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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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其它语言中，象捷文、波兰文、德文与瑞典文中，这个词是由一个相类似的前缀和一个意为“感情”的词根组合而成（同——感）。比如捷文，son…cit；波兰文，wSp'ox…Czucies德文，mit…gefUhI；瑞典文，med。从拉丁文派生的“同情（共——苦）”一词的意思是，我们不能看到别人受难而无动于衷；或者我们要给那些受难的人以安慰。另一个近似的词是“可怜”（法文，pitiez意大利文，等等），意味着对受苦难者的一种恩赐态度。“可怜一个女人”，意味着我们比她优越，所以我们要降低自己的身分俯就于她。这就是为什么“同情（共——苦）”这个词总是引起怀疑，它表明其对象是低一等的人，这是一种与爱情不甚相干的二流感情。出于这种同情去爱一个人，意昧着不是真正的爱。
　　而在那些同词根“感情”而非“苦难”组成“同情”一词的语言中，这个词也有近似的用法，但很难说这词表明一种坏或低一级的感情。词源学给这个词暗示了另一种解释，给了它更广泛的含义：有同情心（同——感），意思就是不仅仅能与苦难的人生活在一起，还要去体会他的任何情感——欢乐，焦急，幸福，痛楚。于是乎这种同情表明了一种最强烈的感情想象力和心灵感应力，在感情的等级上，它至高无上。
　　在特丽莎向托马斯道出自己针刺手指的梦的同时，她不甚理智地暴露了自己曾搜过对方的抽屉。如果特丽莎是另外一个女人，托马斯再也不会与她说话了。特丽莎明白这一点，说：“把我赶走吧！”与之相反，他抓住了她的手，吻她的指尖。因为那一刻他自己也感到指尖痛，如同她的指尖神经直接连通着他的大脑。
　　隐私是神圣的，装有个人信件的抽屉是不能被打开的。任何不曾得助于同情（同——感）魔力的人，都会冷冷地责备特丽莎的行为。可是，同情是托马斯的命运（或祸根），他觉出自己跪在打开的抽屉前，无法使自己的眼光从萨宾娜的信上移开。他理解特丽莎了，不仅仅是他不能对特丽莎发火，而且更加爱她。
　　她的仪态越来越惶乱不宁。自从她发现他的不忠以后又过了两年，情况越来越糟，毫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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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不能抛弃他的性友谊吗？他能够，可那会使他内心分裂，他无力控制自己不去品味其他女人，也看不出有这种必要。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的战绩并没有威胁特丽莎，那么为什么要断绝这种友谊呢？在他眼里，这与克制自己不去踢足球差不多。
　　可这事儿仍算一件乐事吗？他去与别的娘们儿幽会，总是发现对方索然寡味，决意再不见她。眼前老浮现出特丽莎的形象，唯一能使自己忘掉她的办法就是很快使自己喝醉。自他遇见特丽莎以来，他不喝醉就无法同其他女人Zuo爱！可他呼出的酒气对特丽莎来说又是他不忠的确证。
　　他陷入了一个怪圈：去见情妇吧，觉得她们乏味；一天没见，又回头急急地打电话与她们联系。
　　给她最多舒坦的还是萨宾娜。他知道她为人谨慎，不会把他们的幽会向外泄露。她的画室迎接着他，如一件珍贵的旧物，使他联想起过去悠哉游哉的单身汉日子。
　　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了多大的变化：现在，他害怕回家太迟，因为特丽莎在等她。这一天，他与萨宾娜交合，萨宾娜注意到他瞥了一下手表，想尽快了事。
　　她裸着身子，懒懒地走过画室，在画架上一幅没画完的画前停了下来，斜着眼看他穿衣服。
　　他穿戴完毕只剩下一只光光的脚，环顾周围，又四肢落地钻到桌子下去继续寻找。
　　“看来，你都变成我所有作品的主题了，”她说：“两个世界的拼合，双重暴光。真难相信，穿过浪子托马斯的形体，居然有浪漫情人的面孔。或者这样说吧，从一个老想着特丽莎的特里斯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美丽的世界，被浪子贩卖了的世界。”托马斯直起腰来，迷惑不解地听着萨宾娜的话。
　　“你在找什么？”她说。
　　“一只袜子。”她和他一起把房子找了个遍，他又一次爬到桌子下面去。
　　“你的袜子哪儿也找不到了，”萨宾娜说，“你一定来的时候就没有穿。”“怎么能不穿袜子来？”托马斯叫道，看看手表，“我会穿着一只袜子到这里来吗？你说？”“没错，你近来一直丢三拉四的，总是急匆匆要去什么地方，总是看手表。要是你忘了穿一只袜子什么的，我一点几也不惊讶。”他把赤脚往鞋里套，萨宾娜又说：“外边凉着哩，我借你一只袜子吧。”她递给他一只白色的时鬃宽口长袜。
　　他完全知道，对方瞥见了自已Zuo爱时的看表动作，一定是她把袜子藏在什么地方以作报复。外面的确很冷，他别无选择，只得接受她的赐予，就这样回家去，一只脚穿着短袜，另一只脚套着那只宽口的长袜，袜口直卷到脚踝。
　　他陷入了困境：在情人们眼中，他对特丽莎的爱使他蒙受恶名，而在特丽莎眼中，他与那些情人们的风流韵事，使他蒙受耻辱。
　　为了减轻特丽莎的痛苦，他娶了她，还送给她一只小狗（他们终于退掉了她那间经常空着的房子）。
　　小狗是他某位同事一条圣伯纳德种狗生的，公狗则是邻居的一条德国种牧羊狗。没有人要这些杂种小狗，同事又不愿杀掉它们。
　　托马斯看着这些小狗，知道如果他不要的话，它们只有死。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共和国的总统站在四个死囚面前，仅有权利赦免其中一个。最后，他选了一条母狗。狗的体形如德国牧羊公狗，头则属于它的圣伯纳德母亲。他把它带回家交给特丽莎，她把它抱起来贴在胸前，那狗当即撒了她一身尿。
　　随后，他们设法给它取个名字。托马斯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丽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那本书，建议让狗名叫“托尔斯秦”。
　　“它不能叫托尔斯泰，”特丽莎说，“它是个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样？”“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说，“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脸，它太象卡列宁，对，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经常想象中的样子。”“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的性机能吗？”“完全可能，”托马斯说，“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们叫得多了，可能会发展同性恋趋向。”太奇怪了，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宁是例外，决心与特丽莎相好。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总是敲敲那小狗的头：“干得好，卡列宁！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我不能安顿好她，你可一定得帮我。”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之后，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这是1968中8月，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院长，一位内科大夫，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曾与托马斯结下了友谊。他为托马斯担心，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
