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曼施坦因-失去的胜利-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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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其西侧面的威胁日益增大，可是该集团军群却还是要被迫作无可奈何的苦战，以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能够不被切断。
　　第二阶段：使A集团军群后方不被切断的战斗
　　德国最高统帅部从一开始起，本来就早应该认清，假使援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若不能立即成功，那么A集团军群也就决不能再留在高加索。换言之，也就是说在顿河大河湾之内，是绝无建立一个相当安稳情况的可能性。但是当敌人在B集团军群的右翼撕开了一个缺口，使其已能直趋罗斯托夫之后，则任何人也都应能明白扼守高加索正面的问题，已经不再在考虑之列了。当然，除非希特勒还愿意或能够从其他的战区中抽调大量的兵力来增援，则为唯一的例外。
　　早在12月20日，那也就是意军两师溃逃而使何立德集团军的侧面暴露，并使俄军可以直趋顿涅茨河各渡口的那一天，我就曾经向柴兹勒尔将军指明，敌人若是向罗斯托夫的方向前进，则现在他就会有向德军整个南翼作决定性打击的机会。12月24日，我又曾提醒他注意下述的事实，现在已经不仅是顿河集团军群的命运感受到威胁，而A集团军群也是一样的。
　　我在上文中早已说过，当我要求在A集团军群的兵力撤回罗斯托夫，并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时，曾经受到了拒绝。即使现在援救第6集团军出险的希望是早已断绝了，但为了A集团军群的利益起见，第4装甲集团军也仍应予以增援，因为它若是被击败了，则敌军即可以窜入A集团军群的后方。因为这是很可以谅解的，A集团军群本身是决不愿意把任何单位自动拨交给顿河集团军群指挥，所以这也就是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应该用命令把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从新平分一下。那实在是非常迫切的需要。A集团军群之所以拒绝给予我们以所要求的兵力（请参阅前一章），其可能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不愿拆散其部队与单位。毫无疑问，要想使较大的单位摆脱战斗，那实在是一种困难的任务，而至少也需要很多的时间。不过这种办法，一部份是迫于需要而无法避免——因为缺乏适当的预备队填补敌人突破所造成的空洞。但另外也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那就是A集团军群有几个月都没有一个专任的总司令，以使一切的工作走上轨道。有许多军事指挥官都不曾认清，假使要想获得最高的效率和维持机动性，则各单位必须保持着其正常的战斗秩序。在现有的情形之下，A集团军群是在相当长久时间之内，没有一个负责的指挥官，所以其部队的组织混乱也就毫不足怪了。
　　由于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希特勒最后于12月29日，才决定命令把A集团军群最暴露的东翼兵力，第1装甲集团军，撤到派提果尔斯克…普拉斯柯费亚（Pyatigork…Praskoveya）的库马（Kuma）地区中。可是仍不愿意完全放弃高加索正面。很明显，他所希望的还是把A集团军群的东翼向库马河弯曲起来，使其可以在马立赫平原上活动，以便能稳定在马立赫河与顿河之间的情况，同时又能使整个南翼越过第聂伯河下游的交通线可以畅通无阻。因为希特勒在11月间，把其正面推进到了高加索境内和伏尔加河，造成了一个突出的“阳台”（Balcony），所以才会使我们现在陷入不利的窘境，但是到现在这个“阳台”还是不曾被取消，而只是缩小了其面积而已。在另一方面，从何处去寻找兵力来弥补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集团军的损失——不久还应加上匈牙利集团军——仍还是一个神秘的哑谜。在相当的时间以后，这个事实又还是继续要求放弃高加索正面的其余部份。
　　在这个第二阶段的苦战中，顿河集团军群所面临着的任务如下：
