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豹出击-第1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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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只争朝夕呀，”邓峰深深的吸了一口烟说：“不要等到苏联的洲际导弹形成战斗力了，那时再打，那就有些麻烦了。从远程打击能力来讲，苏联现在的洲际导弹还在研制之中，苏联的P…7，被北约称为SS…6“警棍”，是除了我们之外，世界第一枚洲际导弹。射程8000公里，明年就能服役。虽然命中精度其差无比，根本就没有实战价值，只能转行成为运载火箭。他们的P…16，也就是北约说的SS…7代号“鞍工”是苏联第二种洲际导弹型号，1961年发射成功，射程11000公里，是一种地面发射的导弹，其质量及其糟糕，但不管怎么说也是远程导弹啊。等到1963年的P…9；SS…8代号“黑羚羊”两级液体单弹头洲际导弹。射程11000公里，是一种井发导弹，已经就形成真正的战斗力了，虽说我们能够摧毁他们的井发基地，但那就比较困难了。1965年开始服役的SS…9就可以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威胁了。所以在这7年的时间里，我们相对安全的时候不解决中苏之间的领土问题，以后就很难解决了。”
彭德怀的脸上不由的露出一种豪情，“是啊！现在正是解决中苏边界的最好时机，我们国家的综合能力现在也不错，常规兵器我们也都要比他们先进了很多，军队的各级指挥员也都是经过战火的锻炼，又都进行过专业学习。我看到我们现在的军队都感到这是一支铁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时邓峰发自肺腑的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有主席这样具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气魄和智慧的领袖以及象你们这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老帅们的领导。我们这支铁军就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任何敌人都会被我们踩在脚下。”
“哎，哎，哎，你说主席具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气魄和智慧和我们的军队能战胜任何敌人这是对的，其他的就不要抬那么高了。对于中苏之间的领土问题现在中央就存在不同意见，有些同志认为中苏两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要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应从理智到感情上不再纠缠逝去的历史。对于一百年前沙俄强占我国远东和中亚共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国要充分的考虑到苏联人民已经在这些领土上定居一个世纪之久，从实际出发不要求苏联方面归还这些领土。更不应该在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兵戎相见，中国这些年一直打仗，这已经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中国应该修生养息，发展生产，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对于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割占中国领土的一系列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就不要在提了。要把重点放在更好的开辟两国未来的关系上。”
（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六章 党内有派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内部和苏共中央一样，对于如何解决中苏边界领土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听了彭老总对中央情况的说明后，邓峰嘭的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愤怒的说“这些人不要说是党的高级干部，我看就是当一个中国人他们都不配。他们倒是很大方！为了‘友谊’一出手就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没有能力那讲不了，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能力，再说这些话性质就不一样了！那些领土一寸也不能少必须全部收回。这是些什么人，我们那些战士们在前方不怕流血牺牲，为了我们民族的生存空间开疆扩土，他们坐在后面竟装他妈的好人，完全不顾中国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已成为世界三大经济体之一，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同步增长这一事实。说什么‘修生养息’，这些年虽说是打了几仗，可是哪仗不该打？哪一仗影响了‘‘修生养息’！老总你说，这些年人民负担加重了吗？国内的发展耽误了吗？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了吗？什么叫不再纠缠逝去的历史，苏联占了我们那么多的领土，怎么的！我们说说都不行吗？”
彭德怀看着邓峰象一头被激怒了的雄狮咆哮着，说：“这些人自诩为真正的**员，打着为国为民的招牌，实际就是苟且偷生不作为的思想做祟。对此主席也十分气愤，当时沉着脸在会上说，你们比斯大林还太霸道，1949年我去苏联，斯大林怕我提那些不平等条约，对我避而不见，顶多就把我晒在一边，不理我罢了，可是你们连说这事的权力都给剥夺喽。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外蒙古他们从我们这划走了，他们又从罗马尼亚划了一块地方，叫做比萨拉比亚。又在德国划了一块地方，就是东部德国的一部分。把那里所有的德国人都赶到西部去了。他们也在波兰划了一块归白俄罗斯。又从德国划了一块归波兰，以补偿从波兰划给白俄罗斯的地方。他们还在芬兰划了一块。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这是不是你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友谊为重呢？我看不是。外蒙我们要收回来，一百多年前，他们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要算的。我不听你们的，我们不但要说，而且还要跟他们算这个账，直到他们还给我们为止。”
邓峰气呼呼的坐了下来，听着彭德怀传达最高首长的指示精神。
彭德怀最后说：“我来时，主席让我告诉你，他同意你们远东特工委的方案，他要做你的‘后勤部长’。我彭德怀也全力的支持你！”
邓峰站起来紧紧的握着彭老总的手说：“谢谢主席，谢谢彭老总，我一定不辱使命。老总你回去后，和主席、总理商量一下，把岸英调远东特工委来，负责和苏联的外交交涉。”
“好主意！我了解岸英”彭德怀马上赞同道：“他俄语好，对苏联情况也熟悉，人也聪明、稳重，政治绝对可靠，你的确需要这么样的一个人，把他调来很有必要。”
“是啊，有些高层绝密的事情，少不了象岸英这样的人啊。”邓峰又点了一支烟说。
彭德怀看着邓峰不停的吸烟关心的问道：“主席说你讲卫生，你怎么也抽上烟了呢？”
“哦，”邓峰有些无奈的说“在印度特工委时，常常熬夜，沙万里和张果华这帮小子说抽烟能提神，总供我烟抽。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抽上了，看起来这占便宜也不总是好事。”邓峰最后笑了笑说：“听说老总你把烟戒了，这可是一件好事。”
“是”彭德怀点了点头说：“去年感冒咳嗽，就趁机戒了。我看你小子也别抽了，还是戒了得好，恢复你讲卫生的习惯嘛。”
