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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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顿涮羊肉，便硬派做回民。
无需长篇大论，有这二十八字就足够勾清那帮小丑的面目了。
1976年刚过新年，中国大地迎来一个寒冷哀伤的春天。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举国悲痛，人心激愤。赵朴老立即写了挽诗：
大星落中天，四海波洞。
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
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
相业史谁俦？丹心日许共。
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
云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
我惭驽骀姿，期效铅刀用。
长思教诲恩，恒居唯自讼。
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
写完以后，朴老照例另抄一份寄给林林同志和我。晚上我去林老家，两人围坐在火炉边，反复吟诵，含泪无言，心中涌动着无法遏止的哀痛，深深感到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目前特别需要周总理这样的人物坐镇中枢，力挽狂澜。朴老挽诗末句，“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完全写出了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心情。
三个月之后的清明节，人民群众由周恩来逝世所引起对“文革”的不满和对江青一伙奸佞的愤怒达到无法遏止的高潮，于是酿成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行动。遭到江青那伙阴谋家、野心家的屠戮和迫害，一时间黑云压城，刀剑飞舞，到处追查政治谣言，追捕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在那个黯淡无光、欲哭无泪的日子，赵朴老把悲愤强压在心底，用委婉隐晦的笔调写了一首词《木兰花慢》（芳心）：
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雨听风过夜半。
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
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
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
两个月后，又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朱德委员长辞世。朴老同朱老总还是诗友，他挥泪作挽诗一首：
春初读公诗，意深而味永。
笃信导师言，丹心见耿耿。
电视近传真，雍容气深稳。
谓当享期颐，孰知变俄顷。
中宵噩耗传，万眼终夜醒。
回思创业艰，老辈存已仅。
堪伤一载余，叠见众星陨。
峨峨井冈山，巍巍杨家岭。
长庚傍日明，大旗凌霄炳。
史垂不朽功，人勉征程迥。
绕床想英烈，无语泪如绠。
那一年灾难频仍，二十天后，唐山突然发生大地震，一座工业城市顷刻间成为废墟，人民群众死伤惨重，本来就已颓丧沉重的人心更加彷徨无计。赵朴老经有关方面安排，暂时迁居阜成门内广济寺。有一天我去寺拜访问候，朴老随手递过一首诗，是地震后一天所作：
大波掀涌风雷激，齐向华胥破梦来。
地发杀机恣吼爆，物为刍狗任拉摧。
余生幸未循墙走，众力知能泯劫灰。
多难兴邦吾益信，窥垣熊虎漫轻猜。
老人指着诗中第五句笑着说：这里“循墙走”三字是纪实，我家的墙真塌了两处。我一边说“万幸万幸”，一边衷心钦佩朴老一贯处变不惊，在突发灾祸中仍然保持乐观精神，坚信“多难兴邦”的古训。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主席病逝，山河垂泪，举国同悲，几天后，朴老寄来挽诗并附一简：
我国迭遭大故，毛主席逝世，尤为不可弥补之损失，可胜哀痛！曾作挽诗二首，附奉左右，期与兄同此一恸，并希有以教我。
毛主席挽诗二首
忽播哀音震八方，人间方望晚晴长。
悲逾失父嗟无怙，杞不忧天赖有纲。
永耀环瀛垂训诲，群遵正道是沧桑。
乱云挥手从容渡，万古昆仑耸郁苍。
当年立志拔三山，终见神州奋翮翰。
更遣风雷驱鬼蜮，普教天地为回旋。
人心早有丰碑在，真理争从宝藏探。
满月中天瞻圣处，遗言永忆勖登攀。
（自注：主席逝世适值中秋月正圆时，圣处意为最高境界，见唐人诗。）
这可能是朴初老人十年动乱时期最后一首诗。他自然知道，即使挽毛主席诗，当时也不可能在被“四人帮”把持的报纸上刊登，寄给我无非“同此一恸”罢了。一个月后，四凶翦除，他以兴奋欣喜的心情写了不少诗词曲，不复有风雨如晦年月的黯然情绪，也就安详怡适地步入夕阳如火的金色晚年。
铭记那场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1）
——追忆《丙辰清明纪事》的出版
倘若同今天的青年人讲三十前的1976年，他们恐怕都会茫然不知所云，要是再谈那年发生的几件事，更会有隔世之感。但对中年以上尤其是老年人来说，那是终身难以忘怀、永远历历在目的一年。从年初的哀痛到年终的欢歌，那一年出了多少大事！国家的政治生活，经历了惊涛骇浪般的大动荡和大搏斗；亿万黎民百姓的思想感情，经历了大悲哀、大愤怒、大苦闷到大欢欣的巨大波澜。其中最惊心动魄的，就是那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上千万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声讨万恶的“四人帮”的自发祭奠活动，导致残酷的暴力镇压、被诬蔑为“反革命”的“天安门事件”。清明节以后，乌云压城，阴霾遍地，多少人遭到毒打、追捕、迫害，多少人流亡天涯。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之后，人民群众在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之余，共同的强烈愿望之一，就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然而，在一年时间里，“两个凡是”的迷雾弥漫，当时执掌舆论大权的领导人，竟然一再下令不许提“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胡耀邦同志策划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亲自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这两项全国性拨乱反正的头等大事，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党中央顺应民意人心，撤销原先的错误决议，宣布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终于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还它以本来面目。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天安门事件”平反消息一宣布，早已编成的《天安门诗词选》迅即公开出版，以后又陆续出了其他版本。