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散步 龚鹏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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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们归纳人类各种抽象满足的类型，便会发现：满足的程度愈大者，愈抽象，其层次也愈高；而愈易落入具体和技术层面的，层次也愈低。
　　就其为抽象的满足而言，追求金钱名位与追求知识并无不同，人们也常将它们混为一谈。然而，追求金钱者，一如追求宗教情操者，容易造成“目标的错置”，误以为所追求的是具体实质的东西，而形成心理层次的堕落，并因此造成生命的堕落或流失，就如宗教家每每成为迷信神迹、偶像与末日审判的无聊汉一样。此所以人在追求时，还必须有所选择，使其能配合认知我、情意我与德性我的均衡发展，塑造健全的生命，完成抽象的满足。
　　以人之所以为人来看，抽象的满足的追求，可说是人与兽最大的分野。猴子对香蕉的兴趣远超过一顶皇冠，人则相反。而皇冠与钞票，均是一种象征物，犹如勋章与国旗、文字等。人，是借着这些象征物，逐渐在“想象的情绪”中构筑其象征系统的。这个象征系统就是他的文化，为人之所以不同于或高于其他物种之所在。
　　所谓象征或象征系统，即是意义的组构。以语言为例，语言没有物理的客体，纯粹是线条式的符号，用以指示意义。钞票有物理的客体（一张纸），但这张缀上某些符号的纸何以能代表若干币值呢？钞票之所以是钞票，不是废纸，就在于它具有意义。意义，便是文化的实质内容。一个人若不能有意识地做意义的追求，则这个人就是一个空洞无内容的形式（生物形式）存在，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假如一个人误把意义的追求错置成物质等具体的追求，譬如，把对货币理论的兴趣转移到对实际一张张钞票的兴趣，则这个人也就报销了。
　　在人类一切象征系统中，语言是最庞大、最高级、最具典范性的象征系统。语言之中，最精密运用其特质、构建最深刻象征世界者，厥推文学。因此，文学作品是人类追寻、探究、质询、印证意义的最佳所在。人们接受文学教育，不是要学习如何爬到树上去采一根香蕉，而是在品味整个种族或人类的意义体系，从文化生命之中开发自我内在的意义世界，在存在的感受和认识方面做深入的挖掘，成为一个有文化涵养、有意义生活的人。
　　他也不必成为一名考古学者，整天在询问作者原来的意向是什么，因为语言的指涉必有歧义，本身是不能局限于某一固定意义上的。何况，建立客观而确定的知识，对读者以及文化生命的延续与开发，助益不大。假如文学欣赏与批评只是考古，则文学欣赏永远是文学作品的附庸与诠释者。可是，诠释者若以开发自己的感受与认识为目的，那么他的阅读便可与文学创作一样有活力，不只是为人作嫁，而能对整个文化有重大的帮助。
　　亲爱而不愚蠢的读者们！希望你们在这个重大的关键点上，细细想一想：人，还是禽兽？
　　关键词
　　叙述主体
　　叙述，是指产生话语的行为或过程，是隐藏在叙述话语中的叙述者。其表现方式有三种：一是缺席叙述者，指像摄影一样客观记录观察，让读者意识不到叙述者发出的声音；二是隐蔽叙述者，即事件完全由叙述者讲述，但叙述者并不出现在文中；三是公开叙述者，它又可以分为旁观的叙述和参与的叙述者。
　　自主性
　　阿多诺认为艺术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它是社会事实，另一方面它具有自主性。其自主性明显表现在其反社会的性格上，表现为对社会规范的不顺从，它也不会将自身变质为社会有用的交换物，它本身的存在即是对社会的批评。
　　指涉（reference）
　　传统的意义理论，可称为意义的实在论（realistictheory　of　meaning），主张一字词的意义，在于它的指涉。所以，依此理论，一字词的意义可定义为该字词的指涉，故云意义即指涉。


滑稽的问题


　　第十二章　文学的功能（上）
　　039。滑稽的问题
　　曾有一位时髦贵妇对大画家威斯娄（Whistler）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威斯娄鞠躬对曰：“亲爱的夫人，在这一点上，夫人所见与野兽略同。”——每逢有人向我问道：“文学有什么用？”我总会想起这则人与野兽的故事。
