睹我被解雇,目睹我在中国楼的所有难堪经历。

  虽然在我摔倒那一夜之前,我一直都没有关心过他的存在,而且很有可能他也根本不曾留意过我,可一想到我在中国楼打工时的可笑样子,一想到我曾满身油烟地坐在他车里,我宁可不让他再见到我。

  然而对工作的饥渴使我又开始对阿文的导师抱起了一线希望。更何况,在学校实验室里工作不但收入高,而且是合法的。我终于又回到那间咖啡厅吃午餐。

  多日不来,咔啡厅似乎不如往日繁忙。冬日的阳光透过落地的玻璃窗,柔和地铺在咖啡厅的瓷砖地板上。一个大概是学音乐的黑人女孩,优雅地弹着钢琴,琴声委婉动人,我的午餐也随着那音乐,有意无意地放慢了许多。

  邻座有两个瘦瘦的男生在轻声探讨什么问题。两人均穿了紧身高龄的毛衣,抱臀的直桶西裤,其中一个面色较清秀的,脖间还围了一条白色的围巾,那装扮,看起来有些像五四时中国的进步青年了。

  我猜测他俩大约是从欧洲来的留学生,因为美国人向来以不修蝙蝠著称,在学校这类地方少有如此打扮的。 而且,两人交谈的声音虽然很轻,我却终于能够隐约听到一些——似乎是俄语或是什么,至少决非英语。

  琴声仍在继续,我手中的三明治却终于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纸杯中的冰水还剩着很多。按照以往的习惯,我该把那冰水一饮而尽,然后赶着去上课了。不过今天下午的课还早。我迟疑了一下,决定还是在此多坐一时。 阿文今天会不会来呢?

  我从书包中取出课堂笔记摊在桌子上,正要低头去看,余光中那邻座的男生站起来了。 是那较清秀的一个,竟踏着钢琴的琴声,挑起芭蕾来了。从那专业的舞姿来看,他该是舞蹈系的学生无疑。

  他的确很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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