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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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的不能逾越的边界与世隔绝。在靠近拉法的巴勒斯坦和西奈之间的边
界，埃及人不准许他们通过。人们穿越其周边停战分界线，就有被以色列人
开枪射死或被埃及人拘捕入狱的危险。他们遥望东方，看着那曾是阿拉伯人
的土地，那些宽阔的田野，现在被少数以色列人大面积地耕种着，以色列人
的聚居点连成一串，保卫着这些高地或更远的地区。毫不奇怪，他们是用仇
恨的眼光来怒视那些撵走他们的人。”①
在加沙，瓦齐尔家的孩子们，他们的母亲、祖母和几位婶婶，跟一位叔
叔一起住了几个月。后来情况逐渐明朗，巴勒斯坦人在近期内无法返回家园，
因而瓦齐尔一家搬进了他们自己租用的住房，阿布·杰哈德说：“这是十分
简陋的住房，实际上只是一个2 米宽5 米长的房间，我们一家14 口人全住在
①
《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乔治·格·哈拉泼出版有限公司，伦敦，1962 年）第69—70 页；巴勒斯坦
研究所再版，1969 年，贝鲁特，再版丛书第2 集。
里面。它是用很粗劣的石头筑成的，屋顶是仓促搭就的。我无法向你叙述这
段困窘的日子。有一次，大风刮走了洗菜盆。另一次，屋顶被风掀掉了，屋
顶上的石头正好坠落在我母亲的头上，她被砸伤了。鲜血从她脸上直往下
流。”
哈利勒·瓦齐尔最优先考虑的事是受教育。他极想继续学习。大约过了
八个月左右，由于加沙地带难民极度拥挤，他发现任何学校都没有空额。在
那段时期，他出售一些零星物品，“主要是供儿童们用的糖果和小玩具”，
挣点钱帮助他的母亲。其后，他得到机会进入了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开办的
小学。
由于他比阿拉法特小六岁，又不像阿拉法特对阿拉伯国家的背叛有亲身
感受，哈利勒·瓦齐尔是在它们背叛后一二年，才开始懂得对巴勒斯坦人发
生了什么事和为什么。他了解这些主要是听取了参加过1948 年或更早些时候
的战斗的那些人的介绍。到他16 岁生日时，瓦齐尔沿着与阿拉法特极其相似
的路线在思索。“在大灾难以后，在我们等待着能够返回我们国家的日子里，
我们深信，那些曾经背叛我们的阿拉伯政权将会由新的领导人来取代，他们
会使阿拉伯军队强大起来。他们会真正投入战斗。”那时，叙利亚已经发生
了四次军事政变。
“以后纳赛尔和尼格比上台了。”阿布·杰哈德说。“在加沙及每一个
地方，巴勒斯坦人都十分欢乐，感到非常兴奋。我们确信，在埃及和阿拉伯
世界其他地方的变化，将会为我们重返家园开辟道路。我们把纳赛尔看成新
的萨拉丁。”
阿布·杰哈德、阿拉法特、哈拉德·哈桑及其他许多人，在他们斗争中
的这一时刻，都持有并重视这一看法。在1948 年阿拉伯军队被击败后的政治
大变动期间，巴勒斯坦老的和新的两代知识分子并没有裹足不前。在每一个
他们只是希望暂时避难的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都很快就投身于
政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革命者；他们成为穆斯林兄弟会
成员和复兴党人；他们甚至成为共产主义者。简言之，只要他们能对阿拉伯
政局变化发挥影响和作用，他们可以变为任何一种政治信徒。他们的目的是
要劝说新出现的阿拉伯政权，把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当成所有阿拉伯人优先
考虑的首要问题。说阿拉法特及其同事们过去和现在是最大的机会主义者，
说的是表面现象。但是，机会主义是他们所能采取的唯一斗争手段的名称。
据传说，阿拉法特有一次曾经讲过，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就像是唯
一的男性访问者在一个不祥之夜进入妓院去办公事。他的评论是针对他的阿
拉伯领导人同事们讲的，意指巴解组织主席必须去勒索或者必定被勒索。
阿布·杰哈德接着说：“纳赛尔开始掌权。我们耐心等待。我们等着，
等着，但情况没有丝毫变化。在那些日子里，由于我们年轻，我们没有经验，
我们在政治上是天真的。因而，我们不懂得纳赛尔及其他新的阿拉伯国家领
导人为什么不做任何一点事情以帮助我们返回我们的家园。我们不知道，他
