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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

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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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行吗?”    
    “你对你儿子还怀疑呀?”儿子笑嘻嘻地反问,然后不容置疑地说,“妈,只要我想做的,就一定能做到。”    
    又是半年过去了,儿子告诉我,他们的项目已经开发成功。儿子从这时开始做项目经理,这是我国IT界很缺少的人才。因为一个项目常常需要各种人才的配合工作,这些人才所涉及的知识,项目经理都要有所了解。对于项目经理来说,需要复合的知识结构,是一个计算机知识方面的全才,而不只具备单一的计算机知识。我想明白了,我想要什么。    
    我不希望儿子是一个在优越的环境中,逐渐养肥的鸡。我希望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经历挫折和磨难,千锤百炼、玉汝于成。我希望他是鹰,他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飞到大海上去,而不只是在上一辈人的翅膀底下飞。哪怕他一开始飞得歪歪斜斜,但最终要凭自己的力量搏击风雨。我希望他性格快乐,人格健全,钱挣多少无妨,只要能温饱足矣,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挣钱的机器。    
    我知道,这一次,他飞出去,就是真的飞出去了。我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帮儿子选择了。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不会再帮他选择,我只会远远地看着他,牵挂着他。我的目光会随着他越飞越高……    
    我想要什么?我只想让儿子成为一只能在风雨中飞翔的鹰。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1)

    吴雯    
    没有经历过高三的学生不会知道什么是辛苦,什么是竞争,什么是残酷。没有做过高三学生家长的人不会知道什么是忧心如焚,什么是焦虑不安,什么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高考,不仅是考学生,同样也是考家长。如何帮助孩子选择志愿;如何选择学校里五花八门的专业;如何内紧外松,所有的压力自己扛;如何为孩子制作可口的饭菜,让孩子有一个好胃口;如何帮助孩子克服考前的焦虑、考后的不安;如何帮助孩子面对失败的打击,重新站立起来,这一切都成了考验家长的一道道关口。高考大“移民”    
    太阳白晃晃的,烤得人七窍生烟,周建设吃力地踩着自行车,汗水像蚯蚓一样爬了一脸。    
    儿子今天上午的考试一直揪着他的心,考得好,儿子就能留在这所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如果考得不好……他不愿想下去。儿子借读的这所中学是一所很有名的重点中学,当初为了能让儿子进这所中学借读,他没少求人。儿子小铉有北京市户口,是刚刚才办下来的,但他的学籍在山东,他一直生活在那里,先是与爸爸妈妈在一起,后来爸爸妈妈来北京了,他就和姥姥姥爷在一起。他对爸爸妈妈的记忆几乎都是10岁以前的。    
    1995年,在山东某商业银行业务处任处长的周建设被借调到北京总行。    
    第二年,妻子也辞职到了北京,并在一家企业找了一份临时工。妻子来后,他们租了一间房子,有了一个临时的家。也是在这时,周建设动了想调进北京的念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儿子。    
    山东是高考大省,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达三十多万人,而算上大专总录取率也只有50%左右,所以竞争异常激烈,录取分数线每年在全国居高不下。    
    2001年,某家中央大报将各省市录取分数线公之于众,山东省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线比北京要高出一百多分。这年高考前后,公平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北京、上海成为关注焦点。    
    外地人认为北京人占了便宜,不但沾了首都的光,也沾了高校资源丰富的光。就因为北京高校资源丰富,北京的孩子考大学就容易,十个人里有七八个能上大学。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愤愤不平,有人站出来说:“咱北京的孩子别看分数低,可素质高。”这更招来一阵猛烈的板儿砖。2001年9月,北京市对外宣布:2002年,北京市高考将自主命题。嫉妒的、愤愤不平的、抨击的,全都傻眼了,人家不跟你玩一个游戏了,跟你的游戏规则不一样了,你还说啥?如果不是家里有一个也即将要高考的孩子,周建设也许不会去关心录取分数线的问题,不会去关心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儿子上的是一所重点中学,成绩不算好也不算坏,上个大学估计没问题,但要想进重点大学还有点儿悬。    
