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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

投资王道-第10部分

小说: 投资王道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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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是有其优点的,可以补充西方市场经济若干不足之处。尽管美国的监管严密,若干条例刑事化,仍然有不少美国大公司,在管治方面出了人事问题,引致公司走向破产,例如近年的世界通讯(World)及安然(Enron)事件。这些公司负责人透过复杂的、不合法的交易虚报公司溢利,制造假帐,结果受到联邦政府起诉,但这只是亡羊补牢,不少股东的一生血汗已付诸流水。以今天香港监管水平,香港公司管治仍然处于一个灰色的“自律地带”,亦可以说是一个“无王管”的真空地带。有不少公司的管理层在公司连年亏损的情况下,仍然支取高薪厚禄,把小股东的资金亦侵蚀了,这点笔者会在第四篇讨论选择管理层时,再作详细说明。     
    虽然有部分国企的规模已晋身世界上最大的500家公司,但是管理层的薪酬比香港低很多。在阻吓管理层舞弊方面,中国的方式反而是最有效的,例如中银香港的“刘金宝事件”,并非由香港银监或香港的廉署主导,反而是由中国的执法机关最先发觉及采取行动;中银香港是一家香港注册、香港上市的公司,但香港执法机关在这事件上,如在五里雾中!证明香港的监管制度仍有漏洞。     
    2004年初重庆的“井喷事件”,引致多人死伤,结果中石油董事长马富才因此辞职,可见中国的问责制机制逐渐建立。事实上,油井爆炸的疏忽罪,在于四川地方的运作主管,而董事长的辞职令人感到国企在管治方面努力推行问责制。除了财务方面的透明度外,企业的运作亦要管理得百分百安全,不容许任何错失。长远来说,这可以增加投资人士对国企的信心。               
第三部分后来经济者的优势   
    笔者最同意邹教授的说法:中国13亿人口是有其好处的,因为这就是市场所在,需求所在。另一强项是:中国以一个后来经济者,反占优势。     
    由九十年代初期上海及深圳成立股市至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开放的步伐是有秩序的、有规划的。早期容许地方政府及较细规模的企业上市,后来更容许民间企业,到最近几年很多重点的国家企业都陆续上市。国务院属下的企业仍有180家未上市,包括4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仍处于改革当中。     
    笔者认为有秩序的、有规划的开放政策,是领导人的远见,我们用电讯市场的发展作为例子说明。香港的移动电话业务,早在七十年代末期由香港电话公司引入。开始时是用模拟制式,俗称“大哥大水壶手机”。发展到八十年代后期,营运商推出PCS的单向手机,只能打出,不能接收,要配合传呼机使用,二者都不甚受欢迎。九十年代2G急速发展,即现时仍沿用的GSM及CDMA数码声音传送制式。现时,香港已有6家移动电话经营商,和黄更于今年初推出了3G的手机服务。在科技的急速发展过程中,和黄曾错误投资在PCS的单向手机,最后要作出拨备来撇帐,结束这不受欢迎的玩意。营运中的CDMA服务,客户人数日渐减少,没有经济效益,早晚定必被淘汰。     
    中国的电讯市场改革是有规律的,脱离纯市场经济的风险。移动电话市场发展步伐比香港慢,但慢的好处是可以看清楚科技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移动电话刚起步便使用GSM,后来亦用了CDMA,开始便到达稳定的平台,避免了在未成熟的科技平台上浪费资源,感觉上是“迟来先上岸”。现时中国迟迟不肯发展3G,亦是明智之举,在这个阶段,2G的收费在国内是有秩序的回落,中国13亿人口中,只有5个经营商:中移动、中联通、网通、铁通及中电信,但实际上最大的只有中移动及中联通两家。在开明的政府领导下,容许有限度竞争,容许价格有秩序下跌。从长远角度来看,有限度的竞争令经营商可以有利可图,可以有足够的资金用作持续投资。另一方面,领导人亦希望手机的月费,能够逐步下降,让更多人可以使用这种服务。从经营者的立场来看,中国移动电话市场的增长率比其他国家快,尽管收费持续下降,仍然是一盘有利可图的生意。迟迟不发展3G,一方面要看清科技方向,另一方面要让这些大经营商累积更多资金,等到时机成熟时,才决定投资在什么科技方面,是3G或4G,若后者发展成熟,那么中国市场便可以跳上一个更稳定、更高科技的平台。     
