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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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建立什么样形式的领导最适合巴勒斯坦人在未来斗争中的需要。
这场意志战，首先影响了法塔赫的内部政策，后来又影响了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的内部政策。直至1983 年，当阿拉法特不愿再受集体领导的约束，决定不
顾一切向阿萨德总统摊牌时，这个问题还未得到解决。阿拉法特认为，叙利
亚的领导人是罪恶之源，他利用他在法塔赫和巴解组织的影响，来破坏和阻
挠巴勒斯坦人旨在谋求同以色列进行政治和协商解决的每一次和每一个行
动。
阿拉法特真诚的感情从未在公开场合经受这么大的打击，因为他是完全
忠于他的同事的。我认为，阿拉法特从一开始就反对集体领导这一概念。他
认为这是制造灾难的方法。显然，阿拉法特很清楚，在这种状况下，在集体
领导中的个人，发觉他们自己常常处于以最正当的理由同政治上相抵触的既
得利益集团相结盟的境地。一方面，由于巴勒斯坦人不得不成为机会主义者
才得以生存，有些领导人甘愿自己受埃及的影响，有些受叙利亚的影响，有
些受约旦的影响，有些受沙特阿拉伯的影响，还有一些受伊拉克的影响，如
此等等。在另一方面，有些人更多地受美国的影响，而另一些人则更多地受
苏联的影响。
阿拉法特认为他们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潜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首
先，集体领导将容易被阿拉伯和外国政府及他们的代理人所操纵。其次，也
是更大的问题，即一个受外来的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领导班子将无
法在危急时刻或最有利时机作出有力的决定。总之，阿拉法特的看法是，集
体领导将使决策的进程陷于瘫痪。
除了事件的证明以外，有关阿拉法特对集体领导制度缺点的强烈反感的
唯一真实线索，来自同他的两位最高级的忠诚的同事的秘密谈话。这两人过
去和现在都完全信奉集体领导的思想。但是，在另一话题下，他们告诉我，
阿拉法特曾多次私下要求赋予他的决策全权。阿拉法特每一次提出的论据的
实质是，如果他能以领导的名义自由作出决定，他会推动事态进程。每一次
他的推断的结果是，他将早在过去就使事态取得进展，如果他曾被赋予作出
决定的权力，而不是必须采取平衡行动以致作不了决定，或者虽作出了决定
却为时已晚，不能把握时机作出及时反应。
先是对领导问题、然后是关于战略问题的意志战，是在特定的人物之间
进行的。可以说，早期的主要对抗是以阿拉法特为一方和哈拉德·哈桑为另
一方。哈拉德富于雄辩，代表多数主张集体领导的中央委员发言。领导反对
阿拉法特“不成熟的”军事行动计划的也正是哈拉德。
这一对抗发展到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就几乎要分裂和毁灭法塔赫的地
步，以后又促使阿拉法特怀疑哈拉德·哈桑有朝一日要取他而代之。现在他
们两人可以对这种猜疑坦率地相互交换意见。“至少有三回，”哈拉德对我
说，“我告诉阿拉法特，如果他真的相信我要取得他的职位，我愿意辞去我
的职务以证明他是错误的。”
哈拉德·哈桑1928 年出生于海法。他对民主和公开辩论的迷恋，使他厌
恶独裁和他称为阿拉伯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搞的“突然袭击思想”，
这是他在巴勒斯坦少年时期形成和经验的产物。
“第一个用哈拉德这个家族名称的是一位法官，”哈拉德说。“在他之
后很久，这个家族分为两支。一支拥有土地，做地产生意，十分富有。这个
家族的我们这一支沐浴宗教文化。我的父亲执掌伊斯兰法规事务。他也是文
化和政治事务负责人。我可以说，他很受人尊敬并很知名。我们并不富裕，
但直到父亲辞世，我们生活都还可以。
“我们的家族数百年来负责管理圣乔治山洞，那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
斯兰教三种宗教信徒的圣地。每逢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家成了很
