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5期-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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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败是张学良绝对没有预料到的，这对他的情绪、心理是一重大打击。在“中东路事件”期间，张学良邀请顾维钧来到沈阳担任他的顾问，顾维钧亲眼看到了“中东路事件”开始时那个热情高涨、乐观自信的少帅，在惨败之后又一下子跌落进沮丧的沼泽。张学良一时再也不敢与实力远远超过于自己的日本或者苏联对抗了，哪怕感情上他依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九一八”放弃了抵抗，也就丢失了自己的家园，更击碎了所有中国人曾经对他的赞誉和希望。“不抵抗将军”乃至“卖国贼”的唾骂，一时间成为笼罩他身上的阴影。将近一年之后，1932年8月8日，张学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一番剖白，说得诚恳而感人：“余反躬自问，再三思维，近年来误国之处甚多，使政府长官耽忧，致部属朋友受累，更陷自身于痛苦，皆是自己年轻，少读书，天性憨直，凡事误于坦白，缺乏政治阅历。只知爱国之成见，不计世道人情，致生许多困难。余素常不自明了，不知爱国之辈，其理由安在，今日余知其中之滋味矣。”（《张学良文集》，第224页）
他不得不宣布“下野”；他的东北军不得不成为蒋介石用来围剿共产党的力量，并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点点被消耗实力。笼罩心上的沉重阴影，只有到1936年12月12日，他在西安“兵谏”蒋介石、做出惊人之举之后才能消散。哪怕他为此将付出数十年失去自由的代价，但他却以这一特别方式，完成了历史形象的自我塑造。
2001年，张学良在一百零一岁高龄时病逝于美国。斯人远去，百年功过，留待后人评说。
我在沈阳寻访时，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张学良当年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载重汽车的兵工厂旧址。兵工厂历尽沧桑，功能依旧。日军占领沈阳后这里仍是兵工厂，现在，它还是工厂。走进去，友人告知，偌大的厂区如果步行需要几个小时。路过几处车间，说是张学良时代的遗迹；工厂人口处有一幢楼房，近似于当年日本总领事馆的建筑风格，也是绿色屋顶，它们则是日军占领期间修建的办公楼，一直保留至今。
7 愤 怒
中国人愤怒了。
“抵制日货！”这是首先发出的声音，也是可以一下子在各地展开的共同行动。既是愤怒的宣泄，也是一种姿态的表示，更有很多人认为抵制日货，制裁日本，能够起到打击日本经济、削弱日本军事力量的作用。当愤怒把民族情绪点燃之后，主动也好，被动也好，有作用也好，无作用也好，实际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遭遇“九一八事变”的国难时刻，每个人都需要、也必须以各种方式表明其立场和态度。于是，抵制日货的浪潮，顿时席卷中国乃至世界各地。
1931年10月26日，当《时代》选择蒋介石、宋美龄作为封面人物时，“抵制日货”浪潮成了报道中国局势的背景之一：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
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
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员”处以罚款，惩罚他们卖日货的罪行，“罚金”达一万墨西哥元（两千五百美元）。凡是被处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让他们在里面挨饿。这种怪异的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四分之一民众的舆论。
成千上万的城市与乡镇，爱国者汇成一个整体，发出如下神圣的誓言（由中国首都南京的全部师生宣誓过）：“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
在安大略温莎的白人，吃惊地看到四百名加拿大华人采取波士顿茶叶党同样的举动，集中价值六千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浇上汽油，由温莎的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 Lee，音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柴堆。在太平洋之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时代》，1931年10月26日）
《时代》的报道为我们了解当年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的概貌，提供了生动画面和细节。慷慨激昂的积极分子在严厉斥责；被处罚、被关押的商人们在无奈地哀求；南京的师生们在神圣宣誓……这些发自民间的声音，与9月18日柳条湖的爆炸声、北大营的枪声以及张学良的叹息与呼吁，混合一起，渲染出1931年中国的悲情。
1931年中国民众的愤怒是必然的。我收藏有一本1927年8月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原名《中国近时外交史》，刘彦著），此书附页上刊有该书店出版其他图书的介绍，其中多种与日本有关。《日本并吞满蒙论》由日本的细野繁胜撰述，出版社将这样一本鼓吹日本应该占领满洲和蒙古的书翻译出版，正是借此向国人发出警示。
“日本人野心大暴露”——这是该书广告的标题。广告写道：
据著者的意思：中国并非国家，中国人是万恶所口王的下贱劣种。所以本书的结论，对全中国则谓应归列国共管，对满蒙则应归日本占领。但是它怕列国妒忌，于是假借满蒙对列国开放之名以售其奸。照历年日政府声明满蒙欢迎外资，及最近田康庄在荚所宣传，更足证明著者所云，并非一人之见解，实为日本之国策。——我素视和平如生命目战争为罪恶的中国民众啊，对于野心蓬勃的日本，真不可不加紧抵御；对于暴露其野心之本书，尤不可不深切注意哩。
不幸的是，四年之后，广告词中的忧虑成了残酷现实；“不可不加紧抵御”的警示，则变成了“抵制日货”的实际行动——激烈对抗情绪中分明有深深的悲哀与无奈。
