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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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人任何东西,这将对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长远利益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肯
尼迪不仅听了他们的劝告,并且作出行动,他决定推动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
全面解决。肯尼迪知道,假如以色列愿意和巴勒斯坦达成某些协议,有关阿
拉伯国家是会同以色列讲和的。作为第一步,肯尼迪私下压以色列至少应该
允许一部分巴勒斯坦难民返回他们的家园。当然,这样做同当时联合国所有
有关决议是一致的。以色列领导人采用他的一贯的做法,拒绝合作。肯尼迪
的第一个反应是强硬的。他告诉以色列人:不妥协就没有导弹。那时以色列
正等待一批鹰式导弹交货。
当这场特殊的意志战正在进行的时候,纳赛尔接到来自华盛顿的传话,
埃及领导人应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表明他无意同以色列作战,这样能够帮助
肯尼迪和他本人。肯尼迪完全相信纳赛尔没有兴趣与以色列打仗。他要纳赛
尔发表这一声明,目的是为了与公众取得联系。这就是纳赛尔著名的讲话的
背景。他在加沙发表谈话这一事实,同这个讲话本身几乎同样重要。纳赛尔
试图以他在那儿所说的话来告诉肯尼迪,也告诉以色列,如果埃及、美国、
以色列能够达成一项妥协,满足巴勒斯坦人最小的要求,他将准备对付任何
巴勒斯坦好战行为的爆发。最后,肯尼迪就像他的前任和后继的每一位美国
总统一样,在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讹诈面前退却了。当时这位总统正在勉为其
难地支持他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努力粉碎“有组织的犯罪”——这是黑
手党的委婉称呼。在这种情况下,总统不需要水晶球来告诉他,他正在树立
太多强敌,包括某些准备杀害他的人。在黑手党要枪杀他的情况下,肯尼迪
需要犹太人的支持。
第三次是法国为阿尔及利业解放运动所击败。这个解放运动就是世界知
名的民族解放阵线。法国经历了七年多的战争之后,丧失了继续战斗的意志。
1962 年7 月,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本·贝拉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
事实证明,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十分错误地认为,他们可以把阿尔及利亚
武装斗争的经验用于巴勒斯坦。但是,他们是正确的,深信同一个独立的、
革命的阿尔及利亚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他们在世界舞台上推进他们自己的
事业。阿拉法特已准备好并等待着利用这一时机。
“我开始同阿尔及利亚革命者进行接触是在50 年代初,”阿拉法特告诉
我。“事实上,我在他们1954 年开始进行长期斗争之前就同他们进行过良好
的对话。我保持者接触,他们答应在他们取得独立以后将援助我们。我从未
怀疑他们必将赢得胜利,而他们的胜利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
7 月3 日,阿拉法特,这位从科威特来的建筑和承包工程师,同世界各
国的要人一起,在阿尔及利亚聚会,庆祝这个国家从法国统治下获得独立。
阿拉法特利用这可能的第一次机会,以他极大的机智和魅力提醒他的主人不
要忘记诺言。“我亲爱的亚西尔兄弟,我们作出了诺言,我们将信守诺言,”
本·贝拉总统说。“不久我们将坐在一起并讨论我们如何援助你们的革命。”
①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阿拉法特心情很急,他带着一个特定的援助
