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北京大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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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跨入中学时代起，文革开始了。当时，马德正在克东县第三中学读书，全国正掀起“革命大串联”。马德便与同班几名要好的同学沟通到北京串联。第二天，他们就举着红旗，背着行李，唱着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哈尔滨方向徒步行军，愣是步行到了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火车站登车，来到了祖国的心脏北京，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从那以后，马德这一“英雄壮举”成了自己仕途上的“资本”。从北京返回克东县以后，马德进入克东县第一中学读书，并担任班长和学生会委员。这也许是马德从政的第一步，或者是从政前的热身时代。
马德的贫农出身，再加上他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英雄壮举”，作为一名学生干部，他出席了克东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68年，马德高中毕业了。根据个人的政治表现，马德被上级组织部门留在了克东县，分配到军管会工作。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又回到了家乡公社工作，负责公社的后勤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马德与妻子田雅芝恋爱并结了婚。
马德结婚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工作开始了。那时，凡是进入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前面必须加上三个字，那就是“工农兵”。工农兵大学生的标准是出身贫穷、根正苗红，在所在的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由当地革委会推荐，政审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德当然也就当仁不让。
1970年，20岁的马德被当地党委和贫下中农们推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当马德接到入学通知书时，他简直不相信，他即将入学的竟是千里之外的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就这样，马德跨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的班主任、上海复旦大学生中文系退休教师高天如说：“那时，马德这一届中文系学生共有73人。因为是文革中大学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学生，他们都是各地基层组织推荐选拔上来的，能上名牌大学，实乃不易。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要求是初中，可马德是高中生，他的知识基础是很不错的。”
年过古稀的高天如回忆，说道：“那时候的马德，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可言。他的学习成绩不错，但也不拔尖，最多曾当过学习小组长罢了。”
在学校两年多的时间里，马德和同学们到全国各地学工、学农实习的时间占了一大半，真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间不过是一年。除了少数成绩出类拔萃的可以留校以外，这一届学生毕业之后都回到了原籍，由当地党委、革委会进行分配。
这一届的同学中，其中就有后来与马德齐名的著名贪官马向东。
当时像马德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国家每个月补贴19。5元。马德就是靠着学校这点微薄的补助上完了大学。据坊间传闻，马德大学毕业的前夕，他将自己的惟一值钱的旧手表卖掉了，得到30多元钱。可这些钱还不够，复旦大学的老师们又为他凑了一些钱，马德才买了一张从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硬座票，票价是3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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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马德江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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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回到黑龙江以后，他再也没和母校联系过。
政坛骄子，平步青云
马德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凡是工农兵大学生都实行“社来社去”的原则。但是马德的运气很好，他被分配到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工交办秘书处任秘书。对于一个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这份工作对于马德来说，显然是求之不得的。
对于本职工作，马德是尽职尽责的，不到半年时间，马德很快成为革委会工交办的笔杆子，马德为领导撰写的讲话、调查报告、工作经验，都令主管工交的领导赞不绝口。后来马德出事之后，很多媒体把马德描述成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确有偏颇之处。不用说在上世纪70年代初，即使是现在，把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当作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也都是不恰当的，何况马德在黑龙江省革委这样的大机关从事了多年秘书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一个大老粗能够胜任的。如果说马德粗，应该单指马德性格直爽粗犷的一个方面。
1976年8月，马德升任为黑龙江省经委办公室秘书、副科长。1980年8月，他又调任黑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马德在工作不到8年时间里几经升迁，由一个大学生很快成为一名黑龙江省委的一名副处级干部。
1982年12月，是马德在官场上的重大转折。黑龙江省委决定派省委机关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基层第一线。经组织部门的反复研究，省委决定将马德派到牡丹江市海林县任副县长。
这是党组织对马德的重用，更是对马德的重大考验。32岁的马德到海林县走马上任，从此，马德从政道路一帆风顺。34岁时，他当上了海林县县长。35岁时，又当上了海林县县委书记。几乎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当时整个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干部。
如果说马德没有什么政绩，那可就太不公正了。马德在海林县的4年里，凭着他的锐意进取，勤勤恳恳，敢打硬拼，不徇私情，把海林县建设成了一个全省的先进县。
那时侯，马德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自身修养上，在当地老百姓的心目中，都是有口皆碑的。据知情人讲，他曾拿自己的亲属“开刀”，赢得了老百姓的一片叫好声。那时侯，马德从不接受下级和同事的宴请，就连上级奖励他的钱，他都分别捐给灾区群众和失学的儿童们。
马德当上海林县县长后，经常下到海林县的各乡镇，深入到部分村屯访贫问苦，嘘寒问暖。有一天，他来到一所贫困的小学校，只见一群穿着破烂不堪的儿童们，得知孩子们买不起衣服，买不起书包和本子时，马德的眼睛湿润了，他摘下眼镜轻轻地用手帕擦去了泪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一穷根，必须由我马德把它拔掉啊！”
