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散步 龚鹏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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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诚然可以多样化，但是，它必须基于两个条件。
　　（4）方法的自觉与验证
　　一是方法的自觉。方法是如何建立的？是不是我忽然间有了一个想头，就有了一种方法？待会儿换了一个幻想，又有了另一种方法？方法不是这样的，它必须是在方法的自觉意识中逐步发展出来的。
　　我们自觉地意识到我们是怎样地去思考感性及认知对象的，思考它哪一部分，如此思考有何意义及目的，而我们这样的思考是否真的可靠……只有经过了这样的自觉意识过程，才能真正地建立一种方法。所以，方法的建立其实极为艰辛。理论上，方法可以无穷尽地发展，但历史上真正建立了的方法却不是很多。有些哲学基本上只是一套方法，例如黑格尔的辩证法、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本世纪声势庞大的数理逻辑等，均是如此。许多人不明了方法必须建立在这种自觉的意识上，便不免把方法看浅了，以为方法就是“程序”。譬如，我们做个实验，应先安置某些仪器，然后用甲种药液，接着用乙种物质，再放入丙种药剂，做实验时应把手洗干净，要仔细记录其变化……诸如此类，都是程序，不是方法。坊间许多文学研究法、史学方法的书籍，所谈亦属此类，例如如何搜集材料、如何安排大纲、如何修缮润饰、如何校勘、如何辨伪、研究态度应该如何、证据是否足以支持论证……这些，假如不关联着以上我们所说那些方法自觉的思考，则都只能是程序或步骤，离方法还遥远得很呢！
　　然而，经由自觉意识而发展出来的方法，是否能保证合理而有效呢？那倒也未必。原因在于每个人的感性及思考能力都有所局限，而方法本身又只是一隅之解，所以，无法保证能够完整而充分地诠释对象。既然这样，那么，方法的验证自然就变得异常重要了。
　　所谓方法的验证，是说方法虽然必须关联着研究者个人特殊的价值信念与思想内容，但是，它却不可能仅仅代表个人特殊信念。这是什么缘故呢？首先，从“价值理性”的观点来看，它是根据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与方法去达成合理且有价值的活动。因此，方法固然基本上都只是“我们认为合理的”；然而，它所持有的价值（如道德、宗教、美等价值）既然是理性的，对方法的自觉也是理性的活动，则方法的运作，就应该可以承担理性的审察，看看它本身的效力、目的、运用是否合理而有效。这就是验证的工作。
　　另外，验证之所以必要，在于方法本是控制语言与心灵内容辩证过程的行为；而语言又牵涉到表达的问题，希望我们这一套处理方法能为人所知、所接受，自当容许旁人有观察此一方法的可能。而且，也只有通过恰当的检验程序，方法才能确保其可信度。否则，一切都靠自由心证，如何建立理性认同的知识系统，知识又如何传播呢？
　　唯有通过方法的自觉，去检证方法的有效性，在运作中观察方法的局限，我们才能试着寻找新的方法，创造新的途径或线索。
　　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执著于某些方法，而应开放地、自觉地运用各种方法，诠释我们的认知与感性对象——在这篇文章里说，就是文学作品——并发展新的诠释角度、新的价值信念与思想内容，以及新的主客关系和新的方法。如果能够这样，我们的思维方式及思想内涵不也随着方法的自觉而深刻化了吗？这即是方法与对象的辩证关系。