    虽然借调到北京,但在北京落户,周建设倒真没想过。分行的两位副行长在一两年内将先后退休,他这个重点业务处的处长接副行长的位置似乎顺理成章。再说,他也没觉得北京有什么好,这里,局级干部一抓一大把,当个局长,也得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所以,他当时的想法是,好好干半年,给领导留个好印象。    
    努力进京的目标最初是由妻子提出来的,她对丈夫说:“咱小铉要是在北京参加高考,没准儿能进清华。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努力,为了儿子。”这话说了没多久,妻子悄悄把在银行的一份好工作辞了,亲自到北京来了,大有破釜沉舟的架势。为了有个北京户口,周建设拼命努力工作,希望得到领导的赏识,因为对他来说这是惟一的途径。说起当初的动机,周建设苦笑着摇摇头说:“这动机不高尚,很卑微,但却是真实的。”    
    2002年元月,是周建设借调到北京的第七个年头。由于他工作表现出色,总行破例为他申请到了全家户口进京指标。周建设说,那天我从北京市公安局拿到户口迁入证时,真是百感交集。记起有一年回家过年,儿子见了我很陌生地看着我说:“爸,你再不回来,我都快不记得你长什么样儿了。”我听了差一点儿就掉了眼泪。如果不是为了儿子,也许我早就打了退堂鼓。当我终于拿到了那个想了多年、等了多年的户口本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儿子终于是北京人了。”    
    办完了户口,周建设马上着手为儿子联系转学的事。他辗转托了很多关系,最后还是一位老领导出面,找到了儿子现在借读的这所市重点中学。校长告诉他,在不能确认孩子的真实学习情况时,只能办借读,两个月后参加高二期末考试,如果总成绩能进年级前100名,学校再为其办理转学手续。    
    有人告诉他,这已经是很给面子了,能进这所学校的学生谁不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进来的,就是那些借读的学生也不是说谁想进就可以进的,除了要交数目不小的借读费,还得有关系。儿子听说要到北京上学,似乎并不欢欣鼓舞,要走的前两天,晚上回来得很晚,问他去哪儿了,说是跟同学在一起。到北京后,周建设很郑重很严肃地跟儿子谈了一次话。他说,这次期末考试很重要,你要是考不进100名,你就进不了这所学校,进不了这所学校你就只能去二类学校,所以,一定要认真对待,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儿子一直低头听着,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周建设突然觉得他和儿子之间有了距离,面前的这个半大小子,已不是几年前搂着他的脖子缠着要他讲故事的那个胖小子了。怕儿子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周建设几乎每天都要去学校看看。他发现儿子下课后几乎不出教室,也不跟周围的同学说话,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做作业。回家后,他想跟儿子好好谈谈,因为儿子并不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那天,一吃完晚饭,儿子就坐到电脑前,说是要给山东的同学发邮件,在电脑前竟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周建设见了又急又气,忍了半天,见儿子还没有从网上下来的意思,终于忍不住了,走过去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抓紧。”儿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叭”地关上了电脑。    
    周建设说:“到了这里要学会跟新同学处好关系,别一天到晚老惦记着老同学……”话还没说完,儿子就冲着他说:“我一开口说话他们就嘲笑我,学我的山东话,还叫我外地人,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周建设没想到儿子有一肚子委屈,竟一下不知说什么好。如果儿子不能融入新的集体,不能心情愉快地投入学习,势必影响学习成绩。他心急如焚,第二天就去了学校,跟班主任谈了儿子目前的心态,希望老师能从中做做工作。也许老师在下面做了工作,儿子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虽然还不大爱与新同学交往,但性格活跃了一些。    
    小铉期末考试成绩进了年级前100名,学籍由山东转到了这所重点中学。新学期开学,小铉成了该校高三年级学生。周建设也就成了高三学生家长。    
    儿子进了高三,周建设和妻子的神经绷得更紧了,这可是决定命运的一年,不少孩子就是在这一年功亏一篑。可是周建设发现,他和儿子几乎无法沟通,七年的分离,父子之间已变得陌生,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距离在阻隔着他们,使他和儿子无法靠近。    
    儿子的床头摆放着一只布做的玩具老鼠,那是他从山东带来的。他对那只玩具老鼠喜欢得不行,晚上睡觉时也抱在怀里。周建设看不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怎么还像个孩子,要抱玩具睡觉?他看了心里别扭。一天乘儿子不在家,他将那只玩具老鼠藏起来了。儿子晚上回来,见老鼠不见了,焦急地问:“小老鼠呢?我的小老鼠呢?”说着,便满屋找起来。    
    周建设皱着眉头说:“什么小老鼠小老鼠的,你都多大了,还玩那些东西,我替你收起来了。”    
    没想到比他高出一头的儿子横眉竖眼地冲到他面前说:“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自由,我喜欢小老鼠怎么了?那是我的自由!”    