　　这个集团军群并不能依照真正的情况要求而来采取行动，并彻底的把它的主力移到西翼上，以消除其将被切断的危险，反之面临着日益增高的危机，这个集团军群却被迫必须为争取时间而战。在顿河下游的南方，它必须保护A集团军群的后方，而且同时还要设法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以第4装甲集团军这一点微弱的兵力，在高加索与顿河之间，要控制那样广大的地面，并且还要对抗那样强大的敌军，所以实在是很难于完成这样的双重任务。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和在顿涅茨河的前方地区中，何立德集团军的任务就是要阻止敌军在顿河下游以北的前进，以使其不能从东面迅速攻到罗斯托夫，切断第4集团军与A集团军群。此外，它又要阻止敌军达到弗尔赫斯塔德、卡门斯克、弗罗希罗夫格勒一线，以防它越过顿涅茨河而从北面威胁罗斯托夫。最后，这个集团军群还必须设法使在西方通到第聂伯河下游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或是用其自己的资源，或是凭借陆军总部所能送给我们的微弱预备兵力。
　　面对着所有这些任务，我们所有的部队都已经是疲兵久战，而且所面临的敌军也比我们强过了数倍。
　　这些任务固然是困难，而更大的危险却是A集团军群不能迅速从高加索撤出。这又是另外一个例证足以证明，僵硬的秩序必然会使机械化的作战退化成为静态的战争。仅仅为节约兵力之故，不动的兵器常会被埋入地下，而粮食和弹药也都将作大量的储积。为了使部队生活略为舒服，也会设立许多的设备——当预备队缺乏时，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措施。因为在一个静止的战斗地带中，是不适宜于养马的，所以常常是饲养在较远的后方地区中，而这又更有使战斗单位丧失机动性的趋势。俄国冬季的道路情况，尤其是在山地地区中的情况，更足以增加这些困难。
　　结果是部队和指挥组织都往往丧失了其迅速应变的能力，这是运动战中所天天不可缺少者。惰性和僵化的心理占了上风，因为这一次的变动都一定要引起许多的不便和危险。由于累积了许多的兵器，装备和物资，于是就使行动更受牵制，而使部队不敢移动。因为他们害怕一移动了之后，就没有余力来作新的战斗了。结果是每逢有关的指挥参谋组织面临着有作大规模撤退之必要时，他们就必然要求给予以相当长的期限，以便作撤退的准备。甚至于他们会干脆的拒绝撤退，因为感觉到这些装备和物资是不可以离开的。这是值得回忆的，当德军攻势在1918年发生了顿挫之后，甚至于像著名的指挥官鲁登道夫将军，也都不曾想到应该作一个勇敢的撤退，以发动一场运动战，那也是德军胜利希望的最后寄托。在作最后的研判时，他也还是感觉到已经位置在德军前线上及其后方地区中的许多物资是不能随便丢弃的，或者是感觉花了重大牺牲作代价换来的领土是不应放弃。
　　A集团军群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在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参谋长谈话之后，就发现出来这个部队必须要在1月2日以后才能开始运动，但当我们帮助了燃料之后，它终于还是在新年那一天开始行动了。甚至到了此时，A集团军群还在几天之后又宣称着说，第1装甲集团军将分段的撤回到库马河一线，以便将装备和伤患都能撤出高加索山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又说该集团军需要列车155个，每师20个，必须还再要25天的时间始能调齐。虽然自从11月底，就至少可以看出来A集团军群的后方是迟早会感受威胁的，但很明显，他们对于撤退是一直都没有准备。其原因之一是毫无疑问的，希特勒已经禁止作如此的准备，即使他事先不禁止，等到他知道了已在准备时，也还是会下令禁止的。但是我感觉到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在最近几个月内，A集团军群缺乏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官。
　　陆军总部曾经考虑到把A集团军群也交给我统一指挥，现在该集团军群总司令已经由克莱斯特上将升任。概括言之，把一个集团军群或一个集团军交给一个同级的司令部去指挥，多少是不妥当的。不过在目前这种紧急的情况中，这种办法可能又还有其利益——当然，唯一的条件是不再受其他的牵制。任何希特勒的干涉，以及由于受到了他的影响，而使A集团军群故意所作与我相违背的决定，都可以由此种措施而取消了。不过，希特勒却不愿意接受我的条件，所以A集团军群还是继续保持着独立的状况。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催促A集团军群赶紧撤退，以便可以抽出其自己的兵力，后者用在顿河以南和顿河集团军群的西翼上，是可能会具有决定重要性的。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个第二阶段的时间能够尽量缩短，以便使德军的南翼终于可以获得稳定。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则又必须击碎企图从西面迂回该翼的敌军。以后事实也证明撤出高加索的期限是可以相当的缩短。