们也是被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大国吓坏了。我们只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发
生，我们再次陷入失望之中。”
哈利勒·瓦齐尔在加沙亲眼所见的事情，有助于使他相信，开罗新政权
的真正意图是要加紧它对巴勒斯坦人的控制，阻止他们自己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你想了解事实真相，”阿布·杰哈德说，“请看，在加沙的各个难民
营就是监狱。在约旦，在叙利亚，在伊拉克，在黎巴嫩，在所有这些地方的
难民营的情况，也都一样。我们在难民营的人民，是完全被隔绝的，他们不
允许我们有任何行动自由。他们不准我们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表言论和撰写文
章。他们不准建立组织和游行示威。我们试图组织起来的一些人则被作为间
谍来对待。我可以给你讲成百上千个关于阿拉伯国家情报机构如何恐吓和虐
待我们的人民，以便在我们当中发展他们的间谍的故事。”
埃及人在加沙反对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中，特别有一项对愤怒
的瓦齐尔是火上加油：“许多巴勒斯坦难民有这样一个习惯，尤其是在周末，
他们偷偷越过边界去看望他们在以色列那边的家、他们的田园、他们的土地。
一般情况下，他们只是远远地眺望——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处境和心情是多么
痛苦。在那些犹太人尚未移来定居的地区，巴勒斯坦人有时悄悄地回到他们
家中，看看是否一切完好。有时在深夜，他们从自己的园地里采回一些水果
和蔬菜。我记得有一个人把自己井上水泵的电动机带回来了。这是在加沙，
也是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的习惯做法。但是，当以色列由于少数巴勒斯坦
战士的行动而开始惩罚埃及和约旦时，埃及当局，还有约旦当局竟然说，不
论以任何理由越过边界到以色列都是严重的罪行。这样就出现了成百上千巴
勒斯坦难民，仅仅因为他们跨越边界去看望一下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土地，就
被埃及和约旦当局监禁五年、七年、甚至十年。”
阿布·杰哈德说到的战士，是一小部分参加过1948 年的战斗并设法保留
了自己武器的巴勒斯坦人。阿布·杰哈德评述道：“阿拉伯国家并没有能够
成功地解除每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武装。”这些少数战士进行着相当于私自而
且常常是单枪匹马的战斗。他们的努力是哀婉动人的。但是，当这类情况以
后不断出现时，这些微不足道的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就给了以色列领导人
以他们所需要的借口，他们借此发动大规模的反对阿拉伯前线国家的报复性
进攻，巴勒斯坦人正好也在这些国家。
这种报复性进攻，经常同一般的挑衅完全不同。它的主要目的，从一开
始就是单纯为了向阿拉伯前线国家领导人显示以色列的军事优势。第一个这
类严重警告是1953 年10 月14日由一名以色列年轻的官员向阿拉伯国家领导
人发出的。他的名字叫阿里埃尔·沙龙。那一天，他同他的101 特别部队袭
击了约旦的基比亚村。这次进攻是对以色列一名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遭杀害
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他们是被一名巴勒斯坦人扔出的或埋下的一颗手榴弹炸
死的。作为报复，沙龙和他的部队用炸药炸毁了几十所阿拉伯民房和建筑物，
屠杀了66 名男人、妇女和儿童。绝大多数人的身上被子弹打得布满窟窿，而
且可以证实，在被杀害人当中，有些是被强迫呆在家里，他们则在其四周进
行爆炸。在基比亚村，死亡的比例是22∶1，阿拉伯人每打死一个犹太人，
犹太人就打死22 个阿拉伯人。在以后年月里，根据我自己的粗略估算，死亡
比例大概超过100∶1，有利的当然是以色列。
以色列领导人采用报复性的战略和政策，并且告诉自己的人民和全世
界，在遭到毁灭的危险中，以色列是受威胁的一方。他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
功，不亚于哈拉德·哈桑所说的在阿拉伯政权中形成的失败和防御的心理。