不可执著或迷信方法


　　025。不可执著或迷信方法
　　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有必要先了解从前欣赏一篇作品有哪些方法。这些方法，各有不同的关切点和思维途径，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提供我们欣赏时的凭借。但是，我们不仅不可以执著于某一方法，也不可以买椟还珠，忽略了对象与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仅着眼于方法，仅着眼于认知主体，忽略了对象（作品本身的性质与内容）。以致歧路亡羊，方法繁多，反而掩蔽了作品，好像一幅画上鉴赏印章盖得太多，反而使画看不清楚了。
　　再者，我们也不可迷信方法。文学欣赏领域中，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灵丹秘诀，学会一套方法，就能立刻称霸武林，独步天下。失去了知性与感性辩证发展、语言与心灵内容辩证发展后的方法，早已沦为一些技术，而技术却不可能等于方法。所谓迷信方法者也，乃是因为心态上的堕落，使得他所拥有的技术只能发挥水泥匠的作用，与方法的创造、美感能力的提升、知性认识的深刻化毫不相干。我们可曾听人称呼泥水匠为工程师呢？
　　欣赏文学作品时，了解并熟谙古代及现代已有的各种方法是必要的。可是，以上种种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索。且让我们努力吧！
　　关键词
　　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指出，指导人们行为的理性共有两种：一种叫“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另一种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价值理性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知识的终极价值。工具理性看重的是效果。韦伯认为，“工具理性”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思维方式，是导致科层组织（bureaucracy，或称官僚组织）出现的主要原因，并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形式与内容之争


　　第八章文学的形式
　　026。形式与内容之争？
　　曾写下《雪夜林畔小驻》的美国著名诗人弗洛斯特说过：“写自由诗，要像打网球而没有中间那座网一样才好。”话虽如此，他若跟某些诗人比起来，仍然显得有韵脚、有构架，不够自由。他不像诺曼·梅勒那样，几乎连球拍都没有；更不像卡明斯，连球场也不要，飞跃于旷野之间。
　　我这番譬喻，读者应该不会陌生。因为近代新文学运动以来，旧有的文学体制渐次被打破，而新生的文学作品大多也以摆脱形式的束缚为宗旨。这是非常自然的事。谁喜欢被桎梏？谁不想拥有真实而丰饶的内容而只要外在的形式呢？只有傻女人才会斤斤计较形貌，无暇于充实内涵。文学家可不愿意这样！
　　在历史上，在每个人的思想里，“形式—内容”这种思考模式都是真实的存在。譬如，我们常说某人的文章是“情胜于文”，某人的则“内容贫乏”。我们分析一篇文学作品，也习惯于从主题与技巧两个方面来讨论。另外，也由于我们重视内容多于形式，所以，有关文学形式的研究似乎也常常属于次要的问题。我们很少强调一位文学家在形式上有什么样的能力，而比较倾向于要求作家有高尚的品德、善良而敏锐的感性、丰富的知识及阅历等。大家仿佛感到“至情至性”自然就能写出人间至文来，所以，形式的思考和经营并无必要。对于作家的评价，更是以内容为主，认为一位悲天悯人的作家，远比只会吟风弄月、雕绘彩藻的作家高明。像从前元稹称赞杜甫诗的优点是在形式上有长篇排律之类的作品，元遗山便批评他“杜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
　　就文学创作来说，亦复如此。六朝骈俪及诗歌常被唐宋以后的文学家所轻视，认为太注重字面形式的绚丽，而内容不够深刻。沈德潜曾说：“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说诗晬语》下）王渔洋《师友诗传续录》也说：“炼字不如炼意。”《围炉诗话》把炼字称为“小家筋节”，便是这个缘故。
　　在西方，“内容与形式”也是种旧有的二分法。先不说文学，在思考方式上，形式与内容的分别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逻辑就纯粹是形式的科学。逻辑的同一律规定Ａ是Ａ，不论Ａ是什么，永远成立；因为在这里我们只管“Ａ是Ａ”这一形式架构，不管其实质内容如何。所以，“一个人有八只眼睛。他是一个人，所以，有八只眼睛”，在逻辑上完全正确。语法学也是这样。它只研究语句之间的形式连接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把“我今天去看电影”说成“天我看电今去影”。至于我今天究竟有没有去看电影，那纯粹是另外一个问题，非语法学所欲问。同理，“人有三条尾巴”在语法上也是非常正确的。
　　这样看来，大家不免更要觉得只讲形式太过危险了，应该强调实质内容才对。尤其是一些注重文学社会性的作家和文评家，更是坚持文学必须在内容上关怀广大民生疾苦，表现博爱恫瘝的心胸，而不必在文辞形式上多所修饰。这种比赛谁泪腺较为发达的文学观，究竟对不对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且让我们从什么是形式、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如何等处开始思索。


