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12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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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5月13日，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颁奖仪式在福建晋江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吉狄马加、晋江市副市长颜子鸿、著名诗评家谢冕为获奖者路也、卢卫平、田禾颁奖。在同日举行的研讨会上“华文青年诗人奖”评委谢冕、叶延滨、韩作荣、王光明、陈超、刘福春、林莽和老诗人蔡其矫等就青年诗人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研讨。近年来倾力打造诗歌精品书的漓江出版社副社长庞俭克作了精彩发言。诗刊社副社长王青风和晋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洪于权、《诗刊》编辑大解、李志强等出席了颁奖仪式。
　　
　　“新诗与语文教学研讨会”在京举行
　　
　　2005年3月27日，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新诗与语文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三十多位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编审、中国诗歌媒体代表、文学界的诗人、学者以及中学语文教育界的工作者围绕“新诗与语文教学”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世纪之初新诗教育呈现出一种新的转换，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与此同时不少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解决。针对新诗教学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主办者邀请了各个领域的代表，搭建了一个对话的平台，希望集思广益，为新诗教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可能的参考。会上，来自人教社中学语文教材编辑室的刘真福首先对语文教材中的诗歌选编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并就新诗的人选教材的标准作了阐述，经典性、广泛性、教学性、进步性是选编新诗的出发点。《扬子江》诗刊副主编子川谈到了新诗教学和诗歌现场存在事实上的隔膜，同时也介绍了《扬子江》在推广、宣传与介入、参与两方面做出的一些举措，如开辟“新诗第二课堂”的栏目，开播“星光下的诗友会”电台节目，开展“新诗进校园”系列活动等。语文教育家顾德希则对诗歌教学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爬梳整理，他认为，诗歌的诵读问题、感悟的问题、资源建设方式的问题以及术语规范问题是诗歌教学中制约诗歌教学发展也是急待明朗化的一些主要扭结点，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新诗教学就不可能打开新的局面。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王光明批评一些老师讲诗过于强调诗歌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但是忽略了最基本的东西——诗歌本身的美感。我们要按照诗歌自身的规律去讲诗，那种从主题、内容进入诗歌的方式，恰恰是把问题颠倒了，因而很难让学生体会到诗歌的美感和丰富性。北师大教授张清华认为诗歌的选择要在语言的陌生化、潜意识化和学生的接受能力之间寻找平衡，在教学中教师要正确处理懂与不懂的问题，不能死抠诗句。此外他还对考试中出现的有悖于常理的命题方式提出质疑。《语文世界》的张文海谈到新诗教学在整个语文教学中地位不被重视的问题与高考作文对诗歌的排斥有着根本的关系，而教师本身对新诗的认识存在一定差距更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因。诗人王家新则认为现在的新诗篇目存在偏难的情况，对新诗的选择不能盲目求新。在教学中体现中学语文教学新理念，就是要回归到语言本体，文学本体，诗歌本体。