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宝秘术-第22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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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江。
接触过张静江的人都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形虽犹如雨果名著《巴黎圣母院》中的怪人“卡西莫多”，但实则是个自信、爱交际且富有幽默感的人。
人不可貌相，他积极投身中国的革新事业，很快便成为中国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
张静江到巴黎后，开起了一家专门经营中国货的商号，起名“通运”，焕文就被安排在这里做事。
第三四三五章 罪人（二）（）
从此，焕文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他剪了辫子，脱了马褂，学着巴黎人的打扮，穿起西装三件套，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系带皮鞋，笔挺的圆翻领白色衬衫，头发染得乌黑油亮，一扫身上原本的乡土气，从仆人变成了公司雇员，这无疑是迈上了一个台阶。
中国当时的特产，在运通公司里应有尽有，丝绸、茶叶、地毯、瓷器、古玩和漆器，焕文虽对丝绸茶叶略微在行，但古玩以前还从来没摸过，只在南浔张家做工时见过这些到处摆放的值钱玩意儿。
不过一旦上手的机会来了，他很快就触类旁通，欣赏和把玩古董到后来成了他一生最大的乐趣。
焕文天资高，凡事进取，干起活来又很卖力，并且对市场有天生灵敏的嗅觉，很快就被任命做了掌柜，渐渐成了公司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通运号的生意并不是一帆风顺，刚开始时，法国人不熟悉也不习惯中国的东西，所以光顾的人并不多，连茶叶和丝绸都不好卖。
卢芹斋曾描述过当时的处境：“我们卖什么都赔，除了古董。……就这样，在经历了初期的亏损后，我们不再做其它产品的生意，而是主攻古玩市场。”
地毯、字画、玉饰、漆器、官窑瓷器和鼻烟壶在巴黎的店里琳琅满目，非常抢手，往往来不及上架就出手了。
古玩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一只宋代的小白瓷碗从西山以10块大洋进价（约合1。5美元），通运转手就能卖1万美元的高价，一尊陶瓷观音以300大洋（约合45美元）的价格从和尚手里请来，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50万美元收购。
通运号的生意果然财运亨通，但已经不适合焕文做下去了。
张静江把他的金钱和心思都用在了中国革新上，并于1908年决定搁置通运公司的事物，毅然返回中国辅佐孙中山的开国事业。
而焕文却没有追随满怀爱国热情的张静江回国效力，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宁愿留在法国搞些古董继续赚钱，自此，两人分道扬镳。
但焕文对张静江一直极为敬重，并且心怀知遇之恩，一生将张静江尊为偶像。
因为如果没有他，焕文也许走不出穷困的家乡，顶多在张家做一辈子的仆人。
如果不是在张静江手下摸了六年古玩，焕文这乡下孩子也不会懂得掌眼识货。
总之“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由此，他的人生又上了一层新台阶。
焕文28岁那年，他自己的铺头在巴黎开张了，店名“来远”，取货自远方来之意。
按照中国的传统，他抛弃了出生时父母给他起的“一般”的名字，也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来转运：“卢焕文”从此就摇身一变成了“卢芹斋”，这是他人生阶梯的第三步。
平日的卢芹斋很忙，在欧洲大陆到处奔波寻找商机，他是个非常谨小慎微的人，他留意每一笔交易的利润，凡事都巨细靡遗的记在本子上。
古玩的利润一般能达到成本的2…8倍，……比如1913年他花了5。55法郎买入一个龙泉窑的瓷瓶，同年就以46。25法郎的价格出售，是进价的8倍；一个屏风进价是138。75法郎，以513。70法郎出手，赚了四倍。