我们也在《人民日报》上编发了整版的“天安门革命诗选”，满足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但是，总觉得这还远远不足以反映那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因而决定在报纸上举行一次征文，这个建议得到报社领导人胡绩伟、秦川、李庄等同志支持。1978年12月5日，在报纸第二版“要闻版”上刊登了《丙辰清明纪事》征文启事。启事一开始就说明缘起：“伟大的‘四五’运动，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革命行动。它以鲜明的战斗旗帜，磅礴的革命气势，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才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中，千百万群众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这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将以辉煌的篇章载入千秋史册……为了更充分地反映这一场全国规模的伟大革命运动，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真实的斗争纪录，使它更好地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我们特举办《丙辰清明纪事》征文，热烈欢迎全国广大读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予以支持。”
征文要求真实地记载1976年丙辰清明前后，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在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重庆、贵阳以及全国其他地区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恩来、愤怒讨伐“四人帮”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从一滴水看到大海，从一个侧面反映这场斗争的面貌。每篇稿件，不要求全面、详尽，但一定要真实、具体。不是道听途说，而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所感。同时，为了使征文工作做得更好，我们特请茅盾（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贺敬之（文化部副部长）、宋侃夫（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胡德华（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李宝光（全国妇联副主席）、沙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李季（《人民文学》主编）、冯牧（《文艺报》主编）和童怀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天安门诗抄》主编）等十一位同志担任顾问。他们都很关心支持征文工作，茅盾同志还题写了书名。
征文启事发表之后，很快，应征稿件就如雪片飞到我们文艺部来。反响之强烈，既在我们意料之中，又是始料所不及。除台湾以外，全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有寄稿件来的，仅仅半年多时间，来稿就达两千六百余件。作者不仅有工人、学生、干部、解放军官兵、报刊编辑记者，也有专业和业余文艺作者，更为难得的是还有家庭妇女、兄弟民族同志，还有驻外人员、香港和海外同胞。所有来稿的作者，都热情赞扬、全力支持这一征文。他们在来信里情真意切地写道：“我时常含着眼泪，怀念‘四五’运动中那些不畏强暴、敢于向那帮凶神恶煞开战的勇士。我有责任把我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我并不是为了登报、出名，我只是想：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永远不该忘记前驱者的血。”“征文启事使我产生了一股压抑不住的冲动。我感到我有责任，有义务把我见到的一切写出来，作为历史资料，留给子孙后代。”“我为自己文化低，不会写而苦恼。我曾经灰心地不想写下去了。后来，只是凭着，‘不写对不起周总理，不写对不起人民’这个信念，才勉强把它写完。”“对周总理的怀念，对‘四人帮’的仇恨，这就是我写这篇征文的动力。”“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山乡，虽然看不到天安门广场那种气势磅礴、悲壮激烈的场面，但是可以看到这里的人民的赤诚的心。”这样的信实在太多太多。有的初通文字的作者，为了完成一篇征文稿，耗费了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有一位作者，为了让我们准确了解4月5日这天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几起斗争的具体地点，还特意画了示意图。还有不少作者，寄来自己冒着风险拍摄和保存的照片。冰心老人经历十年劫难之后，刚刚恢复执笔不久，也参加征文，寄来一篇题为《等待》的散文，只有一千六百字，情深意挚，特别让我们感动。
铭记那场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2）
我们每天强抑住激动，噙着泪水，一篇篇阅读大量征文稿件，一次次受到感动和震撼，编选征文稿也是我们重温三年前“四五”运动历史和再一次接受教育的机会。每当我们读着那些在这场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冲锋在前的勇士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感受着那些不知名姓的革命战士、机关干部、工厂职工、大学生和少年儿童对周总理那种出自肺腑的爱戴和思念之情的时候，越来越深切地感到编辑《丙辰清明纪事》这本书的深远意义。这不仅仅是历史的珍贵资料，还是一本富有教育意义、形象、感人至深的教科书。最后，经反复挑选，从两千六百件征文中，选定一百四十余篇，五十四万字。其中有直接叙述北京和各地重大事件和斗争的，也有从不同的侧面、比较小的角度来反映丙辰清明人民心底的爱和恨的，从一个浪花；同样可以听到大海的呼吸。此书1980年1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就印了三万册。
编辑工作接近尾声时；我给征文顾问之一、老作家刘白羽去信；请他写篇序文。白羽同志一直是我们文艺部的老朋友；常有新作在报纸副刊和作品版发表。“文革”前我和他也常常晤面。但从大风暴一起；他的消息就一无所知；听说曾受林彪、江青党羽迫害；陷身囹圄。他的夫人汪琦是报社记者部主任；我们都曾被关在“牛棚”里；虽是难友；也不便打听白羽的近况。就在那年清明前不久；有一次在报社大楼北侧的王府井药店里；忽然看到他由女儿扶着在买药。显然已走出铁窗；稍稍获得一点自由；但看来身体大不如前；面容憔悴而苍白。劫后重逢；自然意外惊喜；但在药店里不便谈多少话；只问清他仍住在报社西边的红霞公寓；就匆匆握别。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半年之后；就迎来了十月春雷。
白羽同志在序文中；用慷慨激昂的语句；高度评价热情赞颂丙辰清明节那场伟大的群众运动：
“……铺砌天安门广场的每一块石头都是最雄辩的证人；经历千秋万代；它将告诉人们：一九七六年四月；在这里；泪滴凝结着仇恨；鲜血燃烧着怒火；真理与荒谬、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行了一场大搏斗。中国人民万众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