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宝秘术-第22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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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这完全是讲力道、极雄强刚劲的书风。

　　　　此图又称为“笔阵出入斩斫图”，正可见其用心之所在。

　　　　在卫夫人以前，书艺确实也是以雄健为主的。

　　　　蔡邕之前的王次仲，《书断》说他“奋斫扬波交戟横戈兮气雄逸”；张芝，羊欣说他“精劲绝伦”。

　　　　蔡邕的字，《述书赋》说他“启戟弯弧，星流电转”。

　　　　魏晋间名家，如韦诞，梁武帝说他“龙威虎振，剑拔弩张”；皇象，羊欣说他“沉着痛快”；晋元帝，《述书赋》说他“如发刃，剑客得志”；索靖，则自称他是“银钩虿尾”；又傅玄，唐人评为“如项羽投戈，荆轲执戟”。

　　　　凡此等等，俱可见论书重视骨体、气势、力道，是汉魏两晋的主流。

　　　　据《书史会要》云：“王旷与卫氏，世为中表，故得蔡邕书法于卫夫人，以授羲之”。

　　　　卫夫人之法，无论传自蔡邕抑或钟繇，遂都不能不是雄强的。从这一方面看，卫夫人以斩斫论书，也可说是渊源有自的。

　　　　然而，在大潮流中也不是没有小支流。

　　　　在雄强的书风之外，也仍有一些表现为柔美的作家与作品。例如张芝的弟弟张昶，风格就与老哥不同。

　　　　《书断》说他“虽筋骨不及，而妍华继之”；《书后品》说他“西岳碑，但觉妍冶，殊无骨气”。

　　　　这显示此时也存在着一种妍媚的书风。

　　　　其后有刘德升，据说是行书的创始人，《书断》亦谓其书“丰赡妍美，风流婉约”。

　　　　这也是妍美的。

　　　　大抵劲健之书，强调筋骨；妍美之书，则有肉感。

　　　　所以用“丰赡”来形容妍美，而说此类字的筋骨较弱些。

　　　　妍美之书，亦因此而较肥；劲健之字，因此而较瘦。

　　　　瘦硬显骨力、丰润见姿态故也。

　　　　卫觊是瘦劲的，羊欣说他“草体微瘦”，《书小史》也说他“草体伤瘦”。

　　　　钟繇亦瘦，羊欣云：“繇与胡昭俱学于刘德升，而胡书肥、钟书瘦”。

　　　　由此可知其时肥与瘦、筋骨与肉、刚健与妍美已渐渐形成一种对比了。

　　　　卫恒的字，似乎就是偏于妍美的。

　　　　袁昂书评，谓其“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书后品》说他“纵任轻巧，流转风媚”。

　　　　若如此，卫夫人由此渊源而得柔美之风，也非不可能之事。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书写，本来就具有男性的意象。

　　　　笔，仿佛***在无抵抗、滑如女儿肤的纸张上进行书写，而且展现雄强、刚健、劲力等雄性特质，对女性书家来说，乃是本质上不公平之事。

　　　　所以女性若能发挥其女性特质，改变这种**书写的性质，转换成一种女性书写，体现出阴性风格，才能称得上是独立的女性书家，而非仅在模仿男人、或学习男性书风的格局中讨生活，把自己驯化或改造成一位“入阵斩斫”的刀锋战士。

　　　　因此，从这个观点说，卫夫人若真能展现出“插花舞女，低昂美容”之姿，反而是值得称道的。

　　　　当然，传统书论者不会这么认为。

　　　　传统书论不见得都是大男子主义，但书法这门艺术是以线条为其基本构成元素的，线条讲究刚、雄、有力量，是其基本要求。

　　　　为什么不以软线条为主，而要强调线条的硬度呢？因所用之毛笔本是软毫，软毫写在软纸上，当然会以劲健有力来表现其工夫。

　　　　线条无力就不会好看。

　　　　唐太宗批评萧子云：“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说他无筋骨（见《王羲之传论》），就是据此而说。

　　　　其次，字被拟象为人，一个人若骨架子不佳，站立坐卧也均不会好看，所以论字以植骨为先，强调骨体、骨法，也是很自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书法的评价标准，往往就会重阳刚而轻阴柔。