欧洲人偏爱的东西尤其好***如18、19世纪的陶瓷，虽不是卢芹斋最喜欢，但在20世纪初的确是他最赚钱的玩意。
卢芹斋在淘宝与鉴宝方面真的是身体力行，同时他深谙中国文化之道，谈生意懂得入乡随俗。
他自己这样回忆：我们在上浦和帝都两地的办事处天天都办流水席，准备一大桌子酒菜招待上门的客人。
我们吃住全包，于是我们的办事处就成了当地古董买卖的中枢。
谁手上有好东西，我们都是第一个见到的。
这样一来，我们从南到北，可以说控制了整个中国的文物市场。
1914年偶然的机会，卢芹斋去到纽约，当时的纽约经济蓬勃发展，到处都是热情奔放并痴迷于中国古董的人，相比于经济放缓且受战争阴影笼罩的欧洲，纽约才是古董生意的天堂。
卢芹斋意识到：“战争已将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
1915年3月，他的“卢芹斋来远公司”在纽约开业了。
卢芹斋深知：想要成功，必须信誉卓著，因此他悉心营造名望和赢取信任。
除了在穿戴上一丝不苟，他的举手投足同样优雅。
他言谈审慎，从不夸夸其谈，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
即使在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也待人谦恭，从未有过一点趾高气昂。
平时的言谈中，也是一口一个“鄙人恳求”、“贵馆”、“请允许鄙人冒昧地”诸如此类的谦词。
他从不忘记道谢，无论是有求于人还是纯粹出于恭维。
在美国人眼中，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能有如此的修为也就罢了，但一个中国人竟如此具有绅士风度，则着实令人惊讶。
对于华人的仇恨和偏见，使得许多私人收藏家一开始也同样对卢芹斋缺乏信任。
1918年12月，当卢芹斋向小约翰·洛克菲勒推销一件中国古董花瓶，对方却怀疑这是一件赝品。
他在信中写道：
瓶底做工不够精细，让我对它所属的年代有所怀疑。还有其它一些地方也让我不放心。姑且不说标价不太合理，如果没有其他专家鉴定其真伪的话，我想我是不会掏钱的。所以，如果你希望我不要去咨询其他古董商中的行家，那我就只能放弃这笔交易。
更有甚者，小洛克菲勒还在信尾附言：
您能否寄一张瓷瓶修复前的照片给我？
卢芹斋想方设法来让客户相信自己的可靠，所以他待人接物总是非常殷勤，他回复说：
您对我的信任有所保留这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我有幸第一次和您打交道。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不会欺骗您。如果一件东西真假未明，我是绝对不会出手的。
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内忧外患的中国一片混乱。
但对卢芹斋来说，好戏才刚刚开始。
他借助在国民党中的人际网络，同时不惜花钱打通关节、浑水摸鱼，寺院、陵墓和私人收藏他无所不及。
此时正值其前恩主张静江辅佐革新居功至伟，成了孙中山最器重的人，在国民党内风头一时无两，成了掌管党产的“财爷”。
第三四三六章 罪人（三）（）
中国在1913年、1914年接连出台的古物保存法、禁止古物出口管制令对他们形同虚设。
卢芹斋同时又把他的客户蒙在鼓里，以中国颁布文物出口条例为由抬价，从中获利甚丰。
连一向被中国老百姓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宫廷御用，如今也成为他志在必得的猎物。
文物一旦跟皇室沾边，拿到海外就身价倍增，市场上趋之若鹜，因此对文物商来说，器物的来路十分重要。
1915年12月17日，卢芹斋以1600美金的价格向弗利尔出售了一幅康熙年间的丝绸壁毯，在交易单据上他做了货品的详细介绍：“朝廷御用，1913年盗于热河避暑山庄。”
卢芹斋寻宝目标执着，务求贵重、罕见、独特的东西。
中国的大门已对他敞开，出入可以大摇大摆，旁若无人。
童年时受到的儒家“克己复礼”教育已被他抛于脑后，利益驱使下掀起了针对皇家陵园的盗墓活动。
1916年或1917年，卢芹斋主导了一桩著名的盗墓活动，他将唐太宗昭陵中两尊石刻浮雕“昭陵二骏”贩往了国外。
此事中国人至今难以释怀，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莫大破坏和亵渎，甚至将之于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相提并论。
