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家族--检察官手记 作者:谢朝平-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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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角废料，销售中别人不要发票的钱及销售中的营销费提出来建起了“小金库”。
1997年春节前，况庆作用他当人大代表时给他发的那个“红本子”记好当年小金库
的10万元账去请示郝光林怎么处理。郝光林晃着二郎腿拖腔拉调地指示：考虑的范
围不要太大了。老鲜（崇政）在福达做的事多，股金不多，分红也少，应给他多分
一些，你和中文具体运作很辛苦，也应多分一些。我嘛，我这个人不贪，只要2 万
就行了。那口气好像是用自己的钱奖偿别人一样。郝光林知道：小金库的钱毕竟不
是自己的，而属于30多个股东。所以，当得知况庆作和李中文都记了账时，他马上
肃然道：记啥账！那账不能留！谨防出毛病，毁了！以后把钱处理了都要把账毁了！
根据郝光林的指示，况庆作烧掉了记在“红本子”上的黑账。1997年至1998年两年
间，他们共毁掉了侵占27万元的罪证。
1997年，况庆作、李中文从小金库中尝到甜头后，更加卖力地去“丰富”小金
库，使小金库的钱日日见涨。郝光林当机立断：不要等年底再处理。干脆一年搞两
次。所以，从1998年开始，年初和7 月都是郝光林、鲜崇政等四人“丰收的季节”。
每到这个“季节”，只要郝光林手一挥，说个“照旧”，况庆作就会屁颠屁颠地把
各装有2 万元的“红包”分发给郝、鲜、李和自己。几年间，属于“福达”股东们
的56万元人民币流人了郝光林一伙的小金库。郝光林、鲜崇政、况庆作、李中文各
侵占12万元。
随着郝光林案侦破，鲜崇政、况庆作、李中文及在工程承包中曾受贿2 万元的
华川副厂长周荣鹏（副县级）的名字也都与郝光林的名字一起列人了检察机关的起
诉书中。
“油干灯尽”岂是腐败的“资格”
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普通平常的贪官受贿9 万元，与人合伙侵占46万元被查出，
他会怎样？可以肯定，他不吓个半死，也会规矩老实一阵子——他至少不敢“理直
气壮”地跟“政府”摆“资格”和讨价还价。
郝光林则不然。被检察机关查办，他觉得十分委屈。他在给达州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陈世中的信里及另三份材料中写道：“在华川任厂长这18年，是我人生旅途
最辉煌的18年，无疑也是充满酸甜苦辣的18年。我为华川的生存和发展呕心竭虑，
几乎是付出了全部时间和精力。”“18年，有成绩，更有辛劳，现在熬到了油干灯
尽，周身是病，如果不能从轻处理，退休费、医疗费没有了，我的后半生怎么过？
我辛辛苦苦奋斗了一生，后半生连基本生存条件都没有，我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个
事实。”
郝光林的意思十分明白：自己有功于华川，就有“资格”在包工头处在“福达”
弄几十万元钱用用。你司法机关大惊小怪地追究，我不能接受。
什么样的“事实”郝光林才能接受呢？他要求：司法机关在追究刑事责任需监
押时，千万不要把他送到看守所，而采取特殊的方式。他的“特殊方式”概定为
“取保候审”。他还羞羞答答地提出：“一种对政治生命（包括党员、干部、各种
荣誉、工龄、事业）的珍惜之情，对将来的企盼，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原来，
犯了事，他不但觉得自己有“资格”不接受处罚，还想凭“资格”保住党票、官票
及他头上的那一道道光环。他知道：只有在党票、官票、光环的罩护下，他才能
“大有作为”，才能有“资格”干他想干的事。离开了党票、官票和那一道道光环，
离开了“资格”，他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不是了，就一文不值，就无法生
存……
认为“有贡献就有资格腐败”的还不止郝光林。采写本文时，有人问笔者：郝
光林在华川修了那么多房子，造了那么多车，把企业搞得红红火火的，弄点钱算什
么，何必穷追猛打？有人还说：郝光林当18年厂长贪占几十万元已算廉洁的了，比