    2007年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的时候,外商投资中国电讯市场仍然受到限制,最多只准持有固网或移动电话经营商股权的49%,领导人当然考虑到国家安全,不想市场被外商所垄断。本国经营者能够保留控制权,有足够的竞争能力抵挡外来的竞争。当然,有些观察家表示,中国坚持自行发展3G科技,也是考虑军事秘密可能外泄,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作为重要的战略设备,保护电讯市场亦是无可厚非。笔者认为领导人是有远见的,开放过程中,很多“下游工业”及零售业都已经全面开放,但国家的重要战略市场,则受到特别保护。     
    除了上述的电讯市场,现在的石油开采权都是由3家公司所统筹:中石油、中海油及中石化,外商只限于与这3家公司合作,所以外商不可能垄断中国石油市场,石油当然是军事上的主要战略商品。     
    根据世贸协议,人寿及财产保险市场已逐步开放了。现在只容许外资的保险公司,以合资形式,直接在大城市推广其产品。2004年12月将会实施全国性开放,不过外资仍然受制于合资形式(控制权不可超过51%),接受中国保监会的监察,避免外资因外围的损失而拖累其中国业务。传闻中国将实施强制性的汽车第三方险,届时外资可能无法参与。这一切措施减低了竞争,有规模的保险公司,像中国人寿及中国财险,能够保留他们的市场经济专利。     
第三部分从哪个市场投资中国股票最明智   
    邓小平先生是很有远见的,在他领导下,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85年上海开始有国企“法人股”股票转让(0ver…the…counter)。1990年上海股市正式成立,1991年深圳股市亦成立了。邓小平先生可能见到英国撒切尔夫人能够成功地改革英国国企,并成功地将国企透过上市私有化,所以中国设立了股票市场,走向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在整个股市发展过程中,上海和深圳有A股(只准许国人买卖)及B股(容许外国人买卖)。     
    中国的A、B股市场,有接近1;300家上市公司。但总市值仍比香港小。中国的A股市场到目前仍未有迹象会开放。虽然有QFII成立,容许外国机构性投资者购入中国A股市场的股票,但活跃程度不高,外国机构投资者的主要目的,是利用QFII将外币转为人民币,期望人民币升值。A股市场的大型国企数目比较少,除宝山钢铁、扬子电力、一些汽车及银行股外,规模较大的企业,已在香港以H股或红筹的形式上市了,其中有29家同时在国内及香港上市。不过A股股价往往较香港等同的H股及红筹昂贵,平均市盈率达到30倍,比较港股现时的19倍(恒指14;000点)高出许多,以2004年11月24日的收市价计算,29家同时在国内及香港市场上市的企业,其A股价格较香港股价格平均高出44。1%。所以笔者暂时不会考虑A股市场。     
    B股市场是开放予外国投资者的。现时上海B股市场有50多家企业上市,与深圳B股市场上市企业数目相差不远,但他们的成交都非常稀疏。一只交投最活跃的股票,单日成交只有数千万元,交投稀疏的,则只有数万元甚至没有成交,大部分成交平均少于一百万元。所以,作为投资市场,笔者亦不会考虑。以香港为例子,一家大规模的国企,如中石油、中移动等,单日成交动辄以数亿港元计,所以外国机构投资者,会选择香港这个市场作为投资中国企业的跳板。     
    在香港以H股或红筹股形式上市的公司超过130家,而且成交活跃,能够容易买卖。另外,最大型的国企亦在香港上市,笔者相信4大银行,最终亦会在香港及纽约上市。     
第三部分红筹及H股在香港上市的经验   
