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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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源”土肥原贤二（7）
最重要的是，吴是国民党的宿敌，下野后又屡遭蒋介石的弹压，因此与国民党蒋 介石积怨日深，所以吴佩孚成了土肥原拉拢的理想人选。
不知何时，吴佩孚隐居北平的什景花园忽然热闹起来，日本谋臣、中国佥士，络 绎不绝，冠盖如云，吴佩孚本人也名声大噪。然而，吴佩孚对“土肥原机关”的人却从未松 过口，他常常对他们顾左右而言他，大谈一些宗教上因果报应等云山雾罩的事情。吴既不轻 易开罪日本人，又不想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任其摆布。
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土肥原耐不住了。1939年1月，“土肥原机关”会同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有 关人员举行第三次联合会议后，土肥原亲自部署说吴具体步骤。根据他的安排，同年1月 24日，北平的袁乃宽、陆宗舆，天津的王揖唐、陆绵和上海的温宗尧、江天铎等42名汉奸头 目正式宣布组成“和平救国会”，随后以“和平救国会”名义请吴佩孚“出山”任“绥靖委 员长”。与此同时，按照原定计策，准备于1月31日，在吴佩孚寓所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宣读土肥原拟定的书面文件。如果此阴谋实现，那么就大功告成了。
然而，让吴佩孚充当日本傀儡却不太容易。在1月31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吴 佩孚并没有宣读日方草拟的书面文件，而是公开提出了他的“出山”条件：“一、要有实地 ，以便训练人马；二、要有实权，以便指使裕如；三、要有实力，以便推施政策。”在这个 “三实主义”的“出山”条件里，吴佩孚特别强调“要有实权”，他说：“实权这个问题， 是最要紧的，也可以说是先决条件。日本，一日不肯让出主权，则余一日不能‘出山’。” 这表明了吴佩孚既想出任新政府首脑，但又不敢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而受万世唾骂的心理。 日本人利用吴佩孚，当然不是心地善良地让他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中国政府，而 只是要制造一个全中国的总傀儡，从而进一步攫夺中国领土主权，使中国彻底沦为日本的殖 民地。因此，日本不可能接受吴佩孚提出的“出山”条件，而吴佩孚也不愿受日本的层层掣 肘，完全听命于日本人，说吴计划因而陷入进退两难之地。正当希望渺茫之际，南方出现了 新“希望”，对汪精卫实施诱降的“渡边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
1938年12月16日，汪精卫在重庆会见蒋介石，随后以参加纪念活动为由匆忙前往 成都，随后取道昆明，于21日溜到河内。28日，公开发表卖国求荣的“艳电”，投降日本当 了汉奸，心甘情愿地做了日寇最恭顺的走狗。
虽然说吴工作陷入进退维谷之地，但土肥原贤二并未完全放弃对吴的拉拢。老奸 巨猾的土肥原明白，尽管汪精卫死心塌地为日本卖命，但汪手中既无军权，也没有大军阀做 后盾，政权难以维持，如果加上吴佩孚，形成汪吴合流之势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形成既有军 权又有政权的听命于日本的“政府”，才是最为理想的。因此，他在继续加强对吴佩孚工作 的同时，也在耐心地等待。
吴佩孚面对日本人的拉拢也是绞尽脑汁、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特别是汪精卫给 他发来约请“合作”的电文后，他更加矛盾而使他坐卧不宁。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一味 地态度暧昧下去，有可能是最终导致日本人对他的抛弃和反目，这样他将失去极大的政治资 本。但是，如果他此时宣布与汪精卫合作，又恐民心向背，一着不慎，有可能使他的结局更 加悲惨。
汪精卫主动与吴佩孚接触，使事情有了极大的转机。1936年6月，汪精卫先与吴 佩孚在北平吴的私宅见面。汪精卫返回上海后，又派其心腹赵叔雍再度北上与吴佩孚商议合 作事宜。最后，吴佩孚终于与其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在未来的新政府中，党权由汪精卫控制 ，而军权则由吴佩孚一手把持。