　　一个人，在欣赏时装少女之余，也还知道别有此实用嗜好之外的崇高美术；在教书混饭吃之外，也知道另有学问；在应付实用之外，也还知道有个真理存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或嗜好，不能与价值混为一谈，岂非甚为明显吗？何以面对文学，便忽然昏聩了起来？不是像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奇人志》（Les　Crotesques）里所说的商人财主，每看见孩子们写诗，立刻罹患恶疾，怒冲脑顶，神经发生变态；就是像古罗马教宗德尔图良（Tertullian）那样，主张若要大道光明、实现极乐世界，非铲除文学不可。
　　至于那一般文学家们，面临这恶劣的环境，又往往显得跼蹐不安，充满了自卑自怜的情愫，先就自己看不起自己，以免旁人鄙夷时少了心理准备。偶尔有一两个替文学辩护的，又嗫嚅口吃，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些文学有益世道人心、能做宣传武器之类的话。他们愈是这么说，愈是让人相信文学果然是没什么用的了。
　　其实，这个问题本不难解决，难就难在世人问错了问题。好比铁槌原是用来敲东西的，现在拿来炒菜，当然炒不好。而世人居然还要指着铁槌痛骂：“要你有什么用？”而一帮为铁槌打抱不平的先生们，竟还要替铁槌辩护说，铁槌确实是可以炒菜的。这，这岂不是甚为滑稽吗？
　　何况，文学也非铁槌所能比拟。文学根本是不能放入“有什么用”这样的考虑中的。
　　040。工具与目的间的诡谲性
　　基本上我们必须了解，当我们问“××有什么用”时，该物的用途必然是配合着使用者的目的而来的。例如，我们问碗有什么用时，其实就寓含了有关目的性的考虑：若以吃饭为目的，则碗就可以盛饭；若要打人，则碗便成了武器；如果碗只用来代表一种身份，那么它就成了托钵僧的钵或乞丐的碗，通常是装旁人布施的钱而不是装饭，甚至什么也不装，只代表一个意思。换句话说，凡“有用”的东西，必然是在为一个目的服务的。它的存在与价值、功能，即在于完成这个目的；如果不能完成，才会像阳痿者的器官，被啐为：“没有用！”
　　正因为所谓功用是由目的所限定的，所以——这里就开始显得有点儿诡谲了——功用往往会随着目的而转移。一只土皿，可以用做盛水的钵，也可以当做祭坛的礼器，更可拿来做吐痰的痰盂。所以，一件事物，当我们问它有什么用时，基本上是无法回答的，除非我们已经预设了它的目的。
　　其次，不仅功用会转移，目的也可能改变。例如，我们每个人在写作文时都会高谈人生的理想，主张到大学里求学是要获得高深的知识、追求真理、探寻宇宙与人生的奥秘。没有人肯公然承认只想到大学里去混日子，追女朋友钓男朋友，以便将来嫁一位有钱的先生或找一份有钱的差事。而事实上呢，如果读书的目的真是在于追求真理，何以还会整天在问：“读中文系、读历史系有什么用？”可见在这个时候，读书的目的早已被偷天换日地掉包了。崇高的目标变成了猥琐不堪、上不得台面的现实考虑。
　　除了目的的转移之外，一件事物也可能有附带目的或继起目的。譬如牛粪，原来的作用是排泄出去以保持牛体健康，可是，也可以用来当柴烧。竹头木屑，本来是做器具时剩下来的东西，是其目的功能之外过滤下来的弃物，而陶侃却拿来作为造船的竹钉和铺路的灰。这就称为废物利用。通常人们所说的用，其实往往属于此类。像大学毕业生在校学了四年，毕业后却只能去当保安、管打卡。他本人乃是目的功能之外过滤下来的弃物，他的工作固然对社会也不能说没有贡献，但这种情形便是很典型的废物利用。因为他们本身什么本领也没有，亦已无目的可言了。
　　这就显示了目的与工具之间关系的诡谲性。凡有用的东西，必然是在替一个目的服务，所以，它本身只能完成一种工具性效益。但这个工具，原是为了配合或达成某一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创造出来以后，却可能会因其他因素而移做别的用途，致使目的转移或丧失。这样，为某一目的而创造工具，岂不是太没有保障了吗？目的不仅不一定能达成，它会转移或丧失到什么地方什么程度，更是无法预料。