　　　　卫夫人入阵斩斫之说，广获推崇，即由于此。

　　　　那么，我们要赞叹卫夫人以一女子而传雄健斩斫之术，为百代宗师呢，抑或要遗憾她未另立一宗，以阴柔妍媚自别于刀戟斩斫之队？

　　　　还是要惋惜她毕竟是个女人，写字仍不免于柔婉？

　　　　或者，索性要称扬她的柔美？

　　　　在此，显然吾人极难予以论断。

　　　　不过，也许这是个有意义的矛盾。

　　　　卫夫人书，既有人认为它刚劲，也有人觉得它柔美，她徒弟王羲之的情形不也一样吗？

　　　　梁武帝曾说王羲之“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唐人书评，谓其“如壮士拔剑、壅水绝流。头上安点，如高峰坠石；捺一偃波，如风雷震骇”，也特别指出它雄强的性质。

　　　　但陶宏景即曾说过羲之《乐毅论》《太史箴》等“笔力妍媚”。

　　　　后来传世书迹，确实也偏于秀美，以致韩愈批评“羲之俗书趁姿媚”。

第三五三九章　同治粉彩的故事（）　
清朝时，会稽女子商婉人工楷法，曾仿吴彩鸾写二十三先与二十四仙两部，沈芳题诗云：“簪花旧格自嫣然，颗颗明珠贯作编，始识彩鸾真韵本，廿三廿四是先仙”。

　　　　书格如此，男子又何敢藐视？

　　　　后之习书者，当于此取鉴焉。

　　　　对于这些女性书法家的书法，张天元自然也是有几分赞叹的。

　　　　杜伯特给他的这些东西，除了部分碑帖之外，仍旧是有大量书法真迹的。

　　　　由此就可以看出，杜伯特这家伙还真得是被吓住了，才会拿自己的珍藏来给张天元看。

　　　　“这些东西的确不错，但用来交换性命，未免还不够资格吧？”

　　　　张天元笑眯眯地看着杜伯特说道。

　　　　“别着急啊，下面还有。”

　　　　取开了那些书法，张天元发现下面的确放了不少东西，主要是瓷器和金器。

　　　　但一眼望去，最起码有九成都是赝品。

　　　　本来他很生气，不过其中两样东西，却让他暂时压下了火气。

　　　　他再想，杜伯特这个家伙，终究不是古董方面的行家，大概是被人给忽悠了吧，或许就连杜伯特自己也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居然有那么多的赝品。

　　　　他看向了其中一件瓷器，这是真品中唯一一件瓷器。

　　　　这是一只“同治年制”梅花粉彩瓷碟。

　　　　碟上绘有几个人物，似乎在玩鸟，唐宋时期人们爱将鹞当宠物，鹞，是一种凶猛的鸟，样子像鹰，比鹰小，捕食小鸟，通常称“鹞鹰”、“鹞子”，但性格很温顺。

　　　　富有的人家常常以玩鹞为荣，连唐太宗都爱玩鹞，有“太宗怀鹞”的故事你可以查查。

　　　　“太宗怀鹞”见于唐人刘悚的，讲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名臣魏征的故事。

　　　　唐太宗素来喜欢玩鸟，有一天，他得到一只形态俊异、毛色漂亮的鹞鸟，太宗十分宠爱这只鸟，“私下里把鹞鹰架在胳臂上玩。”

　　　　这时，魏征从远处走来，太宗急忙把鹞藏在怀里；著名谏官魏征心中有数，却装作不知，上前向太宗禀告政事。

　　　　之后，他又娓娓讲述古代帝王由于贪图安逸享乐、沉醉声色犬马，最终丧国灭身的事。

　　　　大有劝谏“明君”之意。

　　　　由于魏征有意拖延时间，致使太宗藏在怀里的鹞鸟快要憋死了，太宗心感可惜，但他还是敬重魏征，不想挑明打断他的话。

　　　　魏征便没完没了地讲，直到鹞鸟死在太宗的怀里。

　　　　想来也有意思，作为一国之君的唐太宗，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也有自己既敬重又畏惧的人。

　　　　长期担任“谏议大夫”的魏征，是辅佐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主要谋臣，他常常劝谏太宗以亡隋为鉴，居安思危，行圣贤之治。