何谓形式？


　　027。何谓形式？
　　以一篇文学作品来说，不论文学的定义及实际如何，文学作品必然是一堆语言文字的构成，而且是有组织的语言文字，并且，这组语言文字也表达或蕴涵了某一意义。这其中，有组织的语言文字当然会构成一种形式，而意义，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内容。
　　这个“内容”与“形式”，有些人把它看做一种本体与现象的关系，而且，通常以内容为本体，以形式为现象，如《文心雕龙》就是。有些人则主张语言组织只是意义内容的表达媒介，是一种符号或工具，所以，内容与形式乃是符示的关系。我有了一本书的概念或思想内容，可以利用符示关系寻找各种媒介来表达。例如，我可以画一本书，可以用“书”这个字，也可以用“book”。只要读者能够通过我使用的媒介获得有关书的概念，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语文如筏，意义内容则如借筏渡岸的旅人；没有筏固然不行，筏也不是渡的本身，不能执著于筏，更不能在渡河以后还背着筏跑路。
　　在我国历史上，无论是道学家讲的“文以载道”，还是禅宗讲的“不弃言语，不泥言语”，大抵都属于这一派意见。不过，有些人并不同意这类见解，他们认为内容与形式是两个实体或两个互相关联的变数，二者之间为函数关系。
　　以上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议论，但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很多争执。面对他们这些精深繁复的说法，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个人向来碰到这类情况，较喜欢采取“截断众流”的方法来处理。怎么样截断众流呢？我们既然要想了解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那么，必须先确定两个关系项的内涵是什么，然后，再观察二者间的关系。
　　所谓形式，意涵并不确定。许多学者在使用这个名词时各有所指，以致所谓“内容”的意涵也朦胧起来了。例如在克罗齐的用法中，形式就指心灵的活动和表现，是审美的事实。在这种用法中，形式与内容实为一体，不可分开。现在为了方便讨论，我们不采取这类看法，我们只能把形式视为语言文字的格式。
　　文学作品的语言格式，是决定一篇作品是诗、散文、小说还是戏剧的唯一因素。但语言格式能否脱离意义和内容而存在呢？答案似乎有两个：一是不能，以一般语言来说，“我今天去看电影”这一句话的语言形式，跟它所传达的意义绝对无法分析得开。即使我们把它简化成文法格式，所谓主语、名词、动词、宾语、介词等名称，其所以能够成立，也是根据意义来的。可见，语言格式无法离开意义内容而独立存在。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格式也不妨脱离开它的意义内容而独立地加以讨论。譬如，《分甘余话》里面提到：“余官祭酒日，有《送陈子文归安邑》诗，云：‘月映清淮何水部，云飞陇首柳吴兴。’按叶石林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又李易安云：‘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或谓余句法本此。”又说：“余改官翰林侍讲时，淄川唐济武太史寄诗云：‘蜡烛五侯新制诰，秋千三影旧郎中。’语虽巧，特工妙。后读王威宁诗，有云：‘江浙老成新运使，户曹公道旧郎中。’乃知前辈已有此句法。”这两处谈句法，都仅就它构句的方式而说，与意义内容无甚关系。我们看一首诗时，可以很容易地把语法格式（例如平平仄仄仄平平，或仄仄平平仄仄平）跟意义内容分开讨论，也就是根据这种原理。倘或意义不允许与语言格式分开存在，这种讨论也就无法进行了。


结构形式与意义形式


　　028。结构形式与意义形式
　　既然如此，在这里，似乎就显示了语言格式可以有两种区分：一种是可以跟意义内容分开讨论的，一种则必须关联着意义内容而说。假若我们把语言格式视为文学作品的形式，那么同样，形式也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结构形式，一种是内容形式或意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