他大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贪官多的是，你们检察院何必跟他过不去？
某单位也致函检察机关说：郝光林政治立场坚定，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能
够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为人正直，作风正派……是企业和
社会各界倍受尊敬和爱戴的优秀企业领导者……鉴于郝光林曾为企业、地区、国家
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并且企业目前处于十分困难中，迫切需要郝光林同志的
威望以及与现有配套厂家、经销商的关系做一些积极性的工作，为此，特呈请市检
察院对郝光林同志尽量从轻处理，以利于企业当前生产经营正常进行！促使企业早
日走出困境，再创辉煌！维护企业及社会的稳定！
已三五普法了，竟有人说出这样的话，真不知是普法者的尴尬还是这些学法者
的悲哀。对受贿9 万与人合伙侵占46万的腐败分子，该怎样“尽量从轻”？还能
“轻”到判他个无罪，来继续发挥他的“威望”？如果不能，难道就会不利于企业
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企业就会走不出困境？企业和社会就会不稳定？当前，我国
正在依法治国，法治的观念首先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法治是不允许有凌
驾于法律之上或置身于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的。不管你的地位多重要显赫不管你的
贡献多大，在法律面前你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触犯了法律就必须依法制裁。如果因
为你官位显赫，贡献大就“网开一面”，那么，任何人触犯了法律也都可以找特殊
的理由来法外开恩，这样一来，法律岂不成了一纸空文？
其实，有功之人是否有“资格”腐败，触犯了法律是否可以“网开一面”的问
题，早在解放初期惩办刘青山、张子善和前不久处决成克杰、胡长清的枪声中就已
有了明确的答案。讲地位、讲贡献、讲作用、讲社会影响力，他们会比郝光林差吗？
但法律仍坚决地对他们说了“不”。这是因为法不阿贵，法律无情，这是因为“法
律是用鞭子做成的”！
手记之四十：贼道上那对大学法律系情侣
第二次遁出牢狱
她与男友又回到了久违的大学校园
跨进川东某市看守所那道乌黑森严的铁门时，四川某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学生薛
花并不害怕也不沮丧，她满不在乎地对狱友说，等着瞧！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出去—
—这绝不是薛花吹牛，也不是她能神机妙算，而是她有这种经验和把握——两年前，
刚读高一的薛花因盗窃近5 千元的钱物被关进看守所不到两个月便被取保候审了。
可能是谁开了法律一个玩笑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取保候审半月不到，薛花就成了
川内某大学法律系学生。
薛花上大学，人们很纳闷：一个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不在家里好好呆着“候
审”，怎么摇身一变就成了“天之骄子”？还去攻读曾给她找过麻烦的法律？是想
学法懂法，重新做人？还是想藐视嘲弄一下法律抑或是如薛花所说准备毕业后通过
关系到政法部门找点事儿混混？因为一切都还未能实现，在大学里“候审”了近两
年而无人过问的薛花伙同男友齐军盗窃他人11万多元现金又被当场擒获，她当初攻
读法律的目的也就不得而知了。
有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薛花真的又出去了。2000年初夏，川东某执法部门
以涉嫌盗窃罪将其逮捕，夏天还未过完，该部门又说：实施盗窃的从犯齐军撬开钱
柜盗出11万元现金刚要逃离，楼下有人来了，于是，齐军把钱放在大门边，然后藏
到厕所里被人抓住。故认定：齐军的盗窃属犯罪中止。
从犯“犯罪中止”，该案主犯薛花也就顺理成章地“免除处罚”了。于是，薛
