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名女知青-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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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块钱。就是说，她用一字一元的商品价格，被迫买了八千元的宣传。而在梅的真正目的，却又不是为了这些，而是为了让在伏牛山下，张家营村那离婚五年的原有丈夫张老师能看见她的成功。
　　　　
　　　　并不知道张老师是否读到了今年知青返城纪念日的那张报纸。意外的收获是：梅在突然之间，收到了数百封的求爱信。这些邮件，被暴涨的邮资贴上特快传递的标记，经过邮电专车，投送到梅的手里时，梅一方面感到回思转念的无聊；另一方面，也感到有喜出望外的收成。说到底，梅是久经风霜后熟透了的女人，在乡下和张老师十余年的夫妻生活，给她留下了永难磨去的印记。夫妻间的和谐恩爱，湿淋淋地浸着她的皮肤。经过五年的奋斗，最终有了今天比较舒坦的日子，干裂的情感，毕竟需要男人的潮湿。虽然明知那些求爱的恋信，都怀有额外的目的，比如对她财产的贪欲。但到底，信上都是一些对她敬仰的火辣辣的语言。久而久之，读那些源源不断的信件，使她终于陷进了恋爱的迷宫，不能不为一部分红艳艳的求爱而心动，不能不在生意兴隆，而自己又有空闲的时候，踏上赴约的途路；去享受一次人生小憩。
　　　　她知道，四十来岁的年龄，是一日中的一个午时，介乎上下午两者之间，小去几岁，便属青春的行列，也在联合国规定的青年年龄限界之中；而再大上三岁五岁，人老肌黄发白，也就完全是风雨末年了。这是一个需要及时抓住一些什么的紧要时刻，比如城市爱情，不抓住便会如失手飞走的鹰，很可能永不再来。那样，留给自己的，就是晚年的满山荒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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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的亚细亚酒楼，坐落在亚细亚大街西端，距驰名中外的亚细亚大商场距离甚近。举头能见亚细亚商场终日飘扬的彩色商旗。而亚细亚大街，自是占了亚细亚商业中心的名利，到那儿光顾的客人，不顺路捎脚，到亚细亚大街浏览，也是一种遗憾。尽管是泛泛地行走，也就给这条街带来了崛起的繁华。初秋的时候，都市里还残留许多春末的气息。公园里的花草，虽已开始凋谢，却仍然挂着、擎着许多绿色、红色。郑州本来是一座绿色城市，国家曾在九五年四月授予它绿色之冠的荣誉称号，旅游观光者，也盛赞它名符其实。香港即将交还大陆的那些日子，港客大批涌进内地中原，见了郑州的绿化，走在成荫的大街小巷，无不对其浓绿感叹。在一个薄雾的早晨，梅的酒楼刚刚打开门房，洒水车从门前缓缓走过，邮递员随后在楼下喝了一声，一个店员接过报纸大叫起来，说梅姐梅姐，登出来了，文章登出来了。梅从楼上走下来，接过报纸看了一遍，压抑了激动，一副无谓的模样走出来，忽然看见秋天黄爽爽地向她走来。街上的桐叶在夜里突然飘落一地，清洁工扫了一遍，依然又铺了一层。门口摆的菊花，叶瓣无奈地零零落下，在酒店门口，洒了满地衰败的颜色，灰蒙蒙一层的伤感。梅立在店前，手里拿着那张知青返城节的报纸，骤然间感到了寒冷。陌生的面孔，一张张从她脸前晃过，像清明节郊野里飘起的一张张坟纸。三日之后，便有一批本市的信件挂号寄来，信上是一律的花言巧语，每一封都装满了人生的游戏和对金钱的红色欲望，血淋淋想同她分享酒店的生意。什么我无限的崇敬你，渴望能成为你的得力助手；什么你使我感到了人生的太阳正冉冉升起，我愿像保姆一样扶持你的衣食住行；什么若能同你结婚，我保证让你获得无限的快乐和幸福……等等等等，几乎如眼下亚细亚大街各商户不约而同播放的《你我都还活在世界上》的插曲，流行的腔调使人感到厌气。开始几日，梅还拆信读信，甚或一个人悄悄地研读。三封五封过去，便品味出每封信不过都是隔夜的茶水，虽浓重却是浓重的寡淡，进口后叫人倒胃。