但对于卢芹斋来说，这笔交易确实无以伦比，不论是其出自皇陵的尊贵程度，还是其2米高、1。7米宽、重达4吨的分量，亦或是令人咋舌的125000美元的成交价，这打破了当时文物成交价的记录。
更不用说此物的政治、历史和艺术价值。
不过，卢芹斋本人一直否认自己直接涉及盗墓，坚称：
（昭陵二骏）是从地方政府手里当场买下，由军阀护送进京，所得款项已用于修建学校。……我们是从第三方那里直接接手的，程序上完全合法，出售转卖给我们的人是国家最高层人物。
因为在此之前法国文物商葛杨于1913年将六骏移出皇陵，但在盗运的过程中遭到当地居民的堵截，为夺路逃命，盗运者将文物丢下山坡，损坏的石刻残片被当局没收。
当时六骏石雕受损严重，1914年落到了陕州军阀陆建章手上。
他下令押送其中的二骏进京，作为即将登基复辟帝制的“大总统”袁世凯的贺礼。
实际上，陆建章也是奉旨行事，奉的是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的命令，因为文物的运输文件上有袁家的印章。
这二骏于1915年被运出古城，却从没能抵达帝都，再也不知去向。
直到1918年3月9日，一直下落不明的二骏才神秘地出现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它们的主人竟是卢芹斋的来远公司。
当然，后来这这东西又到了洛杉矶贵族博物馆，才让张天元有了机会将东西给弄到手。
而在买家面前，卢芹斋则毫不掩饰地将昭陵二骏的到手归功于自己的神通，他对盗宝的历险过程大肆渲染，对自己所起的作用津津乐道。
在他1926年写给戈登的信中这样介绍两件文物的来历：
为搞到这两件文物辗转了四五年时间，历经各种艰难险阻，冒着坐牢甚至生命的危险，如今在中国搞古董简直比登天还难，像这样罕见的文物几乎不可能再搞到了，一来风险太大；二来文物精品已经差不多都倒腾出来了。
卢芹斋在中国的活动力很强，上有只手遮天，下有喽啰遍地，他的前东家张静江是这个系统的核心。
对自己的古董商生涯，卢芹斋曾矫情地总结说：
如其他所有热爱艺术的人一样，我从事文物交易一直胸怀世界。与此同时，我深信艺术品是没有国界的。文物走遍全世界，就像无声的大使一样，让世人了解并爱上中国文化。
这话说的是很好听，特别冠冕堂皇，可是谁都清楚，卢芹斋要的是钱，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艺术。
他更不会在乎什么国家。
在这种人眼里，给他钱的那些老外才是他的祖宗。
为了在西方拓展生意渠道，卢芹斋先从“启蒙”做起，对西方买家进行文物鉴赏力的教育。
20世纪初的时候，除了洛克菲勒家族和弗利尔等几名大藏家外，美国公众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
当时的西方艺术品市场鱼目混珠，来自中国的艺术品都是些专门为了满足西方人审美趣味的作品，于是市场充斥着搔首弄姿、自曝其丑来博取目光的物件，所以即使是有品位的鉴赏家，也很难有机会欣赏到真正高水准的中国艺术。
卢芹斋决定走高端路线，他决心要让西方人见识真正的中国文化，即佛教壁画、雕塑、古玉器和青铜器的美与价值。
然而真正的原因还是这些东西更值钱，更好出手。
卢芹斋的精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为了硬销试图改变西方受众的审美趣味，而是创造了一系列欧洲化的词汇来解析中国的艺术品。
既然当时的西方认为，中国艺术受到了古希腊风格的影响，卢芹斋在描述佛像时就会用到“平衡对称协调”等术语，这都是当时在分析希腊、罗马雕塑时常用的概念。
在卢芹斋的赞助下，几位国际著名的艺术学者开始制作中国文物图录，图文并茂的对中国艺术进行新的诠释。
卢芹斋从文物“发掘者”一跃成为中国文化大使，在西方获得了中国艺术史发言的权威地位。
他的古董店也成了文物界群英荟萃的沙龙，专家们会相约而来，品评、把玩新亮相的器物。
推开卢芹斋的店门，时常能碰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等人，他们可能正在一件新到的画轴面前争论的面红耳赤；或是英国的大维德爵士夫妇，俩人鼻梁上都架着眼镜，正围着新出土的青花瓷，仔细研究着瓶底的官窑年款；可能还有宾大博物馆的馆长，正安坐在桌前，端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