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阿拉伯领导人确实因此而感到惊慌，并且正如阿布·杰
哈德所描述的，采取了对巴勒斯坦人的控制和抑制措施。
事态进程证明，以色列人远比巴勒斯坦人更懂得阿拉伯领导人的心理。
当以色列领导人知道他们的报复性进攻正在吓坏阿拉伯领导人时，巴勒斯坦
领导人，特别是阿布·杰哈德和阿拉法特却正在制订他们的战略，完全错误
地相信他们可以迫使阿拉伯领导人对以色列发动一场决定他们命运的战争。
这是瓦齐尔观察了在加沙所发生的事情后，头脑中正在自然形成的想法。
瓦齐尔的具体想法，也是在阿拉法特心中早已定型的一种看法，就是说
巴勒斯坦人可以用挑起以色列人越来越大的报复行动，来扭转与以色列抗衡
的局势。以色列越被激起向阿拉伯国家进攻，阿拉伯国家就越需要武装他们
自己。为了他们的尊严，阿拉伯国家必须去进行战斗，这一天总会到来。这
时以色列肯定会被击败。这就是理论。为了把它付诸实践，巴勒斯坦人需要
建立突击队组织，他们能够在以色列发动一场持久的、协调的破坏活动，以
激起越来越大的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哈利勒·瓦齐尔深信这是他们前进的道路，因此在1953 年，当他18 岁
时，他决定带头在加沙建立他自己的突击队组织。“我曾秘密接受军事训练，”
他说。他没有告诉我他是如何受训的，谁是教官。然而，从他和阿拉法特跟
我谈及的早年的情况看，显然，他是经由一位埃及军队中的少校，穆斯林兄
弟会的秘密成员的培训而成为突击队组织的领袖的。这位少校在开罗同阿拉
法特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很有可能就是在1948 年陪同阿拉法特和哈米
德·阿市·西塔从开罗去加沙的同一位少校。阿拉法特告诉我，在1954 年以
前他本人没有见过瓦齐尔。阿布·杰哈德说，他第一次会见阿拉法特是在1955
年。当我对这两个不一致的讲法向阿拉法特提出询问时，他断然说，“不，
不，不。阿布·杰哈德错了。那肯定是在1954 年。”在这件事情上，或者是
阿布·杰哈德的记忆使他失望，或者是他在施放烟幕。也许是他对自己早期
同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仍然敏感。也有可能是，哈利勒·瓦齐尔的名字列入
阿拉法特保有的1953 年秘密受训的名单之中，瓦齐尔从那时起就表示他准备
组织一个突击队小组。
当他自己的训练完成时，瓦齐尔就开始为他的小组征募志愿人员。“首
先遇到的问题是，要确信他们是清白的。”阿布·杰哈德说。
“你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埃及的各种情报机构的间谍或代理人。”我评
论说。
“是的，”阿布·杰哈德回答道，“这就是我说的意思。”
因为埃及当局不允许巴勒斯坦人参加任何形式的准军事活动，瓦齐尔的
训练活动就必须十分谨慎地进行。“在埃及统治下的加沙，我不得不采取跟
我的父辈在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采取同样的策略。我必须佯装是在组织一
个体育俱乐部。为了使我的年青战士能够适应，我经常让他们从加沙跑步到
狄艾尔·巴拉赫，约有10—15 英里距离。我们在天亮前离开，一直到天黑方
返回。真正的秘密训练是在加沙附近的丛林中埋设地雷和引爆。”阿布·杰
哈德所讲的丛林，大多数是稠密的棕榈树群。“在我们进行了很好准备时，
我们开始进行我们的秘密行动。我们把地雷埋设在以色列油车使用的公路和
小道上。”
在1953 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954 年的最初几周，瓦齐尔得到了地雷和炸
药的足够供应。那位少校和他的同事们从埃及军队的仓库里偷出这些东西来
供应他们，但是到1954 年初，由于纳赛尔和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危机日益加
剧，这条供应渠道趋于干涸。当时作为内政部长的纳赛尔陷入同尼格比总统
争夺权力的斗争。尼格比曾被看作是纳赛尔的傀儡。穆斯林兄弟会要求在政
府里有更多一些发言权。部分地是为了他自己生存的原因，尼格比在大力推
进兄弟会的这一要求。纳赛尔以一个小小的事件为借口，解散了兄弟会，把
它的许多领导人投入监狱。
这位少校是向瓦齐尔供应地雷的关键人物，不知为什么成了纳赛尔同兄
弟会及尼格比第一轮摊牌中的一名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