　　因为特丽莎的缘故，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他估计她不会愿意离开这儿。在占领的头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游，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有一次，她做得太过火，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她被捕了，在占领军指挥部里过了一夜。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可他们刚一放走她，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我为什么要去？”“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为什么不能？”“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这倒是真的：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队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字报，有讽刺小品，格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丑。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在电台作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不时喘气，讲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
　　这个妥协使国家幸免了最糟的结果：即人人惧怕的死刑和大规模地流放西伯利亚。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来日方长，它将永远结结巴巴，苟延残喘，如亚力山大。杜布切克。狂欢完了，接下来是日复一日的耻辱。
　　特丽莎向托马斯解释了这一切。他知道，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因，亦即她要离开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从未真正感受过快乐。
　　那些天里，她穿行于布技格的街道，拍摄侵略军的照片，面对种种危险，这算是她一生中的最佳时刻。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她才享受了少许几个欢乐的夜晚，梦中的电视连续剧才得以中断。俄国人用坦克给她带来了心理平衡。可现在，狂欢过去了，她重新害怕黑夜，希望逃离黑夜。她已经明白，只有在某些条件下，她才能感到自己的强健和充实。她期望浪迹天涯，到别的地方寻找这一些条件。
　　“萨宾娜已经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马斯问。
　　“日内瓦不是苏黎世，”特丽莎说，“她在那儿，困难会比在布拉格少得多。”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托马斯同意了特丽莎移居的要求，就象被告接受了判决。一天，他和特丽莎，还有卡列宁，发现他们已置身于瑞士最大的城市里。
　　他为空空的公寓买了一张床（他还没有钱添置其它），并以一个四十岁男人的狂热，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开始了新生活。
　　他打了几个电话到日内瓦。俄国入侵一周之后，那里碰巧举办了萨宾娜的作品展览。她在日内瓦的赞助人出于对她弱小祖国的同情，买下了她的全部作品。
　　“多亏了俄国人，我才成了阔太太。”她说着，在电话里笑起来。她请托马斯去看她的新画室，并向他保证，这间画室与他所熟悉的布拉格那间差别不大。
　　他不是仅仅因为高兴过分而不能去见她，而是在特丽莎面前找不到离家外出的借口。于是，萨宾娜到苏黎世来了，使在旅馆里，托马斯下班后去见她。他先从旅客登记处给她打电话，然后上楼。她开门时，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圆顶札帽，身上除了短三角裤和｜乳罩以外什么也没穿，露出了美丽的长腿。脑站在那儿凝视着他，不动，也无任何言语。托马斯也一样。突然，他意识到自己深深地震动了，从她头上取下礼帽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他们一声不响地开始Zuo爱。


　　从旅馆里回家来（现在家里已有了桌子，椅子，沙发与地毯），他高兴地想到，他肩负这种生活就象蜗牛肩负着自己的房子。特丽莎与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互相排斥不可调和，然而都不可少。
　　但事实是，如果他每到一处都带着这样的生命支撑体系，象带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么这意昧着特丽莎还得继续她的噩梦。
　　他们在苏黎世住了六、七个月，一天晚上，他回家晚了，发现她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她已去了布拉格，说她离去是因为缺乏侨居国外的力量。她知道她应该尽力支持他，但她不知道怎么做。她原来一直傻里傻气地以为国外的生活会改变她，以为经历入侵事件以后她不至于弱小如故，会长大，长得聪明而强壮，但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负担，不愿意继续成为负担。趁眼下还来得及，她得作出这个必要的决定。她还向托马斯道歉，说她带走了卡列宁。
　　他服了一些安眠药，可直到翌日凌晨，仍没合一下眼。幸好是星期六，他可以呆在家里。他一次又一次考虑眼下的形势：他的祖国已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断了往来。电话和电报是找她不回来的。当局也绝不会让她今后出国旅行。与她的分离看来已成定局。
　　意识到自己完全无能之后，他象挨了当头一棒，但又有一种奇异的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