至此，土肥原贤二觉得计划终于实现，只等宣布“合作”就大功告成了，这令土 肥原升起一股无可比拟的激动和兴奋，他似乎已看到自己的“英名”被永记于日本帝国的史 册了。然而，就在此时，从北平传来的消息将土肥原贤二从兴奋的巅峰彻底摔到失望的谷底 ——吴佩孚因病猝死！据北平来的消息称，吴佩孚原本只是左下牙染疾、牙床浮肿，本无大碍，但经日 本特务介绍了一个日本牙医伊东进行诊治，却越治越糟。开始，伊东为吴拔去一颗病牙，但 病未痊愈，反而引起高烧。12月4日下午，日本军医川本芳太郎和寺田等人又来为吴佩孚治 病。寺田不顾吴的家人和部属的一再劝阻，强行为吴施行手术，导致吴佩孚“血流如注”， “一叫而绝”。土肥原心里清楚，这一定是华北方面军干的好事，他们原本就对吴佩孚不抱 好感。他不禁喟然长叹：我大日本帝国的辉煌未来全被这群百无一用的蠢材们给断送了。
吴佩孚的死，使土肥原策划的汪吴合流的阴谋终于以失败告终，他的“土肥原机 关”机关算尽而不得不关门闭户了。他心情低沉地回日本复命了，等待他的会是什么结果呢 ？只能是“机关算尽”后的“反害了卿卿性命”吧！
远东国际法庭将恶贯满盈的土肥原贤二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进行审判，无论他的辩护律师如何巧舌如簧，也未使他逃脱正义的审判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8）
土肥原贤二1939年3月返回东京，5月，任驻黑龙江第五军司令官。1940年，任军 事参议官，10月，兼任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41年4月，晋升为大将，6月，任航空总监兼航 空本部部长。1943年，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席上的法官们东部军司令官。1944年3月，任新编第七方面军司令官驻新加坡，率部侵略马来 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地。1945年4月，回日本任教育总监。8月，日本战败投降， 24日，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一大将自杀，土肥原被降职接任东部军司令官。9月12日，第一 总军司令官杉山元元帅自杀，土肥原又接任第一总军司令官。次日，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以 战犯嫌疑对土肥原贤二发布了拘捕令，土肥原贤二被关押在横滨刑务所候审。1946年5 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将其列为甲级战犯予以审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土肥原的审判是极为艰苦曲折的。土肥原虽效忠日本军国主 义，干尽了阴谋勾当，但他老奸巨猾，尽可能地不留把柄。因而在所有被告中，土肥原自始 至终都显得最为“冷静”，对于法庭的指控有恃无恐，而且还口出狂言：“我土肥原要让中 国人和美国人睁大眼睛看看，真正的日本武士在失败时，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是个什么样子！”
法庭开始的时候没有有力的证据，美国宪兵在土肥原家中搜查时一无所获，东京 法庭只好求助于中国国民党的军政部和司法部，但结果同样也是大失所望。
就在审判进入僵局时，中国法官倪征燠猛然想起曾任“满洲国”奉天市市长的赵 欣伯，倪征燠为此特地亲自赶往赵欣伯被关的东北战犯监狱，希望赵欣伯提供土肥原参与策 划“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材料。
赵欣伯起初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但是他后来害怕连累自己，因为他曾接任过土 肥原的奉天市市长的职位，思前想后，最后他还是拒绝提供有关土肥原的任何材料了。
中国有句俗语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土肥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长达 20多年之久，要找出罪证来并非难事。最后确定下来两个有力的证人：曾经与土肥原贤二签 署“秦土协定”的秦德纯和七七事变时的宛平专员王冷斋。