    周建设气得浑身哆嗦,扬起手给了他一巴掌,从小到大,他还从没打过儿子。挨了一巴掌的小铉没有哭,只是恨恨地盯着他说:“周建设,我告诉你,不是看你是我爸,我现在就把你撂倒在地上。”说着回到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了门。这一巴掌将他和儿子的距离打得更远了。儿子为什么那么钟爱那只玩具老鼠,来北京时还带在身边?周建设对此产生了怀疑,难道他早恋了,难道那只玩具老鼠是对方送的定情物?联想到儿子来北京后经常上网,有时在网上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周建设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上。那天,打了儿子一巴掌后,他懊悔了很久,不管儿子有什么错,都不应该动手,毕竟,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再说他也知道,对于高三学生来说,这一年承受的压力比任何一年都大,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愉快的心情非常重要。他不愿因为这件事弄糟了儿子的心情,更不愿儿子在对他的抱怨中度过这一年。周建设甚至想过当面向儿子道歉,但是犹豫了几次一直没好意思开口,但是他说他还是想找机会跟儿子说一声“对不起”。    
    周建设将自己的怀疑告诉了妻子,妻子也说有这种可能,因为儿子长年不在身边,他们对他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有了这个怀疑,心里就一直放不下,有几次,儿子在敲打邮件时,他示意妻子借送牛奶之机去看看他在写什么,可是见她来了,儿子马上点击键盘,将“文件”藏起来,她只得尴尬地走开。    
    后来,周建设就多了个心眼儿,见他打开电脑,就远远地盯着他的手指,看他敲击键盘的位置,这样偷看了几次,大概能猜到他的密码。有一天,乘儿子上学去了,他试了几次,真的就打开了信箱。儿子的信箱已经被邮件塞得满满的,都是山东的同学发来的。但是周建设将整个邮箱都翻遍了,也没找到一封情书,倒是从那些邮件里,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儿子在北京过得并不快乐,他似乎很孤独很忧郁。在一封给同学的信里,他写着:“你们也许很羡慕我,因为我在北京也许很轻松地就能考上一所大学,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却一直高兴不起来。我知道父母为了将我的户口办到北京付出了很多,可是他们并不能理解我,我在这里惟一的朋友就是我的小老鼠,我的苦恼只有它能听得懂……”    
    这封信像一枚楔子进周建设心里。他觉得心很痛很痛,却又一下找不到痛的根源。七年的骨肉分离,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儿子的户口办到了北京,可到底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他真说不清。但是他却知道,有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是很难再找回来了。    
    小铉的高三生活才刚刚开始,周建设说他已有心力交瘁的感觉。    
    当周建设为儿子忧心时,远在武汉的紫琼却在忍受着与女儿分离的痛苦。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前途,也许这辈子她都不会见她的前夫,那个10年前抛弃了她和女儿的男人。她和前夫鲍勇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双双留在武汉。她在一家报社当记者,鲍勇去了政府机关做公务员。结婚的第二年,他们有了女儿婷婷。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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