要求来到阿尔及利亚。他曾向他在科威特的同事发誓,如果他得不到本·贝
拉的满意的答复,就不回来。阿拉法特希望的事情是原则上同意法塔赫在阿
尔及尔设立它的第一个正式办事处。它将不用法塔赫这个名字。它可以称作
巴勒斯坦局。当然,除了名字以外,它是道道地地的法塔赫。
法塔赫需要在某些地方正式地公开出现,这一点无需向阿尔及利亚人多
加说明。他们清楚,阿拉法特及其同事们在阿拉伯中心地带就像受羁押的犯
人一样。法定地不允许他们就他们的事业谈论或写作。法定地他们不准许组
织起来。他们被剥夺了同阿拉伯世界以外的政治家、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会见
和公开谈话的机会。在阿尔及尔设立一个办事处将结束法塔赫的孤立,使它
的领导人得以同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革命的领袖包括中国的领导人接
触,他们经常访问阿尔及利亚。
阿拉法特当时可以要求他的阿尔及利亚朋友给予另一不同方式的支持—
—提供训练法塔赫战士的便利,然后供应武器弹药。但是,对阿尔及尔的这
次访问,阿拉法特决定在这一时刻跨越一座桥梁。他的谨慎是由于他知道,
他的援助请求使本·贝拉处于一个困难境地。一方面,阿尔及利业领导人有
充分理由支持巴勒斯坦人。他相信他们的事业,帮助他们将会突出他自己的
革命信誉。另一方面,这将同纳赛尔产生一些麻烦。埃及领导人肯定反对任
何有助于促进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出现的行动。阿拉法特得到了他所要
求的东西。本·贝拉原则同意他的要求。阿拉法特很高兴,甚至很激动。他
取得了一次富有戏剧性的突破。但是,也有令人十分烦恼的忧虑。当纳赛尔
得悉巴勒斯坦人将被允许在阿尔及尔向世界打开一个窗口时,他会作出什么
反应?很自然,而且十分明显,他会把巴勒斯坦局看成是对他控制和遏制巴
勒斯坦人政策的一个主要威胁。阿拉法特自己心里已经决定哈利勒·瓦齐尔
将是去阿尔及尔建立这个局并开展活动的合适人选。如果纳赛尔给他们制造
麻烦,瓦齐尔也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在回科威特的旅途中,出现了另一个
理由使阿拉法特想到他最信赖的同事。
几乎在阿拉法特同阿尔及利亚进行接触的同时,瓦齐尔在加沙结婚了,
新娘是可爱的英蒂莎,他年少时的情人。当他1956 年离开加沙去开罗后,他
们已三年未曾见面。此后,在1959 年夏天,英蒂莎被问及,她是否愿意会见
一个人,他是地下运动的“非常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我说,‘是的,当然愿意’,第二天,我被带到一个秘密的会见场所,”
英蒂莎告诉我。“那儿有很少几个人。他们分成小组正在谈话,就像一个没
有饮料的鸡尾酒会。有几位我认识,有几位不相识。然后,我见到了哈利勒。
我们为重逢而高兴,彼此叙述着。过了一会儿,我悄俏地问他:‘谁是那位
我将要会见的非常伟大的领导人?’
“哈利勒很认真并开始观察一张张面孔。我跟踪着他的目光。然后他对
我说:‘你没有看见他?’
“我说,‘没有,告诉我吧。’
① 阿拉法特告诉我的他与本·贝拉的私人谈话。
“接着他笑了。‘那就是我,哈利勒·瓦齐尔,那就是你要会见的人!’
“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问了一个问题。‘你是否准备继续做我们的
秘密工作?’
“我回答他:‘是的,当然啰。你了解我,了解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
为你们在过去所做的一切。我没有变,一点也没有变。’
“他很高兴,但是他变得十分严肃。他说:‘英蒂莎,我们不再是玩游
戏。我们即将开始我们的长期斗争。这将是非常危险的。阿拉伯政权将力图
消灭我们。我们中的许多人会遭受拷打和杀害。当我们开始行动时,整个世
界会反对我们。’
“我说,‘是的,我懂得。’
“然后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中。他非常温文尔雅。‘英蒂莎,如果你
已准备好,我要你为我做两件事。我希望你照管我的秘密工作。请你为我打
印秘密文件并妥加保管。这是第一件事。’
“我说,‘我已准备好。第二件事是什么?’