林莽以大量学生诗歌稿件为例说明不管是在中学，还是大学，诗歌教学已经与时代脱节了，他建议对新诗的基本规律进行归纳，对一些基本的手法进行总结，运用到具体的作品中，加以推广。此外，来自东城区语文教研室的赵大鹏、《诗选刊》的刘松林、中国计划出版社的西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树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福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姜涛、人教社小学语文教材编辑室的王林、首师大博士后张桃洲等人针对教材教法都有十分精彩的发言。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新诗教学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激发学生对文学的兴趣、热爱汉语起着其他文体难以替代的作用，一定要打破传统的急功近利的观点，将这一环节认真抓起来。此次研讨会将教学、教材编选、诗歌刊物三个领域的代表人士请到一起进行对话，有利于教材编选者听到不同的声音，可以为将来的教材完善提供参考，而来自不同角度的思考和设想对促进诗歌教学将起到建设性的作用。研讨会主持人吴思敬最后总结说，解决新诗教学的问题不是修改几次教材、举行几个会议而一劳永逸的，这只是一个开始，推进新诗教学有待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是山，而不是高山
■　　格　式
　　世纪之交，衡山论剑期间，云南诗人雷平阳针对山东诗人孙磊诗写中存在的“弯弯绕”现象，形象地提出了“是山，而不是高山”的诗学命题，其本意就是反对无端修饰，倡导客观呈现，让存在自身出来说话。近年来，我在多种场合详细释解过这一观点，但均因倾听者与言说者的信息不对称，而无法达致彼此音频的共振。
　　客观，望文生义，就是客之观也，也即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相互为客，相互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并且善于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体察和感受自身的存在。不论是人，还是物，一旦把自身视作“主人”，那些“爱当家”的先人之见，就会纷至沓来。事实上，类似于“高山”这样的先天性笔误（口误），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比比皆是，比如“大海”，比如“黑夜”，比如“美丽的花朵”，比如“温暖的阳光”。正因其约定俗成，我们用起来才觉得天经地义；正因其习以为常，我们与他人论辩的时候，也觉得理直气壮，丝毫无心虚之虞。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咬文嚼字，或者抠字眼，用这两种手段来仔细探察那些手到擒来的习惯用语，就很容易发现，它们似乎都说出了路人皆知的事实（道理），貌似一就是一的废话，实际上却无意识地遮蔽了事物更为真实、更为丰富的存在。从事物命名的本身来看，最初的命名者，也许只是看到了冰山的一角，自以为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结果却是一叶障目。其实，约定俗成具有相当强大的惯性，一个诗写者如不时时警觉，如不自觉地予以克服，就会轻易地为惯性所吞噬。去年冬天，我应邀协助安琪校正《中间代诗全集》一书的诗稿。此书收入了老朋友马策的一首诗名叫、《鄂尔多斯》，这是一首无任何毛病的诗，也是一首被韩东等人称许的诗。出于对诗人的热爱，我力主马策拿掉这首诗。马策作为一个新锐的诗歌批评家，对我的提议十分审慎，诚恳地让我细言究竟。我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题目，谁见了都会想到草原；随便一个诗写者，都会写到蓝天白云。对于这样一个有深厚人文积淀的题材的处理，应该是先解构再建构，方能别开生面。马策对我的“别有用心”，心领神会，立马点头称是，并且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双手。