　　这种原来的目的，我们可称为客观目的性。工具因主观的任意作用而背离了客观目的性，对工具本身也常造成许多困扰，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一个工具对于它究竟应该或可以完成什么功能，实在非常茫然。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担任工具人的人，其职业与职位都经常在变换，到底这些变换是要完成什么人生的目的？他们本身可以独立地达成什么功能？这样的人生，其实即是无目的的飘浮，飘飘荡荡，而自以为很吃得开，很快乐。否则，就是只有片断性偶然的目的，看机会或主观的任意运作而定。
　　纵使结果不这么糟，我们也必须警觉到所谓客观目的性，乃是受限于客观环境的，并无自主性。例如，庄子曰：“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纹身，无所用之。”（《逍遥游》）客观环境一旦改变，原先有用的，可能竟会忽然变成无用，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近几十年来，我们大学教育中所谓有用的热门科系，不断在改变，不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吗？
　　何况，所谓客观环境，还牵涉到人与客观环境的对应关系。“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纩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药的功能虽然都是能让手不皴裂，却因为对客观环境的处理不同，而产生了迥然相异的结果。这，就显示了目的与工具之间关系的诡谲性与不确定性。


目的的自我完成与体现


　　041。目的的自我完成与体现
　　既然工具与目的之间有这么诡谲与不确定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换个思考方式呢？
　　“工具—目的”是不确定的诡谲关系，所以，可确定的便不能联系着工具而说，只能扣住目的来谈，是目的的自我完成或自我体现。此话怎讲？
　　首先我们可以看，我们一个人的五官四肢无不有用。唯一“无用”者，就是头脑。可是，头脑不为其他目的服务，它只在思考。思考是头脑的目的，可是，也是它的功能：藉着思考，它可以指挥一切工具性作用的五官四肢，完成任何功能。它无用，因为你无法具体指出它有什么用。思考本是抽象的，然而，它却能完成一切用。这便是目的自我完成的无用之用。世人仅知有用之用，却不知道尚有此无用之用。故耳目之用、声色之娱，日渐多于头脑的思考，说起来也是很可怜的！
　　因此，我们若遇到有人问我们学文学有什么用时，我们应该反问他：“你活着有什么用？”显然，人之生存，必须吃饭，却不是用来吃饭的。所以，吃饭找职业不能作为人生的目的。同理，文史艺术亦不能用来吃饭，因吃饭本非目的也。今人之错误，即在以非目的者为目的。譬如，人生而有情欲，所以必须有性生活，世人却误以为性交即是人生的目的。这就是错把非目的者视为目的，渐渐至于本来不为成就这些假目的的物事（例如，研究文史艺术本来不是为着谋职），也用能不能完成这些假目的来做批评的标准，认为学文学艺术的人找不到工作，所以，文史艺术没有用。
　　其实，以非目的者为目的，而又追求完成此伪目的的工具与技术，所获得的最多只是第二级的工具或伪工具。它所达成的是伪目的，所以，工具本身也是假的，不是真正的工具，没有工具的价值，也缺乏“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不但是非理性的、无意义的，而且是伪意义的存在。我们讨厌它，就像伪君子比真小人更让人憎恶一样。
　　目的之自我体现者，与此不同，它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例如思考，思考的价值不在于能想出个什么道理，思考也不保证能够获得真理，思考更不能为其他的理由服务、受任何外在的事物控制，思考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的探求与构筑，它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而所谓意义，又不是外在地有一个目的，思考完成了它，所以有意义。思考本身的活动，即具显、创造了这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