　　　　毕竟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女人，品尝了无尽艰辛。虽然返城五年，历经挫折和都市对她的儿戏，时至今日，不消说积存下许多黄金白银般的人生经验，却仍不失为单纯而质朴的女子。但若让她轻易信了谁的言语，在梅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其本意并不是为张扬自己，寻找欢爱，安慰寂寞，而是为了让离婚五载的丈夫能从报上知道自己的成功。可是，梅失望了。失望像秋天的黄叶不期而至。整整三个月过去，梅收到本市、本省和山西、陕西、湖北、湖南、安徽、山东、江苏、黑龙江、吉林等省份的信件七百余封，偏偏是没有原夫张老师的只言片语。她想她的成功对他是一种慰藉。想他看了报纸，会写给她一封贺信。可是没有。尽管出身贫寒，从小备尝磨难，辍学、下乡、务农劳作、乡婚、失子、离异，直到九二年才返城，返城后受人讥嘲、戏弄；也尽管有时情绪冷热无常，忽好忽坏；但五年来，她从来不对什么作杞人之忧，命运所指，就努力去做。紧锁双眉、整天价发愁的事，回城后是极少有过。纵然不能说梅完全没有阴郁的一面，但追悔过去，悲叹眼前风景之类的情况，实是从未有过。就连初回城时，从事馄饨营生的那段日子，不时遭到政府一些部门，如工商、税务、卫生、城建等机构的无理掣肘，也不曾有过一声苦叹。
　　　　没有张老师的信件，也就没了。生意不消说得一日日经营下去。省报老君庙学校是准要订的，也许那天他刚好没有去学校教书。不过别人看了，也准会告他，说李娅梅上报了云云。也许他就不教书了。也许别的什么，他看了报纸，只顺手扔到一边。离婚后的一年，通信还算频繁，后就日渐少了，再后来接到一封来信，说他母亲病故了半年，就终于不再来信。去年、即一九九六年，梅曾两次给他寄去四千元钱，说社会已经到了金钱至上的时代，你赶快做些生意，就是乡土社会，就是最为偏僻的张家营子，大概也该大谈经济和信息了吧。他没有回信，他又把她的四千元钱返寄回来。如此看来，他即便读了那省报，不回信也属自然。不再寄希望于什么，收拾了七百多封来信，拆的和没拆的，堆成一堆，准备烧掉，整理俗念几思，不错心儿地经营酒店。可是，准备烧信时，却发现其中有许多杏黄色的信封，上面除了她的邮政编码、通信地址和名字外，均无落款。拆开其中一封看了，仅写着一句话：
　　　　请于星期日到东郊碧沙岗一见。
　　　　又拆一个杏黄色信封，还是：
　　　　请于星期日到东郊碧沙岗一见。
　　　　再拆一个杏黄色信封，仍是：
　　　　请于星期日到东郊碧沙岗一见。
　　　　全都拆了，共十七封，皆是请于星期日到东郊碧沙岗一见。信上无时间，无姓名，信纸也是普通无单位名称的平常方格稿纸。字迹还好，非龙飞凤舞，却端端正正。从邮戳推断，是每周一封来信，周二发出，周三寄到，平信，邮价是本市价格，即阜外普通邮票的一半价格。就是说，写信者是本市人。什么职业，年龄、住址、住房、工资、从事什么第二职业，均是一片空白。也许都在他的第一封来信中写着，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他的第一封来信。信是在梅的住房洗涮间烧的，热暖暖的燃烧的黄色焦味，被严严地关在房里。也许第一封来信丢了。这样的信件丢的不是一封，以至于她常常把同学、朋友的来信也归如此类，顺手扔去而丢失。
　　　　然而，紧接着的几周，别的信件几近断流，这杏黄色的信封，却依旧在周三如期而至，规律得如这个季节的阳光，在早晨六时二十分，准时从窗里爬到她的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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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一个秋季，是在信件的往来中流逝的，仿佛渐寒的天气，是由邮局投寄而来。亚细亚大街崛起的繁华，终是不能阻挡季节的降临。路边的法国桐树，黄叶将尽，剩下的三伤两残，枯在弯曲的枝上，不时被商店门口的音响，旋旋地震落下来。这是各店铺开张时候，却有一些仍然闭门关窗。