　　　　魏征以“忠耿直谏”著称，太宗以“善纳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佳话千古。

　　　　所以，才有了后来古瓷上的这类绘画，传世不绝。

　　　　历史上，唐太宗就曾将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座右铭，并留下“三镜自照”的比喻：“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以至魏征比他早逝，他便哀叹“朕痛失一镜也”。“

　　　　太宗怀鹞”的故事，也反映出唐代比较开明的政治风气。

　　　　我们知道：唐太宗和魏征，一直被看作是历代贤君直臣的楷模。

　　　　魏征活着的时候，唐太宗把他当作“镜子”，还主动结成亲家。

　　　　魏征去世时，太宗“废朝五日”，亲笔撰写碑文。

　　　　然而，魏征尸骨未寒，太宗就出人意料地变了脸，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对于太宗这种异常举动，有人认为，是魏征生前大力举荐的杜正伦、候君集接连落马，伤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认为，是魏征曾将自己记录的与太宗的谏诤言辞，拿给负责编写的褚遂良作参考，犯了太宗的忌。

　　　　这两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却是因为魏征屡次过火的“犯颜直谏”，甚至刻意蒙死鹞鸟，使唐太宗产生逆反心理。

　　　　其实，唐太宗是史上少有的明君，为了开创大唐盛世，为了实现“千古一帝”的梦想，所以，他给了魏征“无限话语权”，让魏征时刻提醒和劝谏自己。

　　　　在国事上，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好像在教诲一个没有主见的幼主；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长辈，苦口婆心，声泪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

　　　　据史料记载，魏征在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内，有史籍可考的“谏奏”前后达200余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时候都让唐太宗下不了台。

　　　　魏征比唐太宗大20岁，年龄与见识上的差距，情感与代沟上的隔阂，必然会造成二人之间的冲突。

　　　　魏征在呕心沥血的同时，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张、理想、爱好和私生活。

　　　　唐太宗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标新立异的开拓劲，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权，在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干涉和阻扰。

　　　　难怪，有一次唐太宗当着长孙皇后的面大骂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庄户佬不可！”

　　　　能把“从谏入流”的唐太宗“逼”到这个份上，魏征的进谏确实积极过了头。

　　　　俗话说，爱太深，容易出裂痕。

　　　　魏征这种慈父般的过火关爱，在唐太宗眼里却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

　　　　当皇帝的，在很多时候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这种长期逐步累积起来的压抑，总会突然喷发，而魏征的“荐人失察”和“谏言外流”不过是唐太宗“悔婚砸墓”的导火索。

　　　　贞观十八年，不听劝谏、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丽受挫后，不由得发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长叹，立即“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由此可见，人总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谛，太宗也不例外。

第三五四零章　剑走偏锋的画（）　
另外一件真品，是一只很漂亮的“金蝉流响玉叶中”金器。

　　　　宋词中有脍炙人口的名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这种令人向往的“金玉结合”，在文物中有许多例子。战国时期有鎏金镶玉带钩，汉代有金缕玉衣，而明代则有这件独树一帜的金蝉玉叶。

　　　　明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快展，“土豪”数量迅增长。为了满足他们的炫富心理，金银器制造业也随之勃兴。

　　　　厚葬风气的兴起，使明代墓葬中随葬的金银器大量增加。

　　　　与宋元时期相对朴素的金银器风格不同，明代金银器工艺开始趋于复杂，且多镶嵌各种宝石，富贵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一时期的小说、戏曲里也有很多关于金饰的细节。

　　　　如《金梅》（不要想歪！里面真的描写了不少金银饰！）第八回，潘金莲从西门庆头上拔下一根簪子，“却是一点油金簪子，上面錾着两溜子字儿”。

　　　　第九十五回，从前是丫头的春梅摇身一变，成了“住着五间正房，穿着锦裙绣袄，戴着金梁冠儿”的贵妇。

　　　　《型世言》第三十六回，书手张三进入冯家行窃，撬开箱子，掉了里面的“一顶金冠、两对银杯、一双金钗、几枝俏花”。

　　　　说起来，金蝉玉叶也和簪子有关。

　　　　它的全称是银托金蝉玉叶簪，出土于明代张安晚家族墓地14号墓，墓主人是张安晚的侍妾。

　　　　金蝉双翼微微张开，趴在玉叶上面，好像随时准备张开双翅飞走或向前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