    1982-1985年中英谈判时,香港地产风雨飘摇,为挽救信心及疲弱的地产市道,香港政府将花园道一号,以10亿港元的友谊价卖给中国(香港)银行,当时中银买入这块地皮,是要对香港投下信心的一票。早期来港的中资企业,带有政治使命,旨在稳定当日香港的政局。光大集团(红筹买壳上市的始创者)是最早来港的红筹。在八十年代初,中国光大集团携同资金来港设立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是王光英,代表国务院直辖的贸易单位。王光英是刘少奇主席遗孀王光美的弟弟。光大集团来港后便买壳上市,王光英来港的使命,第一是要投香港政治前景信心的一票,第二是让国家领导人体验市场经济的运作,香港人当然视他为北京驻港的商务代表。当时李嘉诚便与王光英达成协议,将部分卖不出的城市花园单位售予光大集团,以证明北京对香港地产很有信心。李嘉诚在卖出城市花园的住宅单位予光大集团时,长实系属下的上市公司国际城市(城市花园发展商)股价急升,而李嘉诚则被牵涉入国际城市的内幕消息买卖。虽然光大没有直接参与国际城市的股票买卖,但最后王光英被调回北京了。经过这个挫折之后,北京又透过中国信托投资公司的主席荣毅仁,由他委派其子荣智健带资金来港投资,再对香港政治信心投下一票,荣智健成立办事处,透过买壳(泰富)的形式上市,成为今天的中信泰富,后来更收购了大昌行的业务。     
    进入九十年代,中资企业来港上市卷起第二个浪潮。越秀、粤海、首钢……这些地方国企,也透过在香港买壳上市,但他们再不是带有政治任命,而是要筹集资金回祖国投资。1993年香港政府决定要尽量开放香港的股票市场,容许国企能够以国内注册的公司来香港上市,称为H股;或者以香港注册的公司在香港直接上市,简称“红筹”。上述措施令国企无需再透过买壳上市了。     
    在1993年,第一家国企青岛啤酒来港以H股形式上市,哄动一时,因为这品牌的啤酒当时在香港颇受欢迎。除青岛啤酒外,后来还有上海石化、仪征化纤、镇海炼油及马钢等。     
    另一个浪潮出现于1996-1997年。当时上市的国企有:北控、上实、燕化、鞍钢、大唐发电、华能国际、江苏宁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江铜、深圳高速、浙江沪杭甬和中移动。接近2000年时,更大型的国企像中石油、中联通和中石化也陆续来港上市。               
第三部分筛选“千里马”的标准   
    伯乐筛选“千里马”必有他的标准。以下的指引是用来选择有“市场经济专利”的中国企业:     
    (一)中国经济现正处于由工业带动的起飞时刻,正如日本处于六十至八十年代一样,高速经济增长营造大好营商环境;     
    (二)要合乎拥有“市场经济专利”的要求,这些公司的服务或产品,必须是无可取代的;     
    (三)市场对这些服务及产品的需求是重复性的,所以是有增无减的;     
    (四)竞争当然是无可避免,但不是陷入“割喉式”的过度竞争;     
    (五)公司行业前景比较稳定,受经济循环的影响比较轻微;     
    (六)公司纯利及营业额的增幅都要比经济增长快;     
    (七)股东资金回报率不少于双位数字。     
    笔者希望将过去30年分析公司的经验,每个行业的独特经营窍门公诸于世,方便投资人士在作出投资决定的时候,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及根据,正如广东人的俗语:“女人最怕嫁错郎,男人最怕入错行”。在现时如此复杂的社会中,就算单以香港130多家H股及红筹来看,也有很多不同行业,只有少数是属于有“市场经济专利”的生意,大部分行业属于过度竞争的生意(modity Business)。               
第三部分轻工业是过度竞争的生意(1)   
    大部分老一辈的香港人,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的轻工业发展,所以投资界对工业股的评价,比较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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