因为在九五年曾有新闻传说，说九七年秋天在中原地带将发生一次日食。九六年新闻媒介的这种报道更甚。到了今年，那就报道得详尽而具体；时间是阳历十月，农历九月初一，大约上午九时许。至于是日全食、日偏食、日环食，还要到日食时才能确证。因为即将降临的日食奇观，使许多商家纷纷关了店门，坐车到黄河边的邙山岭上，以求站得高，看得远，一旦是日偏食或日环食时，都市因高楼而不能观望，而自己在山上却能幸遇此景，梅不是那种宣传上的不顾店员生死的老板。她出租了一辆日本丰田面包和豪华客车，把全部的雇员送到了邙山岭上。而自己，怀着单薄无力的轻松和喜悦，从亚细亚街，稍显盲从地往东郊碧沙岗走去。
　　　　恰巧这天是星期日。
　　　　本周三收到的杏黄色信件，其内容依然是请于星期日到东郊碧沙岗一见。
　　　　梅每每漫步在这消费大街之上，内心总感到辽阔的苍凉和苍凉的清净。五颜六色的喧嚣，洪水一样滚滚而来，会被她七七八八的心事遮挡回去。除非自己有意去欣赏这闹腾的杂色街景。说起来整个一条大街，仅梅是这街上的土著。而那些耀武扬威的商户们，都是乘时代之风，如美国移民似的新迁户，新贵人。也许他们其中的某一位，在去年甚或昨天，还是穷困潦倒的平民，只是寄藉在亚细亚的街上，以其机智和命运中的宏富，深窥了这条大街发迹的隐秘。一夜之间，便成了一个新的达贵。回想起来，五年之前，也就如转念之间。那时候，亚细亚商业中心早已形成，每一个关心国事和金钱的中国人，无不知道中原亚细亚，而这亚细亚背后的街道，却饿倒的乞丐样，无力地躺卧在繁华的隐处。梅就在小街的西头儿上，租下一间破败的瓦房，开了这街上的第一家馄饨馆。街上的居民，向是不去光顾馆子，他们宁肯在闲暇和节日中，自己去食品自选商场，购买速冻的冰柜馄饨或饺子。偶尔来碗馄饨的，也是街上的两家工厂的工人：第一布鞋厂和蜂窝煤厂，更早的十几年前，二百里外的兰考县，就建立了国家的石油公司，石油天然气的开采，使液化气罐如冰糖葫芦样涌进都市，那时候这曾被省政府十余次授旗的红旗蜂窝煤厂，事实上已经暗含了倒闭的危险，到了煤气管道铺进城里，蜂窝煤厂就不攻自破，工人连月工资的百分之三十，都很难维持。第一布鞋厂，曾屡屡生产新的产品，无奈因所谓人才的审美问题，无论如何改进设备，翻新鞋样，产品也不能走进本市的华贵鞋架，只能供一般的县城青年试脚。这样的工人们，是每年都要向工厂交纳倒闭风险金的。所以，来光顾馄饨馆的，也就所剩无几。只不过有赚无赚常开店罢了。每天早上七时，照常打开店铺，把能拆能装的四块板门靠到一边，生燃炉火，凭着旧时在乡下张家营子，跟着原来的婆婆学来的手艺，捏几碗馄饨角儿摆在桌上，切半碗香菜，半碗榨菜，和麻油、醋瓶放到一块，端一张凳子，坐到门口，等那因起床晚了来不及做饭和家庭不够和睦，夫妻双双，谁也不肯动手做饭的工人，隔三差五地来吃一碗馄饨。
　　　　生意就是这样地经营。下乡二十年，乡土社会养成的操行，即所谓的传统美德，还常常使她将卖不掉的馄饨，煮熟端送给房东的孩子，偶尔也把从乡下逃难的叫花子，唤进店里吃上一碗。这样经营下来一个来月，坐下精打细算，统共赚了十七块三毛钱。
　　　　从煤厂退休的父亲说：
　　　　“不行的，水费电费都还没交。”
　　　　她说：
　　　　“可以。至少顾住了我的嘴，我自己养活了我自己。”
　　　　第二个月，从四九年解放成立的红旗蜂窝煤厂终于倒闭，工人们痛哭流涕，将蜂窝煤机和传送机砸成了碎铁。这家工厂，历经四十余年的动荡盛衰，不得不永久地锁上大门。街道的居民们，各家都用上了煤气管道，连煤厂小山似的焦碳碎煤都懒得去偷挖一锨。昔日的厂房，成了涌进都市的乡下过剩劳动力的宿处，车间也被鞋厂的剩余产品无端占用，做了仓库。孩子们可以大胆地将墙推倒，拆碎机器到废品收购公司去销售。不消说，经过一个雨季，杂草横生，连小青蛇也在那儿爬来爬去。终于是成了废墟。梅的馄饨馆，也因此有了废的侵蚀，月底盘算，也许能赚上几块，也许就压根儿赔了进去。还有那些月息房租、月税、卫生费、水费、电费、煤气费。紧随季节的更替，又不能不买替换的衣服。现时国家的情势今非昔比。然而那时，曾有一个时期，国库支出缺少节制，以致财政发生极大困难。虽然政府各部门都高叫紧缩，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