随即，马德找到了当地乡政府，研究了如何支持和帮助搞好当地教育的具体办法。然后，他便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1000元钱，捐给了这所小学校。以后，他回到海林县政府，就在机关里发起了“捐助教育”的募捐活动。到如今，尽管马德锒铛入狱，可这里的老百姓和当年受益的学生们，还是念念不忘那个和蔼可亲的“马县长”。
为了进一步发展北大荒农业生产，打破单一种植的格局，马德经常“微服私访”，甚至来到农村一扎就是两三天。有时，县里急需找他处理有关事情，都找不到他的“踪影”。
马德凭着自己多年在省里工作的关系，广交天下朋友，为海林县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在马德的主持下，全县又对宁古塔旧城遗址、双峰中国雪乡、莲花湖风景区、威虎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旅游景点，进行了投资改造，极大了发展了以林海雪原为主要特色的旅游事业。之后，他把目光盯在了海林县的食品工业生产体系和森林工业体系，他和有关部门一起，上项目、跑贷款、筹资金、改造旧设备，引进新技术。
由于马德政绩突出，1986年3月他晋升为海林县委书记。那时，马德没有居功自傲，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廉洁自律勤政爱民。在海林县委、县政府机关里，上上下下都夸赞马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为人正直，作风踏实。
1986年的端午节，马德家来了一位下属。当马德迎接这位客人时，这才发现客人手拎着那时比较时兴的“四盒礼”。马德曾经把那个部下的爱人由农村调到城里工作，还为那位部下的儿子安排就业。他是专门来感谢马德的。
见客人带来礼物，马德非常认真地说：“我给你办事，那不是我个人行为，而是我代表一级组织和一级政府！你的心意，我马德全都领了！请你转告你的妻子、儿子，你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干好工作，那就是对我马德的报答，那就是对党和政府的报答！”
客人在与马德相互推拉之际，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声音沙哑地过我的儿子，一定要保住我儿子的命啊！我求求你们了！”
2002年4月1日，是马德在绥化市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当天，就在绥化市直机关会堂举行了会议，选举绥化市出席黑龙江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56名当选的代表按姓名笔画排序，马德位列第二。然后由马德做了重要讲话，会上，马德还在强调：“要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严守政治纪律。”
当天下午4时30分，马德宣布会议闭幕。走出会场后，马德即在绥化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当天下午，他按照自己的工作日程安排，马上驱车前往齐齐哈尔市参加省委召开的重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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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马德江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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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算不如人算，人算不如天算。马德英雄途穷，末路苍苍……当马德的轿车行驶到某公路收费站时，迎面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
一位中纪委工作人员手持着一张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印的文件，大声地宣读了对马德“双规”的决定。至此，马德的政治生命从此也就结束了！
马德在狱中痛苦万分，悔恨地在交代中写道：“如果我能对自己的问题想的多一点，经常自律、自省、自警，就不会有今天呐！”
此时此刻的马德，早已是泪流满面。面对着法律的审判，他表情郑重地说道：“腐败之路，是死亡之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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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谁搞垮了毕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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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京城巨贪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的审判，“贪内助”一词也随之成为一个流行词语。令人吃惊的是，王学英成为毕玉玺堕落过程中的催化剂，所有的起因竟然缘于一个“爱”字。她爱丈夫毕玉玺，所以纵容丈夫受贿；她爱儿子毕波，所以把贪来的钱财给了儿子。但她没有想到，正是这种畸形的爱，才害了丈夫和儿子，也最终害了自己。据检察机关查明，在毕玉玺收受的巨额贿赂中，有50万元人民币是以王学英的名字存的；王学英个人还单独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近５万元及大量珠宝首饰。毕玉玺案发后，王学英为销毁罪证，联系亲属转移赃款赃物，也因此累及儿子。
2005年9月26日，在王学英被判刑之后不到一个月，毕玉玺的儿子毕波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至此，轰动全国的北京巨贪毕玉玺受贿案以毕玉玺被判死缓、妻子王学英被判有期徒刑10年，儿子毕波被判缓刑暂时告一段落。但王学英在法庭上泣泪涟涟地哀求法官给她一次改过的机会，她想与亲人团聚、想享受天伦之乐的哭诉，却让人久久不能忘记。
丈夫发迹，军功章里曾有王学英的一半
毕玉玺曾经也是一个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好干部，这份曾经的荣耀不能不说与妻子王学英有关。甚至直到案发时，毕玉玺的钱包里还放着唐太宗李世民的百字箴言：“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所言，富贵功名可久。”这篇百字箴言就是王学英为提醒丈夫做一个好官而放的。直到退休前，王学英一直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工作，她经常做的工作就是教人怎样做一个清廉的好官。
王学英择偶的标准自然与“廉洁奉公”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她嫁给了当时清正廉洁、才华出众的毕玉玺。
北京通州区（前为通县）是毕玉玺的老家，也是他成长和仕途起步之地。毕玉玺1942年生于通州区马桥镇西田阳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后来由于仕途顺利，他成了村里出的最大的官。“文革”之初，毕玉玺成为北京市劳动大学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毕玉玺陆续担任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主任、书记。1984年升任通县县委组织部长，后又历任县长助理、常务副县长。
毕玉玺自从担任领导之后，不仅教育大家要廉洁奉公，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从不接受乡亲们送的一分钱一件礼物。那些年，毕玉玺对自己和机关干部要求严格，但对老百姓可没有一点儿架子。那时侯，不管机关干部还是村里的老乡见了毕玉玺，不是喊毕头就是叫他小毕。因为丈夫的关系，王学英也受到了群众的尊重，这让她感到非常骄傲。
对于这段往事，毕玉玺身陷囹圄之后还是念念不忘。毕玉玺说：“上了年龄的老百姓都称我小毕，那个时候叫我小毕，我感觉特别亲热，那时候要给群众办完一件事，真高兴，比在自己家干事还高兴，那时候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群众，心里也装着群众，做事也惦着群众。”
毕玉玺在通县工作时，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作风也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