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黑大宋-第2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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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总体而言，宋军渐渐占据上风了。
然而宋朝很古怪，这一做就是几千几千人，没有大臣看到。一个罗兀城死了一千几百人，立即天下汹汹，仿佛世界末日一般。
嵬名山到了京城，赵顼亲自接见，授左监门上将军，赐名赵怀顺。
梁氏的小美男兼姘头罔萌讹献计，用景询换嵬名山，俺也不要绥州了，只要嵬名山一人。郭逵说道：“询，庸人也，于事何所轻重。若受之，则不得不还名山，自是蕃酋无复敢向化也。”
要这个小汉奸起什么用？能值嵬名山身价吗？
然后再到蔡挺，他于定川砦东北筑熙宁寨，同时开地二千顷，募卒三千人为耕守之计。
这是宋朝一个进步的地方，已经开始初步在实行屯田制度。两千顷地那可是不小的面积，一旦开垦耕种出来，得养活好几万人。
梁乙埋大恐，派兵顺着葫芦河南下，争之。他的对手可是蔡挺，即便没有王巨相助，那也不梁乙埋能对付的。于是中了蔡挺的埋伏，三军惨败，熙宁寨北面属于西夏的洛勒缓等七族皆被官兵乘势所破。这一役，为了以后平夏城大捷打下了基础。
这几场战役，给了西夏人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想要打胜，还是学习李元昊，十万二十万的来打吧，几万人真心不行。
但宋朝本身依然继续苦逼着。
首先是裁军。一共裁掉了十三万多禁兵，加上战死的一部分禁兵，现在禁军数量下降到勉强五十四万人。厢兵裁掉了十二万人。下降到三十七万人。
还继续是一支庞大的冗兵。
这只是裁兵的第一步，以后还要裁。
但不代表着马上财政会因此而受益。厢兵要好一点，多是农村兵，他们待遇低下，都是往年因为灾害编入军中的，当时编入进来是一件好事，一家人因此得活。可过了灾年，那就苦逼了。他们待遇几乎与保捷军差不多，一年才三十余贯钱粮帛的收入。然而保捷军还能抽空回家劳动一下，进入了厢军，那有机会回家劳动。于是一家人苦哈哈地熬着。
这是没有放开的，若是放开了的话，让厢兵自由选择，朝廷再少许出一些钱帛，那么五十万厢兵会有四十万厢兵选择离开军营！
厢兵的这块不为难，并且是自由选择，没有出路的，依然听从留在军营里。顶多各指使必须重组一下，但是厢兵的重组，同样也不会有风波。
难的就是禁军。
这些人家属多在京城。吃空饷的还好一点，检索出来，朝廷不需要任何安置费。有出路的也就罢了，出来了就出来了，甚至极个别禁兵还巴不得出来。
但没有出路的，一旦出了军营，又是生活在物价昂贵的京城，想想有多悲催，关健现在又没有免役法。否则将他们重新雇成衙差役差，又能找到一条新的出路。然而现在没有，所以必须有后续的安置费用。并且还是一笔不菲的退伍安置费，让他们顺利渡过最初几年时光，慢慢寻找出路，这样才不会产生骚动。
因此它是第一步裁兵。
在第二步裁兵之前，必须在开封附近各州县大规模开始了淤田，挪出大量耕地，将禁兵城外化，农村化，为什么农村化，一是开封城太繁华了，不适宜打造一支铁军。二是这一裁与检索吃空饷，暂时将余下的各将军震慑住了，但他们生活在城中，要吃要喝要玩要乐，不能吃空饷了，早晚必伸出另一只贪婪的大手，那就是克扣，克扣士兵的兵饷。因此也要离开这个繁华的地方。三就是减少士兵家属的生活开支。
这个有点麻烦，即便有了淤田，未必会有多少禁兵愿意离开京城。
所以这必须往后挪。
然后才是第二步裁兵，再次检索吃空饷，它是关健，不管什么理由什么情况，吃空饷必须杜绝之。