有教养的这三种宗教人士聚会的场所。在这三天里，他们经常来到这里，讨
论宗教和政治问题，每次有数百人。由于人数太多，他们自带食物，但是，
我们的家成了某种形式的宾馆。我们通常提供各种方便条件。我就是在这种
气氛中成长的。当我六岁时，我的父亲眼睛失明了。作为长子，我不得不负
起接待客人的责任。我也有义务侍留在父亲身边，领着他各处走动。尽管我
还年幼，我已习惯倾听各种辩论，我想你会说，政治胚芽就是这样在我心中
培植起来的。”
当哈拉德13 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作为长子，他必须承担家庭的责任，
这个家庭包括他的母亲——当时很年轻，像是他的姐姐，他的四个弟弟和一
个妹妹，还有一位女佣人。“因此，我必须学习和工作，”哈拉德说，“由
于我的责任和年龄，我不能像许多比我年长的亲戚那样百分之百地投入政治
和军事斗争。但是，我参加了伊斯兰童子军运动海法支部。我曾告诉过你，
英国人不允许我们巴勒斯坦人自己组织起来，因此，我们不得不以俱乐部或
社团为掩护进行聚会和训练。”
1947～1948 年哈拉德为武装斗争作贡献的故事，还有很有趣的一面。“这
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当英国部队结束了值勤任务或作为调遣计划的一部分而
换防时，有些英国士兵和军官就准备把他们的武器出卖给开价最高的购买
者。因而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为购买这些武器展开了竞争。为了利用这个机
会，我在英国军队的通讯处找到一个工作。我的特殊任务是查明各种部队何
时撤离。然后，我有责任从准备出卖武器的士兵和军官手里购买武器。很遗
憾，我于得并不顺利。跟我在同一办公室工作、并负有同样使命的是一位非
常漂亮的犹太妇女。实际上她是一个英国犹太人。由于她有钱和漂亮，多数
情况下她占上风。”哈拉德十分幽默地叙述了这个故事。“说不定有一天我
们会重逢。”
1948 年4 月的一天，哈拉德下班回到家里，发现他的家人已经逃离了。
海法被犹太军队所占领。上个星期发生了代尔亚辛大屠杀。哈拉德说：“你
知道，犹太人经常说，除非你是一个犹太人，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们在纳粹大
屠杀后的感受。我相信那是事实。但是，我们巴勒斯坦人的一个说法也是事
实。除非你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否则就无法理解我们在代尔亚辛大屠杀后的
感受。由于那儿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真的相信，一旦犹太军队进入我们的城
镇，我们将被杀尽。我母亲给我留言，她决定保住五个人的生命比失去六个
人好。”
哈拉德乘坐的英国军队工作人员的汽车被哈加纳的一个巡逻队拦截，停
在他家附近。“巡逻队的领导人蔡姆，出身于曾是我们家的朋友的一个犹太
人的家庭。在孩提时，我和蔡姆有过许多争吵。现在他要把我投入监狱，还
声言他要审问我。我担心我将被杀害。英国军官拒绝把我移交给他。蔡姆对
我说，‘这次就算了，但是我们将会再见。’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当英国
人不再在这儿保护你时，我将逮住你’！”
在犹太人控制海法的几天之后，哈拉德拿不准是留下还是离开好。在他
踌躇未决时，他跟一些犹太朋友通了电话。“他们说，如果我去他们那儿，
他们将帮助我。我没有同意。我说：‘不，我将离开。’然后，他们中的一
人对我说：‘你看，犹太人并不都是一个样。我们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
们不是那种想伤害你们或者强占你们土地的人。当你们的人民回来时，他们
应知道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我不能说这些犹太人想保护我
是出于全然错误的理由。但是我可以断言，他们对前途是十分恐慌的。他们
相信，我们巴勒斯坦人总会重返我们的家园，他们期望把他们对我的保护作
为他们自己未来的保险单。然后就没有别的什么话可说。我说了一声，‘再
见’，并把电话挂上了。”
在第一个停战协定结束之后，哈拉德的英国朋友告诉他，不再有什么希
望了。犹太人将取胜。巴勒斯坦人完结了。哈拉德决定移居肯尼亚。他考虑
将乘澳大利亚女皇号轮出发旅行。轮船在海法港外停泊，准备运载1000 名英