邓峰这伙人来到这个时代，不光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变化，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体制上的变化。列宁在创建苏维埃政权时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论”，他认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因此，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对外政策上他们以输出社会主义革命为手段，所以不管是列宁还是斯大林，他们都极力的向各国输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由于“基地元素”的影响，中国没有出现苏联模式现象。而是在全国施行了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各种经济形式和国营经济紧密联系，是受工人阶级监督的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生产目的再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只占全部利润中的25％左右，其余的75％是工人的福利费、国家的税收，及为扩大生产所需部分。而绝不是象后世那样，资本家拿大头，国家和劳动者拿极少的一部分，而且大量的存在资本家通过行贿国家公务人员，国家甚至一点也拿不到的现象。人民群众可以通过任何形式揭露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社会**现象，而不是，在法律上规定绝对禁止某某形式，变相的取消人民群众的话语权和监督权。新中国实施的群众监督的政策，有效的杜绝了社会的**现象。把党和政府置于最广大人民群的监督之下。并在公检法施行了人民监察员制度，法院建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有效的防止了司法**。
邓峰这些来自后世的人都十分的清楚，列宁和斯大林的一贯方针是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战略中的最高地位，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以各国的利益就应当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苏联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首先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一项基本原则。这也就是斯大林继沙皇俄国极力的扩张和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集团有限主权论的理论基础。
他们来到这个时代以后，不可能牺牲中国的利益去满足苏联的人的利益，这也使中苏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是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建立起最广泛的联系。
这些都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满。早在1951年抗美援朝结束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告之后，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紧张，苏联没有在象后世那样“无私”的支援兄弟的中国人民，再也没给除了1949年中苏友好条约中规定以外的援助给中国。中国接收了琉球群岛之后，彻底拆除了日本第二产业的设备，接受了30多万日本的产业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使中国的实力大增，日本的这些设备和人员早已大大的超过了后世苏联给予中国的156个项目和全部在华工作的1400多名专家的支持。中国解决台湾后，使斯大林更是异常的紧张，斯大林看到中国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决心和意志，在苏联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严重对持，兵力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仍陆续的在苏联的亚洲地区部署了近100万军队。斯大林本想把这个日后可能影响苏联利益的隐患——新中国扼杀在摇蓝之中。可那是要有足够实力的，没有几百万军队想拿下中国，那是吹牛B；经过几十年战火洗礼的5、600万虎狼之师的人民解放军，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和中国闹翻了只会让中美勾结的更紧，那就真的要苏联的命了。鉴于这些情况，斯大林这个铁腕式的人物也不得不妥协，维持着中苏表面上的友谊，不要刺激中国，不再增加对中国的援助。同时加大了向中国留学生输出苏联革命理论，培养安插间谍。对此中国也不再派大批的留学生前去苏联了，这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象中国后世那样一伙，在苏联解体之时，还不趁他休克时，要他命，还高喊着“Товарищ、Товарищ”（同志，同志）还想死抱俄罗斯大腿，7、80岁还挺个大肚子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留恋苏联的留苏派和亲苏派的人了。在这个时代中国科技水平高出世界一大块，有钱还怕没书念吗？中国每年都有大批的留学生到世界各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不用担心学成之后不回来。
苏共中央特别会议后，他们态度强硬的发表了一份很官场化的抗议声明，声明指出：中国应对国际**运动和世界和平的命运负严重责任。苏联政府呼吁各**国家政府和人民强烈抗议中国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图瓦人民共和国的行径；各国人民应坚决谴责并阻止中国政府发动的这一侵略行为，退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图瓦人民共和国”。同时通过苏联驻北京的大使馆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一份外交照会，表示，苏联政府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国际**运动团结的愿望出发，愿意就中苏两国的边界和领土问题进行谈判，以全面妥善的解决中苏边界问题。
对此中国方面也表示了自己的立场，中苏两国是社会主义的友好邻邦，都肩负着社会主义最终要消灭资本主义这一人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我们对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我们只想收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土。造成我们两国的领土纠纷的根源是沙俄政府侵略扩张的政策，我们愿意以1689年中俄签订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为基础解决东部边界的问题；以1727年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规定的两国中段边界为基础划分两国的中段边界，中俄西段边界无条约规定，中苏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的考虑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通过友好协商具体讨论解决边界线走向问题，重新划定两国西部边界的走向。
为了能够解决中苏两国的边界问题。我们将派出以李大为和毛岸英为正副团长的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轮流在两国首都就两国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
随后苏联方面也作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