再进一步地淘汰羸弱士兵，生生将禁兵裁成四十五万人，稍许增加士兵的薪酬，再于河北河东陕西巴蜀荆湖南湖与两广增加一些土兵，用二十五万禁兵与这些土兵乡兵混编轮戍，二十万禁兵备轮戍与拱卫京畿安全。因为常驻兵力还是在二十万，全国依然是主干强，枝干弱的局面。
而且也有一个例子，宋太祖时，只有十五万禁兵，十来万厢兵，就这么一点兵力，对抗辽国，一统天下的。
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况且四十五万禁兵，再搭配可能的三十万土乡兵与蕃兵，战斗军队数量也不少了。
若是那样，战斗力变得强大，养兵费用却会急剧下降。
这才是完整的裁兵。
所以第一年朝廷财政并没有得计，就是到了明年，依然得计不会太大，后年才能称得上真正得计。
三司也统计了一下，估计节约了三百几十万贯钱帛。若是抛除吃空饷的那部分，实际并没有节约多少，正是此故。
还有，坊场河渡，前前后后变出来四百多万钱帛。
两相结合，算是不少了。
但宋朝很悲催，这年太行山这一带地震带开始大规模的地震，东北到辽国幽州，西南到开封，包括河北许多地区都发生了规模不小的地震现象，说是涌沙出水，破城池坏庐舍，官员吏民一起不敢在城中居住，跑出城，住草棚子帐蓬。赵顼无奈地派出滕甫吴充安抚河北，滕甫看到大家这样，不行哪，不能草木皆兵，真正快活的是盗贼，一家家的公开入盗。于是宿在屋檐下说：“民持吾以生，屋摧民死。吾当身同之。”在他带动下，百姓才渐渐入城居住。
地震也罢了，还有大雨。自燕山以南开始，辽国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归义、容城一起漂之一空。不得不旨免税一年。
河北的更严重，北股黄河也出事了，黄河从恩州乌栏堤决堤，由于受地形拘束，河水还不得出，再决于冀州刺强埽，然后往瀛州漫延，这才是真正的漂之一空。
司马光与王安石为此发生了冲突。
两人同为帝师。同样翰林学士，但理念不和，必然发生冲突。
先是登州阿云，这也是王巨从开始对司马光充满了成见的一件事。
登州一个小女子阿云，自小死了父亲，随母亲生活。其母也早逝了，阿云还有服丧期内，便被其叔叔逼嫁了一个韦姓男子。
当然，在农村很少有什么服丧期的说法，守个几天就不错了。那有什么二十七个月丁忧之说法？
然而这一条却很重要，若是上纲上线来说，它也是必须讨论的。按照丁忧礼法，不得婚姻，不得宴娱，也就是有了婚姻，也不是合法婚姻！
可能其叔叔收了厚礼吧，但这个姓韦的男长相太丑陋了，这时候对男子的长相要求不是很严格的，估计这个姓韦的丑得不能再丑，这才导致了一场悲剧发生。
阿云忍无可忍。一个夜晚，阿云趁韦姓男子就寝于田舍时。带刀子去杀他。因为她力气小，刀子质量差。砍了几刀却不能将韦姓男子杀死，只断其一指。
第二天韦姓男子报案，登州知州许遵迅速查到阿云头上，将阿云带上来，阿云供认不违。许遵问了事情经过，认为阿云订婚之时，服丧期未满，故与韦某的夫妻关系不能成立，应以普通人处理，然后上报朝廷。
审刑院与大理寺认为必须按照谋杀亲夫罪判处死刑，许遵又上奏，那么不如这样，就算是夫妻关系得到承认，宋律还有一个规订，如果被告能主动供认犯罪事实，应该按自首论处，减二等处罚。
但问题阿云算不算投案自首？许遵抓住她后，她才招供的，只能说没有用刑，主动招供了，是坦白从宽，而非是投案自首。那么再按规矩办事，交于两制商议，王安石与司马光商议。王安石说谋与杀是二事，虽谋，未杀。司马光说，谋杀，犹故杀，皆一事，不可分。
两人争了起来，司马光没有争赢王安石，于是胡说八道，居然将此案上升到了国家社稷生死存亡的层次上。赵顼听了忍无可忍，亲自裁判，赦阿云死罪，但判了n年有期徒刑。
准确说赵顼判罚是对的，就算是有意杀人，也不过一个杀人未遂，况且其婚姻非是父母包办，而等于是叔叔惨忍变相地卖给了韦姓男子，又是在守孝期内。无论从那一个角度，也不当死。
但就是这个女子，几年后大敕出来，结婚生子，都快忘掉了这段悲伤的往事，却又让司马光翻将出来，派人去登州勒拿，活活斩死。
何必之！