国军人，几百名埃及人，他们都是为英国人服务的厨师和勤杂工。哈拉德从
埃及在海法的名誉领事那里得到了去肯尼亚的签证。
“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乘坐英国的军车到海边。在那儿等待乘小船上澳
大利亚女皇号轮船。我正在等船时，来了一些以色列士兵。他们要逮捕我。
两位英国宪兵插入了我和以色列人之间。以色列人开始叫喊，要求英国人让
开。‘这是以色列，’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军事当局。’
“当他们正在争吵时，小船到了。我跳了进去，就这样离开了我的祖国。
我应该对那些英国宪兵们说一声‘谢谢你们。’”
哈拉德乘坐澳大利亚女皇号的旅行在赛得港突然终止了。他没有健康证
明书，因而被埃及卫生部门隔离俭疫。“英国行政官员试图帮助我。他指出
我是过境。像其他地方的官僚们一样，埃及人不想知道这些。如果我有钱贿
赂他们，事情就会另一个样子。不幸的是，我身无分文。”
几星期后，哈拉德被转移到西奈火热沙漠中的一个临时难民营。“我们
约有16000 人住在帐篷里。它名为难民营，其实不是。这是一个关押巴勒斯
坦难民的埃及监狱。”
哈拉德在难民营居留的年月里，忙于从事各种工作。他办了一个学校，
他自己承担了许多教学任务。他自愿在难民营门诊所工作。他建立了一个委
员会管理难民营的事务并尽量充分利用难民营有限的设施。他自己委任自己
为难民营里组织逃亡的官员。
“我优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一批符合条件的并决心同以色列战斗的
年青人逃离。出于同情，我也帮助过另外一些人。譬如有一位从海法来的男
人，他失去了他的小女儿。她在难民营出生，由于她的妈妈没有足够奶水而
死去。然后这位可怜的男人的妻子也死了。我为他安排逃往开罗。后来一个
偶然的机会，他又给我以帮助。那是在他家洗了一次澡，这是一年来的第一
次。”
我问哈拉德他是如何组织逃亡的。“我用我仅有的东西——食物未引诱
埃及警卫人员转向我们。真主知道，我们的食物少得可怜，但是，它比埃及
军队赖以生存下去的食物要好一些。到我安排我自己逃跑时，我已失去了我
正常体重的三分之一。”
哈拉德逃离难民营是在埃及当局宣布西奈难民营的居民将要转移到加沙
以后不久。“我不能上那儿，”他说，“我需要和家人在一起，或者到某个
地方，在那里我将是自由的。”
此后的几个月，哈拉德实际上成为阿拉伯情报机构追捕的逃亡者。“在
开罗，后来在约旦，我发现凡是想要为巴勒斯坦事业而工作和主张自由地组
织起来的巴勒斯坦人，都无立足之地。”
唯一的好消息是得到一个信息，他的家人是在黎巴嫩南部西顿的某个地
方。经过一番斗争，哈拉德得到了经过叙利亚进入黎巴嫩的签证，然后终于
到了贝鲁特。从那里，他用从大马士革一位亲戚处借到的最后一点钱，雇了
一辆出租汽车去西顿。“我正前往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城市。我不知道该如何
继续进行下去——没有联系的人名，没有地址。我将在什么地方下车？有谁
会知道我的家？我将如何探询我的家人？此后发生的事情简直难以置信。如
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是不会相信的。
“突然，没有清楚意识到的任何理由，我告诉出租汽车司机停车并让我
下车。我把最后一点钱付给了他。随后，我看到我的一位表兄正在从我下车
地方对面的大楼里走出来。起初他没有认出我，我呼叫他。我们亲吻，流泪，
然后我问：‘我的母亲在那儿？我的母亲在那儿？’
“我的表兄被问呆了。‘你真的不知道你的母亲在那里？’他用奇怪的
眼光看着我。‘她在这里，就在你停车的地方！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我和家人重新团聚，自然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但是，也是富于戏剧性
的。我的母亲曾经明白表示，对于第一个带给她我还活着的消息的人，将给
以一条金项链作为奖赏。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她每天都独自一人在自己房
里度过一段时间——她为舍弃了我而感到内疚，哭得心都碎了。她相信我已
经死了，因而不断地谴责自己。起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