　　造成上述的障碍，其原因的一部份为静态战争的必然后果和山地战场中所必然要遭遇到的困难，另一部份则为最高统帅部不愿意自动放弃任何东西。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在顿河地区中一直苦战下去，从12月底起到2月初为止，若是再考虑到B集团军群方面所正在发生的危机，就可以明白，这个事实是使整个南翼被切断的危险更形增大了。
　　老毛奇曾经说过：“战略就是一套应急的办法”（Strategy　is　a　system　of　Stop…gaps）。顿河集团军群所属的两个集团军现在所打的仗，对于这个定义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尽管有一连串的危机接踵而来，但是我们却终于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上述的任务，其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各集团军和集团军群中的指挥参谋人员，都能坚定遵行德国的两个基本领导原则：
　　1。　对于作战的指导必须经常地保有弹性和机智。
　　2。　使各级指挥官都尽量保有主动和自足的范围。
　　很明显这两条原则与希特勒的想法都是完全相反的。关于第一点，在我们这两个集团军所打的仗中即可以明白的表现出来；对于第二点，我愿意在这里先简单的加以分析。
　　对于德军的领导而言，这一向就是一种特点，它总是让下级指挥官有极大的自由——只把任务交给他们，至于执行的方法则完全听任每人去自作主张。从古老的时代起，这个原则就一直是日尔曼军事领导的特殊传统，使其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陆军都不相同——至少在老毛奇的时代以前，更是如此的了。老毛奇在战术计划方面，不愿把这样大的权限给予下级指挥官，他总是爱用冗长详细的训令，以求使命令的执行和战术行动能够符合一种特定的典型。从日尔曼的传统上来说，这应该算是一种不好的办法。诚然，若是对于平庸的指挥官而言，这种办法也有它的优点，即能减少失败的冒险。不过它却很易于使执行者不考虑局部的情况，而采取刻板的行动。最坏的是因为过份的偏重安全之故，会使下级指挥官丧失了在一种决定性时机中，采取独立果敢的行动，以扩张某些有利情况的机会。日尔曼人的老办法，其根源是要在日尔曼人的民族性中去掘发——一般人都以为德国人是“盲目服从”的，那实在是胡说八道，德国人实在具有一种顽强的个性。此外日尔曼人的传统精神就是以冒险为至乐的，与此也有关系。当然，若是把这种独立权给予下级指挥官，则首先必须假定所有的军事干部都同样承认某种战术性或作战性的基本原则。我认为只有德国总参谋部的学校才能产生这种统一的观点。尽管如此，却又有许多的情况会使一个在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面临着下述的问题，即对于其所指挥的集团军或其他单位的作战，应否加以干涉。情况愈复杂，他所能运用的兵力愈小，则愈足以引诱他要想去干涉其部下的份内事。
　　专就我自己的集团军群总司令部而言，我可以说除非是真正有此项迫切需要的时候，我才会干涉各集团军的作战。尤其是当集团军群的作战意图是要牵涉到某种责任问题时，这种责任若要有关的集团军司令部去担负，则将是很不合理的。相反，我们要干涉则必以正式命令行之，而决不采取一种无记录的“暗示”办法，这种办法足以扼杀一团的主动和逃避应负的责任。
　　希特勒对于德国人这种古老的领导原则是殊少了解的，他经常用他的手谕来干涉其下级的作战，这种情形是早已见前述。当这些命令若是与我们邻近集团军群的行动和陆军总部预备部的行动有关时，那也就是会使我们感到莫可奈何的。不过在多数的情况中，当他命令死守某一条特殊的战线直到最后一兵一弹为止时，结果却总还是环境的力量占了上风，而迫使他不能不承认现实。
　　上文中又曾经讨论到另外一点，那甚至于是更难于克服的：希特勒对于紧急需要的决定总是感到犹豫而只想拖时间。当然，无论如何我们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