所以谁说司马光是君子，王巨就会与谁急，有这样的君子吗？何谓君子，君子温涧，温润似玉，象玉一般的美好。这样的心性是玉吗，是温涧吗？
冬至就快到了。
王巨曾暗中进谏，什么南郊祭北郊祭明堂祭，得适度地减少。但今年是赵顼真正上位的第一年，改元第一年，南郊祭是避免不的。
因此曾公亮率群臣上书，河朔灾伤，国用不足，请今年岁亲郊，两府不用赐金帛。
司马光认为赏赐两府不过花费两万贯，就是节省下来，也不足以救灾，应当从两省（包括中书门下两省所有文官）与宗室刺史上的武将武臣，都将赏赐减为半额就可以了。这样大家既得到了赏赐，因为人数多，节省的钱帛也更多。
他与王安石、王珪进宫领旨，司马光又说：“救灾节用，应从贵近之臣开始推行，至于两府官员，不妨由他们随意推辞，不必下诏取消。”
王安石在边上说：“常衮曾经推辞堂食，当时议论却以为常兖既知不能，应当辞位而不当辞禄。而且国用不足，不是当今急务。”
这个常衮是唐代宗时宰相，性清高孤傲，不妄交游。为政苛细崇尚节俭。反对**。说白了一点，就是那种常做坏事的清官。
唐朝每天会赐厨食给宰相吃，谓之堂馔。常衮罢之。政事堂有后门，是宰相到中书舍人院之门。以便于咨访政事，常衮自视其高，又将其门堵死。于是便凭借主观想像用人，就象范仲淹那样，大笔挥一挥，最后唐德宗上台，贬出京城。因此议论者以为厚禄重赐，所以才能优贤崇国政政。如果感觉自己没这个能力做宰相，那就辞位，而不是辞这点禄食。
王安石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国用不足，更不是两府宰相拒绝这点赏赐，而是你们得想想办法，不想办法，靠节约这点钱，解决不了问题。
作为吧，老人们！
司马光不知是真没听懂还是假未听懂。立即说道：“常衮推辞赏赐，比那些既然赏赐又要权位的人贤多了。国用不足，真是当务之急。”
若是听懂了。其心可诛的，这分明是在巴结两府大佬。
“非也非也，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王安石也避了过去，他同样不想过份开罪两府大佬。
“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会辞敛民政的人罢了，民穷而为盗，绝非国家之福。”
“不对，善于理财之人。赋税不加，而上用充足。”
司马光如同挨了一记天雷。先是目瞪口呆，然后立即气愤地说：“岂有此事。天地所生资源有限，不在民则在官，如下雨，夏天多雨而成灾，则秋必干旱。不增赋税而上用充足，不过是设法夺取人民利益而己，害处更甚于加税，此乃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记录下来了。到了汉武帝末年，盗赋蜂拥而起，几乎酿成大乱，如果武帝不悔悟，则汉朝几乎灭亡。”
两人才学好，引经据典，可怜老王同志听得瞠目结舌，大半天后才说道：“救灾节用，应自贵近之臣开始，司马光的话说得对，但是赏赐所费无几，不赐则恐伤国体，王安石说法也对。只好请明主来裁定。”
赵顼同样听得头痛，不能再吵了，两人再吵下去，整将所有史书经义一起要搬出来显摆了，于是说：“朕意与司马光相同，不妨不批准他们的辞书来答复他们。”
但他也老王一样，两边和稀泥，虽同意了司马光看法，却让王安石写诏书。王安石于是在诏书里又挟杂私货，用常衮之例责备两府。
实际这两种思想冲突成了后面的主旋律。但究竟谁说的对？无疑王安石说得更准确，事实不要看后来，就看宋朝，没有加多少税赋，国家收入却在稳步提升。
想想赵匡胤打江山时，宋朝能有多少收入，可怜得到蜀国的钱帛，喜得不行，开内库藏之。是不少钱，得能不能将现在宋朝那个积欠弥补上？虽然不知道究竟多少，但相信只是一个蜀国，一个靡烂的蜀国，不过几千万罢了。还不足现在宋朝的一年兵费开支！
然而王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