在这样的时刻，蒋介石被推到漩涡之中。日本侵略东北，无疑打乱了蒋介石欲集中力量围剿红军、消灭共产党的部署，但他仍把共产党看成最大的心腹之患。“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他既定的方针，不会因“九一八”的突然来临而改变。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因此，尽管蒋介石口头上一再声称要向日本宣战，很大程度上却是在做出一种姿态。他清楚中国与日本军事力量的悬殊对比，1931年，在他看来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他说他需要时间。
不敢宣战的蒋介石，却又必须安抚愤怒中的民众，这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为安抚情绪激烈的爱国学生，使其摆脱痛苦，南京的蒋介石主席上周组建“学生军”，以准备抗日，但大量学生没有参加，他们怀疑蒋是否会真的宣战。三千名学生在南京聚会，大多数人年纪很轻，也很穷，他们发誓在那里请愿（也许会绝食），直到政府采取具体行动来维护“中国的名誉”。
听说又有一辆火车满载学生将要离开上海，蒋主席立即下令火车停车，哪怕学生威胁要砸烂车站。发生一阵骚乱后，上海铁路部门官员只能放行，当火车驶出上海车站时，学生们阵阵欢呼。火车开到距南京五十英里的镇江时，驶进副道，学生愤怒了，但司机和司炉留下火车头，早已离开远去。
在美国，赞助燕京大学的费城人，收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电报，据称，他的中国学生继续在上课，没有参加别的学校由中国学生举行的示威活动。这些费城人得知这一消息松了一口气。（《时代》，1931年10月12
在民众的愤怒面前，最尴尬的恐怕是中国的外交官，他们陷于了举步维艰、如履薄冰、左右为难的境地。民众反对和日本谈判，外交官却又必须运用外交手段。他们需要向当时的国际组织——国联陈述中国发生的一切；需要向国联提出中国的抗议；进而希望国联能够出面干涉，制止日本的进一步行动。但是，他们面对的却是咄咄逼人、随心所欲、甚至不把国联放在眼里的日本；面对的是国联中各有利益考虑、各有心思盘算的西方列强。然而，他们所倚仗的却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一个内乱不休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外交官的确有他们的苦衷与尴尬，要与民众真正有所沟通，何其艰难！
此时在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的中国代表是著名外交家施肇基，他与日本代表吉泽几乎在会场上扭打起来：
中国代表团在上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理事会上完全无所作为。事实无可争辩，是日本在为所欲为，军队和飞机攻占满洲（中国领土），这些军队造成中国人流血。流血无疑就是战争。上周在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再次要求国联干涉。
中国的施与日本代表团团长吉泽几乎要掐对方的脖子。为拉开他们，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Eric Drummond）把发怒的东方人暂时安排到分开的房间。第三个房间里坐的是美国的“观察员”、美国驻瑞士大使威尔逊（HughR．Wllson），国联理事会的欧洲代表坐在第四个房间。
威尔逊先生不同意施博士所说日本违反了《凯洛格公约》（禁止以战争作为国策手段的国际公约——引者），理事会同意吉泽先生的意见，该事件属于中日之间的事务。温和的英国代表说：“特别是吉泽先生已向我们保证日本现在正在撤军……我希望这些军队能尽快撤离完毕。”
施博士甚至未能促成国联派出观察团以监督日本的“撤军”——如果它付诸实施的话。国务卿史汀生从华盛顿致电中国和日本，敦促他们限制军事行动，“遵守国际法”。这样，实际上拒绝使用著名的《凯洛格公约》。
在中国外面发生的这一切或许显得刻板而乏味。对中国学生这些爱国者来说，他们则因中国受到打击而怒火燃烧：1．列强将中国出卖给了日本；2．在向国联诉求时，上当受骗的中国的外交部长使这一出卖成为可能。他，该死！在南京、上海、北平街头，学生们高呼：“打仗！打仗！”（《时代》，1931年10月5日）
中国外交无所作为，指望国际干预终成泡影。中国民众特别是从上海来到南京的大学生们愤怒了！他们冲向外交部，首当其冲的是那位“该死”的“他”——外交部长王正廷。
“部长被打”——这是《时代》报道的标题。
“先生，快跑！快跑！”上周，中国的外交部长、1910级耶鲁大学研究生王正廷的忠实、善良的下属这样大喊着。
“我要尽职尽责，坚守岗位。”王部长勇敢地回答。
扑！砰……一群气愤而失控的学生，冲进外交部，撞开门，扔椅子，砸桌子，纷纷指责王部长。
“卖国贼！”他们叫喊。“你出卖了中国！打死你，打死你！”
毫无防范的王部长还没站起来，一个墨水瓶就猛地扔到他的头上。群众随即手挥棍棒殴打中国的外交部长，险些被打死，幸好有他的忠实的下属们赶来营救。一番争斗后，他们救出了王先生，把流血的他赶紧送回家。医生说：“他的伤很难治愈。”（《时代》，1931年10月5日）
一个星期后，《时代》继续报道王正廷的伤势：
不幸的王正廷博士，作为南京的外交部长，其“对日政策被认为不积极”，被爱国学生殴打致伤。上周，他的伤势部分痊愈，但有三处重伤，其中膝盖严重骨折，令他颇为痛苦。医生说，他如果走路，将跛行。（《时代》，1931年10月12日）
被打的外交官不止外交部长王正廷一人。据顾维钧回忆录所写，施肇基从日内瓦抵达巴黎后，也“受到学生代表的攻击，他被打伤并受到侮辱”。
接替王正廷出任外交部长的顾维钧，日子同样不好过。他回忆说：“我就任外交部长后，紧接着就有很多学生团体要会见我……他们仍然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要和我亲自谈话。我出去一露面，他们就喊‘打！打！’”。（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422页）
不仅仅外交官，时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也遭到学生殴打：
后来，有一天，有些学生提议他们应该去攻击国民政府，所以学生就到了那里。在国民政府门前，他们看见并且认出了坐在人力车上的蔡元培先生。有些人喊“打！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