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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

唐山大地震-第17部分

小说: 唐山大地震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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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百姓,只是这个时候他们忠于自己的职责而已。我多年来养成的玩世不恭、叛逆不羁,在瞬间土崩瓦解。我多想再听我妈妈的唠叨,而不是从今天起为他们担惊受怕,有家不能回。我现在真的不知怎么办才好,回到实验室坐在计算机前发呆,每到吃饭时就忍不住流眼泪。我亲爱的朋友,请为我的父母祈祷,祝他们平安好吗?这也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谢谢你们,祝你们和你们的父母都健康。




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4)



  从唐山地震,到这次SARS,我想说,“人”这个字,终于在我们面前树立起来了。尽管我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尽管SARS的消息一度被封锁、被阻隔,然后导致了非常大的悲剧,但是4月20日,当卫生部长、北京市长下台之后,你看我们的报纸,包括党报,终于可以堂而皇之把“怕”、把“爱”放到他们的头版。这就是时代,这就是历史。真的,如果一个人他连怕的权力都没有,你怎么期望他去爱?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压抑他的恐惧、压抑他的怕,这个怕,只能变成一种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谈话只到这里。然后,我很愿意和大家继续讨论大家所关心的任何问题。
  问:大自然的灾害和疾病给人带来很多灾难,有人可以胜出,是否真的解决一切,还是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呢?
  钱钢:唐山地震后,我们都佩带一个徽章,上有四个字:人定胜天。“人定胜天”,不是“人一定能胜天”的意思。可是在很多年里面,我们都说,我们能战胜这个“天”。我想在上世纪末的时候,我们人类对于自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尤其是当互联网出现了以后,甚至是非常的骄傲。但是21世纪初,我想人类变得冷静多了,有许多未知的东西,SARS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说SARS是被我们战胜的,言之过早啊!我想,人类永远不要去说我们要去战胜自然,我们只能说,我们跟它和谐相处,我们去理解它、去了解它。
  问:你如何说服死难者的家人接受你的访问?写完《唐山大地震》之后会否对生命有另一种看法?
  钱钢:这个朋友的问题,是站在今天来说的。为什么呢?在今天SARS中间,我们如果去采访SARS死难者的家属,是很敏感,是需要特别慎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采访死难者的家属,决不像今天这样的敏感,需要谨小慎微。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充满了斗争,充满了仇恨,真的,人比较粗糙,我们也可以说是坚强。事实上,当年许多唐山人谈到死亡的时候,是很平静的,而且由于死亡的人数太大了,几十万人,身边到处都是死亡者。所以这个问题在当年唐山,不是一个问题。在今天SARS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来,我自己对于生命,可能有了更多的尊重,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我本来就有的,我想我去送孤儿的时候,我对小孩子,对他们的那种情感是本来就有的。我想一个健康的社会,它是使人们这种与生俱来的这种善良,能够健康地生长和发育,而不被压抑,不是被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问:究竟是人对社会灾害影响大,抑或是天灾对人的影响更为深远?
  钱钢:我们讲天灾,离不开讲人,有很多时候,灾害的后果之所以如此严重,就是因为有人的失误。还有一部分灾害,本来不是什么严重的灾害,但是某些人为了某些利益集团、某些政客的需要,他会利用这种灾害的信息,会有的,所以这样的,有的时候是人祸和灾害、天灾和人祸互为因果。
  问:您刚才说的“人”的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的文学,这代表日后的中国的新闻报道都会如此报道吗?这是否中国新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钱钢:在SARS中间中国内地新闻的变化,谈不上“里程碑”。毫无疑问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正在日益地深入人心。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仅仅认识到人的重要性,那么在今天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概念上的“人”的重要性的问题了。因为大家要考虑在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政府的功能、在社会的功能,这个社会的体系,这个社会的各种公共事物,比如说教育,比如说新闻,比如说卫生事业,它如何健康地发展,才能确保人的权利。不仅仅是一种呼喊,所以说来日方长。中国新闻报道刚刚开始。刚才说的4月23日,这位学生的担惊受怕,可以放在《中国青年报》这份党报的头版,这只是刚刚开始,为什么2月份不可以呀?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很多人还在说假话嘛!对吧,张文康还说:大家来北京旅游,没有危险嘛!欢迎你们来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用一个健康的制度来保障个人的权利,是这个问题。
  问:请问自从发生唐山大地震后,你对中国政府在处理天灾方面有何评价,有什么地方需要做出改善?钱钢:毫无疑问,从唐山地震到现在的27年中间,人们对于灾害的处理能力,我们叫危机处理能力,叫风险的管理,这种能力是开始增强了。但是,我们今天的防灾救灾体系,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做。这次公共卫生的漏洞大大地暴露出来了。SARS以后,CCTV专门去做了北京第一人民医院的内部的调查,才发现,这是最好最好的医院吗?还有那么多的漏洞需要解决。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SARS、地震和别的灾害有一个不同,就是它的未知性。台风、洪水都有很多的明确的预兆,你都有很多很成熟的对付它的办法;SARS没有,没有疫苗;地震,地震最可怕的是,什么时候要发生地震,全人类,不要说中国,不要说西方世界,也都不知道的,特别大的一个谜,人类对于地底下发生的很多变化,特别茫然。所以说,真的不能说大话,可能很多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5)