花、齐军这对情侣在2000年那个闷热得令人焦躁不安的盛夏里又双双走出看守所回
到了他们久违的大学校园……
2001年8 月初，当川东某上级检察机关干预此案时，薛花。齐军的犯罪事实才
大白于天下。
父母离异，薛花得到了她渴求的“自由”空间
薛花的父母都是认不了几个字的农民。没有文化的父母对儿女的希望值偏偏极
高。薛花讥讽说：因自己无文化成了农民，他们就把一腔希望全赌到了女儿身上，
那架势，简直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成为居里夫人。正是在这种望女成凤的心理支配下，
薛花的父母关心女儿的学业胜过了关心女儿。但无文化的父母对儿女学习的关心却
只能局限在看考试分数上，每次分数考得高，他们就高兴，就给薛花煮个鸡蛋或弄
点好的吃；分数考少了，鸡蛋没有了，好吃的没有了，有的只会是棍棒伺候。薛花
回忆说，这种境遇，是我童年的一种残缺，也是一种局限人性自由的牢笼。
但她的父母却坚信：棍棒之下出好人。他们说：小学时，严加管束，薛花便一
直是个品学兼优的“好人”；后来，薛花倒是“自由”了，但成绩一落千丈还屡屡
行窃犯事。
薛花却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父母的离异。她断定：他们不离婚，我肯定不会搞成
这样。她的讲述甚至使人相信：父母离异的家庭不可避免地会造就出盗窃、抢劫等
种种犯罪。由此，薛花更加怀念小时候的时光。那时家里更穷点，却充满温馨和快
乐，父母舔犊情深，他们为自己支撑起了一片晴朗的天空，天空里阳光灿烂。大概
是11岁左右，薛花那美好的记忆渐渐开始褪色了。穷则思变的父亲办了一个煤厂，
随着生意日渐火爆，薛花的“天空”出现了乌云，先是父亲“忙”得不再过问她考
试的分数了，甚至“忙”得很久难得见上一面。后来，父母间的“内战”开始由闭
门吵闹升级为打得鸡飞狗跳，日渐频繁、激烈的“内战”将家中昔日的温馨一扫而
光。薛花读初一那年，父母抓扯推揉着走进了法庭，随后，那个护佑薛花11年的家
解体。
很快，父亲被另一个年轻的女人“收容”。而母亲却守身如玉，10年未嫁，她
怕有了继父会委屈自己的女儿。母亲的良苦用心并未能减轻这次婚变对女儿的伤害，
面对破碎的家，薛花心灰意冷，伤感不已：父母恩爱十余载尚反目成仇，人世间还
有什么真情实意？一个好端端的家说散就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可言？一种希望破
灭后的悲哀像一团浓重的朋影笼罩着她稚嫩的心灵。她开始狐疑地窥视着眼前的一
切，过敏地揣摸着社会、人生和生活。她总觉得理想和现实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
鸿沟，追求和奋斗都是毫无意义的，不如自由自在地及时行乐，纵情享受。
另一方面，父母的离异，给薛花造成了她所渴求的“自由”空间。1995年读初
二时，薛花从乡下转学到了城里。她住在学校，除了去领取每月的生活费，她极少
到父亲的那个新家，也很少回母亲那儿。这期间，如果有谁再唠叨要她“好好读书”
之类的“废话”，她就干脆一连数月避而不见。她说，她要摆脱那扼杀自由的枷锁，
无拘无束，开开心心地生活。
初中的后两年薛花的确过得很自由也很开心。班主任是一个难得的“好人”，
同学们都管他叫“贤惠外婆”。“”外婆“只管”授业解惑“，至于弟子中有谁旷
课，谁的表现怎样，他很少去管，即使偶尔说说，也是和风细雨，不痒不痛。薛花
说，鬼大爷才怕”外婆“。不怕”外婆“的薛花更自由自在了。起初，虽常常不做
作业，但她还能人在曹营心在汉地听听课。后来，薛花觉得这样貌合神离地坐在教
室里无异于坐牢。于是，她开始逃学了。常旷课到街上瞎逛，到旱冰场溜冰，到娱
乐城跳蹦床。在那些地方，她认识了本校和外校的一伙玩友，他们便搅在一起或打
麻将搞”小刺激“，或进舞厅载歌载舞，或到茶馆闭吹胡侃……
薛花在舞厅、溜冰场、娱乐城、麻将桌上度过了宝贵的初中时代，她的成绩也
可想而知地糟糕透顶。薛花的同学回忆说，自初二起，她的功课好像从来没及格过。
对此，薛花却毫无悔意，她甚至还有几分庆幸得意：没有母亲“要好好读书”的唠
叨，没有父亲“考不及格老子棍棒伺候”的威胁，更无做作业时搔耳抓腮的苦恼，
日子过得舒心惬意，无忧无虑。如果不出后来那件事，薛花本来还可以这样自由而
潇洒地读完高中甚至大学，但贼道上的一次失手使她险些长久地失去了这份自由和
潇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