　　从上面例举的先天性笔误，大家可能已经得知，无谓地强调，确实损害了存在的客观。它让我们仅仅看到了海之大，而没有叫我们洞察海之深；它让我们仅仅看见了夜之黑，而没有叫我们体察夜之广。强调的发生，有人认为与形容词的使用不当有关，我以为这是天大的误会。实事求是地说，如今的形容词业已失去了形容，具体表现在形容词本身的理性化抑或空心化上，换句话说，就是形容词的容积非常有限，它承载不了更多的事物抑或事物更多的成分与特征，它就像埃及的木乃伊，水分蒸发，或者风干，血肉早已荡然无存。究其原因，还是形容词内部，其语义不断堆积所为。语义的突然坍塌，使形容词失去了形容。这种语言事件所产生的副作用，不容低估。形容词感性的丧失，质感的流散，均与此有瓜葛。当然，并非仅有形容词遭此厄运，其他的词也在劫难逃。比如“果然”，在古代曾经是一种繁殖力非常强的动物，然而在当下，它却变成了一个虚词。这种语言悲剧的发生，再次表明，语义的不断抽空或者喻义的持续累积，均能改变一个词的本来面目。任洪渊先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大声疾呼，“给名词第一次命名，还动词第一次动力，还原形容词的第一形容，还数词以无穷数，还量词以无限量，让连结词组合新的结构，让前置词把世界置于新的时空。”其时，他已经从存在的层面来看待词语，而不是非非所倡导的那种语感还原，二者探询的方向似乎一致，但彼此抵达问题本相的深度却大相径庭。在我看来，目前激活形容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变它的词性，即把它当作名词用或者当作动词用。如此，方能将语义糊住的原形清洗出来，方能把多余的语义跟事实不符的语义涮清楚。如此，虚词才能实体化，成为血肉丰满的存在。
　　让存在自身出来说话，目的就是让诗写者在具体的诗写里，彻底放弃不必要的强调。在过去的文章里，我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判断：强调是由诗写者使用过多的限定抑或限定不当造成的。比如说，不少诗写者特别喜欢使用双音节词，殊不知，双音节词内部空间的重叠与倾轧，不单单削弱了词组整体的力量，而且也让每个单词存在的真相受到了蒙蔽。如此以来的语言，呈现出一种貌似平和的光滑，但的确削去了单词单独的磁性。让单词说话，诗评家陈超昔日也曾在不少论著里表述类似的观点，遗憾的是这一改变当下汉诗语言面貌的举措，至今没有得到有效地落实。从修辞的层面看，强调的发生就在于限定的使用；而从诗写者自身来说，强调便意味着对语言的不信任，对读者的不信任，是诗写者不自信的典型表现。一个诗写者一旦不自信，就会变得疑神疑鬼，久而久之，就会对周围的一切失去正确的判断。没有准确的语感，又何言恰当地使用语言？无辜地伤害语言，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个人的诗写里，不可能不成为家常便饭。语言暴力的滋生，说白了全赖于诗写者对强调的高频运用。近日，诗人长征在《把诗写得再主观些》一文中，对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客观写作”给予了必要的清理。深究细思，我发现他的当下之说以及我的彼时之言，都还滞留在方法论的层面。我以为，客观写作，是一种看见的写作。据诗评家向卫国考证，看在汉语里，就是看见事物的空隙（或者说骨头缝），见就是看到。看见的写作，也即目击道存。那么，如何做到目击道存呢？我认为，诗写者首先要做一个存在的目击者，其次才是实话实说，其次才是在实话实说的基础上进行天地人的现场直播。中国当下诗歌重心的降低，有利于每个诗写者自觉地成为存在的目击者。不过，这种降低尚处于人的层面，与整个世界的碰撞和对应，还缺乏严整的契合。河南诗人丛小桦，在这方面近来做了成功的尝试。他徒步黄河写就的诗篇，恢复了汉乐府用诗来记事或察人的传统。他说，人过四十，看见什么，就是什么。阿吾讲，不变形；伊沙言，事实的诗意。我想，丛小桦的诗歌正在接近客观写作的真谛。


位　置（三章）
■　　沈木槿
　　
　　位　　置
　　
　　第二个练习集《在纬度的温差里》的小序中，我曾清楚地提及：在此后很长的时间里。不用睁眼我就可以确定，有一行文字在身后像脚灯那样微弱的打亮着——我看清了此时此刻的位置。
　　2004年夏天的南京，厌倦于本地青春期般燠热、潮闷的节气，人们又一次陷入意识的漫长休克。几乎没有写一首诗，我计划着一次沿海的旅行，同时结束在南京的生活。不必读太多的书，在路上，我自会相遇陌生的事物。在纬度的温差里变迁着，我的面容，和话语。
　　很长时间看不清自身的位置，叫人茫然且焦虑。生活，诗，一切像是淤滞了。这两年，在词语的碾磨中我学习着冷静和节制；我边读书边去杂志社和报社打工，试图与现实相处。处的不好，再历经一次瓦解。瓦解之后，竟感到前所末有的自由。
　　清除那些碍脚的泡沫，矫饰、虚荣、畏怯、犹疑中的东张西望……我必须忠实于自己并不丰饶的土壤。我所有经历中真实的感受和记忆，构成了一个属于我的系统，在里面，一己的价值得以保障。也许这个分量是微弱的，却不可动摇。我为迷恋语言的欢乐写诗，继而，被词语背后的事物所征服。被征服的人是谦卑的。“泼去残茶，我啃噬眼下够得着的草根。”（沈木槿《垂星》）
　　
　　源　　头
　　
　　不同于以往一味贪食的进口杂粮，如今我深感整个民族的传统精神，这座深巨的矿脉在（现）当代诗歌及文学里的断裂、萎缩，瓦解之后，诗人们似乎断送了来路。从哪儿开始？我想回到周易、诗经、论语和老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