土肥原开始显得有些紧张，但随后便故作镇定下来。他想法庭并未抓住什么有力 的证据，没什么可怕的，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对检察官的指控他是一概否认。
按照土肥原与他的美国律师瓦伦和日本律师太田金次郎的预先谋划，首先出庭为 土肥原作证的是其老部下爱泽诚。
在土肥原担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时期，爱泽诚曾追随土肥原参与制造了皇姑屯事件 ，并奉命参加实施炸毁柳条湖铁路路轨的阴谋，挑起九一八事变。
爱泽诚是土肥原的走狗，自然极力粉饰土肥原的恶行。他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 白”，广交中国朋友，还说土肥原领导的奉天特务机关只是负责搜集普通情报，纯属一般性 业务机构，并没有搞什么秘密活动。爱泽诚的伪证引起了公诉方的强烈斥责。
这时，为了给爱泽诚的伪证提供佐证，土肥原的另一名日本辩护律师家崎直义拿 出一幅字画交给审判长韦伯、检察长基南和其他法官、检察官传阅。这是一幅由中国著名画 家王石谷作的山水画，重要的是上面的一段龙飞凤舞的题词：“土肥原将军年来奔走中日和 平，备极辛劳，此次另有重寄他调，赠此以作纪念。宋哲元敬赠。”
家崎直义据此告诉并不知土肥原与宋哲元之间复杂关系的审判席上的众人，宋哲 元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家，连他都如此敬重土肥原将军，可见土肥原将军确实是中国人的好朋 友了。
明知他说的与实情不符，该怎样驳倒这个狡辩呢？中国代表梅汝和向哲浚提出传 中方证人、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的秦德纯出庭作证。
站在证人席上的秦德纯在宣誓过后，便接过那幅山水画，待他仔细看过后，韦伯 庭长便问道：“请问证人，这幅画是宋哲元将军赠送给土肥原的吗？”
秦德纯想了想说：“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据我观察，这很可能是宋哲元将 军赠给土肥原的礼物。”
全场哗然，难道说土肥原真是中国的好朋友？场内心中暗喜的就只有土肥原和他 的辩护律师——有人肯不计前嫌地替他说话了吗？秦德纯停了片刻，待全场安静后，沉着而不紧不慢地说：“审判长，我必须声明 ，我之所以判断这幅画可能是宋哲元将军所送，是因为上面的题字是宋将军的秘书长杨镇南 所书，我与杨镇南有过交往，对他的笔迹比较熟悉。”
忽然，他语锋一转：“审判长，我同时更要声明，这幅画只是私人交际往来所赠 送的一种小小的纪念物品，不能用以证明国家与国家间的外交关系。”
审判长韦伯听后，为之一震，并鼓励地问道：“为什么？”秦德纯娓娓道出实情 ：“这是因为北平是中国的旧都，各国外交使节和武官留在北平的很多，当他们奉令回国时 ，与北平地方当局互相馈赠纪念物品，这是很平常的事情，纯粹是一种礼节，既不能反映彼 此间真正的感情，也不能代表外交关系的好坏。我想，稍有外交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一层道 理。”
“土匪源”土肥原贤二（9）
秦德纯的这些证词有如拨云见日，极大地鼓舞了中方人员，又使土肥原及其辩护 律师们个个哑口无言。
驳斥完这幅画的“证据”后，秦德纯又满怀愤怒地控诉了土肥原1935年策划的“张北事件”，借此蛮横要求中国部队不能驻守在张北县以北的恶行。
土肥原的恶行并不止于此，中方公诉人倪征燠随后向法庭递呈了一份1933年的《奉天特务机关报》，这张报纸的首页盖有土肥原的印章，报纸上登着日本军事使团向日本政 府邀功请赏的报道，该报道的作者正是刚刚站在证人席上的爱泽诚。
事实胜于雄辩，倪征燠用铁的事实揭穿了爱泽诚的一派谎言，使爱泽诚的伪证再 也无法狡辩下去。
这中间还有一小段插曲。倪征燠所呈爱泽诚写的报道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正待倪要进一步询问爱泽诚时，土肥 原的美国律师瓦伦中校气势汹汹地走上前来，冒出了一句令众人均未想到的话：
“审判长，‘谈虎色变’，这是在谈老虎，与本案被告无关。”
这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使得法庭上下立即响起了一片哄笑声。倪征燠解释说：“‘谈虎色变’是中国的一句成语，这里是说土肥原、板垣二人 凶狠如虎，人们听到他俩的名字，就像提到老虎一般，害怕得脸色都变了。诸位可能有所不 知，中国老百姓都称土肥原为‘土匪源’，比喻土肥原比土匪更加凶残。在日本占领中国东 北时期，如果哪家的孩子哭闹不止，大人便会吓唬说，‘再哭，土匪源来了！’孩子便会吓 得马上止住哭声。”
这一解释，原本法庭上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