  问:唐山大地震有大自然的警告,但人却没有察觉;而SARS在香港暴发前也是有的,但人呢,依然没有发觉。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
  钱钢:据我掌握的有限的信息,好像SARS出现之前是没有预兆的,因为我们现在很难讲在SARS之前,中国内地和香港出现的较大规模的流感是SARS的预兆,这没有根据。但我可以肯定这个预兆是一定有的,因为人们倒过来去追溯它的时候,他想起来佛山的那个姓庞的是第一个病例,后来是深圳姓黄的厨师。SARS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科学考题,它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考卷。SARS来得非常奇怪,走得也非常奇怪。地震的前兆,大家看《唐山大地震》的书里面,那么多的前兆:鸡飞狗跳、猪跳出圈,可是,你能拿这个前兆来应用于下一次地震吗?比如说,你今天看见一只狗,突然地狂叫起来,你就能向全中国发布:地震来了!这样预告?这不可能!为什么呢?它没有唯一性,我们说它没有排他性,它不是唯一的信号。1996年的一天晚上,当年准确地预报过唐山地震的科学家,跑到我家,敲门说:不得了了!北京要地震了,要地震了!他说,你看,北京孔庙里的井啊,水没有了!还有什么地方的鸟啊,又跟唐山地震时一样哗哗飞过去!又有蜻蜓跟蜜蜂怎么怎么飞。我真的相信要地震了,然后我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请到家里来,然后开始采访,说现在是7点36分,我们的地震工作者,在这谈一谈他的判断。这天晚上,很多人都跑到外面院子里去,那天天气真的是特别怪,特别的闷热,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走到夜里二三点钟,地震没来!所以说,人类认识自然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非常长的一条道路。
  问:你写作《唐山大地震》时,你在主观感情和客观事实上,如何做一个平衡?怎样才能确保报告没有渗入过多的个人感情或者是思想?钱钢:《唐山大地震》的确渗入了很多个人感情或者思想,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中国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新闻启蒙还没有开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感情不受压制地宣泄出来,就已经是很难得了。在1986年写这样一本书,和当时中国内地读者们的欣赏习惯是一致的,他们并不会觉得我的主观过多。一篇作品,首先要有真感情、真思想,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假感情、假思想。先从假感情、假思想到真感情、真思想,然后才说更客观、更冷静。
  问:由发生唐山大地震与SARS相比,你认为当权者做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钱钢:唐山地震的时候,中国处在政治的地震期。政治也在地震,为什么呢?其实,毛泽东已经不能够去管理这个国家,他已经病重了,就在唐山地震期间,他逝世了。但是呢?他形成的一整套的方法,是固定的。这个方法是建国以来形成的。唐山地震不能预报,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它最让人感到扼腕叹息的就是,1974年地震工作者就已经指出了,在北京、唐山、张家口、渤海湾这个圈里要发生大地震。1974年,而且形成了国务院文件,说这个地区要严密地防范大地震。这多可惜,就是说1974年的时候就已经圈了这个地区,这个期间发生了几次大的地震,最大的是辽宁海城的一个7级多的大地震。好了,这个大地震发生了以后,大家反而茫然了。等到北京又出现了很多迹象,北京周围、唐山出现很多迹象的时候,科学工作者不能够很大胆地做决断,有一个原因就是离北京太近了,如果要预报,就意味着毛主席要搬家。可以理解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政治的压力,使科学的预报变得非常的胆战心惊。刚才我讲过1988年的“甲肝”,其实有很多思路是一样的,就是说社会要稳定,如果能不报就不要报,能少报就少报,但是关起门来要好好解决,你不能说关起门来不好好解决。医院政府都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它基本的思路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要讲信息公开、透明、流动。不仅是政府要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社会,包括知识界,包括媒体,也要很主动地起来承担责任。
  问:你认为青少年应该怎样看待中国文化?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中国文化?
  钱钢:可能这位朋友在听到我讲《阳关三叠》的时候,勾起了这个问题。真的,我发自内心地讲,香港有许多西方色彩,是中国内地所看不到的,香港有很多中国色彩,也是内地看不到的。我希望香港永远地保持那种中西合璧的色彩,不要把它丢掉。为什么我听到《阳关三叠》的时候,我会有那种感觉?这是这个民族沉淀了几千年的情感。我们给一个人送行的时候,用这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伤方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不要把它丢掉。好,时间关系,很抱歉,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我们来不及回答。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20世纪中国的十个大地震(1)



  1920年海原地震
  1920年12月16日20时5分53秒,中国宁夏海原县(北纬36。5度,东经105。7度)发生震级为8。5级的强烈地震。这次地震,震中烈度12度,震源深度17公里,死亡24万人,毁城四座,数十座县城遭受破坏。它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波及范围最广的地震,宁夏、青海、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四川、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福建等17地有感,有感面积达251万平方公里。海原地震还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地震滑坡。地震发生时山崩土走,有住室随山移出二三里。灾区有的一间窑洞压死100多人;有的村庄300多口人在山崩时同葬一穴。死者陈尸百里,伤者遍地哀嚎,野狗群出吃人,灾民情景惨不忍睹。
  1927年古浪地震
  1927年5月23日6时32分47秒,中国甘肃古浪(北纬37。6度,东经102。6度)发生震级为8级的强烈地震。这次地震,震中烈度11度,震源深度12公里,死亡4万余人。地震发生时,土地开裂,冒出发绿的黑水,硫磺毒气横溢,熏死饥民无数。古浪县城夷为平地。甘肃某天主教堂,一修女怀抱四名孤儿埋于屋瓦中,蒲登波罗克大主教称之“世界末日将要来临”!
  1932年昌马地震
  1932年12月25日10时4分27秒,中国甘肃昌马堡(北纬39。7度,东经97。0度)发生震级为7。6级的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烈度10度,死亡7万人。地震发生时,有黄风白光在黄土墙头“扑来扑去”;山岩乱蹦冒出灰尘,中国著名古迹嘉峪关城楼被震坍一角;疏勒河南岸雪峰崩塌;千佛洞落石滚滚……余震频频,持续竟达半年。这次“稀有大震”,令各国科学家众说纷纭;昌马,这个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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