“他说:‘我希望你成为我的妻子。’
“我不需要考虑。‘为此我也准备好了,’我说。我吻了他。”
当时瓦齐尔还在执教谋生,只有假期他才有空出去旅行和地下小组接
触。这些小组是由遍布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组成的。
从1959 年夏天开始,英蒂莎跟他一起旅行。在公开场合,她是他敬慕的
未婚妻。实际上,她是他的助手和所有机密的保管人。到他们结婚时,她对
地下组织网——名称、人员和密码——跟瓦齐尔知道得一样多。如果瓦齐尔
一旦被捕或被杀害,她将能够继续他的工作。
这一对情人原打算在1960 年夏天结婚。由于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的其他一
些同事们的压力,他们改变了计划。当时,除阿拉法特外,正在作为法塔赫
领导人出现的多数都已结婚。希望瓦齐尔推迟他的婚期,是在这样基础上提
出的,婚后生活的责任和欢乐将会占去他太多宝贵的时间。简言之,事业将
受损害。出于他的好脾气,瓦齐尔决定他的同事们得分。到1962 年,英蒂莎
大概对这些闲话已感到极其厌倦,说什么她更像瓦齐尔夫人,而不是未婚妻。
瓦齐尔和英蒂莎在加沙结婚以后,出发进行一次周游阿拉伯世界的旅
行。“我们作了一次伟大的旅行,”她笑着告诉我,“但这不是我要称之的
蜜月。我们从一个秘密会议到另一个秘密会议。
上午会议。下午会议。晚上会议。我们多半是在汽车和飞机上睡觉。”
工作蜜月在1962 年9 月8 日结束。那天清晨阿拉法特从他的办公室驱车
经过一段不长的距离来到科威特机场。瓦齐尔已经用信号通知他将带着他的
“秘密武器”到达。
回想起她第一次会见阿拉法特时,英蒂莎说:“他在机场迎接我,就像
我是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我们拥抱后,他提着我们的行李上车。然后他护
送我们到我们的表哥家中。”
我问英蒂莎关于她对这位巴解组织未来主席的最初的第一个印象。带着
对这位男子明显的喜爱之情,她回答说:“他非常礼貌。非常友好。非常慈
样。非常热情。我记忆最深的是——他的多情。”
阿拉法特对他的两位朋友所享有的爱情和欢乐的反应,也许很好地促使
他思考婚姻的前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陷入了热恋并订了婚。后来,在他
作山他的牺牲以后,阿拉法特多少有些把瓦齐尔—杰哈德的家当作自己的
家。对哈利勒和英蒂莎来说,他亲密得就像是最敬爱的兄长。对他们的孩子
来说,他是第二父亲。和杰哈德的这种特殊关系,帮助阿拉法特填补了他个
人生活中的空白。
当1962 年即将结束时,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有理由感到满意。在巴勒斯坦
方面,无可否认,确实有许多巴勒斯坦人,也许是大多数,依然对纳赛尔和
所谓的革命的阿拉伯政权寄予信任。纳赛尔声明他没有解放巴勒斯坦的计划
被意味着他没有即时的计划。所以,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也不能自称他们已经
扭转了这一潮流。但是,《我们的巴勒斯坦》已经发出光和热。作为它的后
果,到1962 年底,已有日益增多的受其影响的巴勒斯坦人深信,阿拉伯政权
是不能依赖的。仅仅这一事实,就使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有足够理由对他们
1959 年以来努力的结果感到满意。他们还创建了地下基层组织网。它处于良
好状态。可以说,法塔赫的机体业已形成,正等待着注入新的生命。
在科威特,1963 年的第一项议事日程是讨论建立法塔赫的第一届中央委
员会。即将开始的不是很多权力之争,而是一场关于政策的意志战。阿拉法
特很快将发现,自己和那些敢于说出他们不同意他的看法的同事们处于对立
地位。
第七章领导问题
直至1963 年,地下组织网——即法塔赫,当时它的骨架已形成,只是缺
少名字和血肉——的实际领导人仍是初创时的四个人——阿拉法特、瓦齐
尔、卡里姆和阿米拉。阿拉法特,由于他的经验和他的人品,是四人中的领
头人。在1963 年,阿拉法特的希望是,这个组织的法定领导职务应该围绕着
他来建立,因为他和瓦齐尔为推动这个组织的建立做了许多工作,他不仅在
同级人员中是首席,而且是无可争辩的领袖。但是,事情并非如此。
当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于2 月份组成时,阿拉法特实际上被降级
了。可以说,他被降为十人集体领导成员之一;对他来说,当时最紧迫的事
情,是需要发动一场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功,来确立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在
这最紧迫的事情上,他处于少数地位。
这样,在阿拉法特同集体领导中的他的同事和朋友中的多数人之间,展
开了一场意志战。这是一场原则争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之争。争论
的问题是,建立什么样形式的领导最适合巴勒斯坦人在未来斗争中的需要。
这场意志战,首先影响了法塔赫的内部政策,后来又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