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宿舍的枪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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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法医打电话叫车，然后坐下来伸出五指梳弄头发，梳弄了好半天。这表明他思绪纷乱，但应作出严肃的决定。他放下手开始翻动书柜中的书籍，随便拿起一本歌集，突然想说什么，但马上又止住了。
法医卢茨基早年与乐团的一位歌唱家结了婚。他喜欢妻子唱的歌，早已是她的崇拜者。无论是在家，还是走在大街上，甚至在解剖台前都在想着歌曲。朋友们知道他的这一毛病，经常开他的玩笑。他们一说他妻子的音乐会——这音乐会是相当成功的——演唱的一首歌很好，可是没有学会，卢茨基就会把他妻子在音乐会上演唱的歌曲重复唱一次，直到大家学会为止。
法医常说他妻子不喜欢谈论法医这个职业，一谈起它就倒胃口，但他很爱她，她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从陈尸所回到家从不谈使她感到难过的事，而总是和她淡音乐大师们的艺术，唱起妻子演唱的歌曲。但是他想总有一天要把妻子领到这里，迫使她对这个揭示生与死的秘密的科学产生尊敬。
涅斯捷洛夫这时一直未恢复常态。他脸色阴沉，心情抑郁地垂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不住地发颤。
侦查员已写完记录，他问法医道：
“您回去值班，还是和我一起走？车就在下面大门口。”
他的问题使法医感到奇怪，护送尸体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
“您是不是怕司机把货拉回自己家去，”他严肃地问道，“或者不相信他熟悉市内的道路？”
“我要参加解剖。”他没理会法医不加考虑而说的话，侦查员带着自尊心说道。
自以为获得成绩而冲昏了头脑的侦查员作出了轻率、同时也是令人不愉快的决定，但他也预感到将有不愉快的结果。
“我回去值班。”法医也很严肃地说道，“我建议让我的朋友涅斯捷洛夫和您一起走。您和他也认识，希望以后你们能成为朋友。”
当涅斯捷洛夫上车时，法医对他泼了不少冷水。
“您还想当福尔摩斯！什么平面图啊，拍照啊，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我对您说过，傻瓜，这不会有你的好，我知道，”他尽量模仿他的话，而不让涅斯捷洛夫回答，“一个优秀的法医应当善于分析情况。他不仅仅是一个咨询者，而应当是侦查员的好助手。”
车上，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俩都沉默不语。他俩并排坐着，一言不发，好象两人完全陌生，但两个人都感到不安和尴尬。都为想到刚才他们之间审问和受审般的谈话而难过。如果卢茨基自认为需要介入，但他也由于自己表现出软弱无能而惭愧。
第二节
季娜伊达呯的一声把门关好，就飞快地跑下楼。她没有象往常一样走大街、穿小胡同向电车站方向奔，而是转向另一个方向。她一反常态没有顺路在面包房买夹馅油煎包。她一直沿楼边行走匆匆，不时回头看看。她本来个子高，平时走路昂首挺胸，而今天却勾腰缩背，低垂着有一头蓬松浓密的棕色美发的脑袋，缩进高高翻起来的大衣领子里，两手伸进皮袖口里。她头戴一顶很象古罗马军人头盔的细毡帽，一直压到眼睛上面，使人认不出她是谁。平时不论是早晨，还是忙碌一天之后，不论在教研室，还是在大街上，在家里，或是在朋友中间，她总是迈着坚定而自信的步伐。凡见过她一次的人今天都不敢把这个从头到脚里得严严实实、步伐慌乱的女人认作是季娜伊达。她一向讲究梳妆打扮，注意整洁；她总是及时把大衣腰带结好，把稍稍往下滑的长笛丝袜提好，鞋带一松，她急忙系上。如果在外省小城市里，每个人的特点，举止和衣着都很显眼，只要对自己的外表稍不注意，就会引起人们的奇怪。但是在几百万人口的莫斯科，大街上很难遇到熟人的，所以，不修边幅，衣着马虎，还是可以的。
在一个广场上，季娜伊达排队等公共汽车，但不一会儿她叫住一辆过路的出租汽车，立即打开车门要求送她到小皮罗戈夫大街。
早晨空气清新而寒冷。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城市好象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罩。
汽车穿过医学城。这里有很多医院、医学院、实验室等。在一条胡同里她让汽车停住。季娜伊达和司机算完帐后，就拐上了小皮罗戈夫大街。这时她又恢复了原来人们所熟悉的样子。化妆、衣着打扮丝毫不马虎，腰带结得恰到好处，鞋带也没有露在脚面上，长筒丝袜缩得紧紧的，大衣领子也翻了下来。帽子戴得很俏皮，一绺棕色的鬈发露在帽子下面。现在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似乎恢复了常态，但看得出不是那样自信。
她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但实际上要老得多。白净的圆脸上没有一丝皱纹，高高的鼻梁也很俊美，灰蓝色眼睛老是睁得很大，一双鲜红的嘴唇线条分明。但她面部表情呆板，嘴唇紧闭犹如一块令人不快的伤疤。相面专家从她的外表会发现她的性格严酷，甚至专横。
在电车到达终点绕过一个大街心花园的地方，季娜伊达拐进一条胡同，朝医学院高大的楼房走去。
一个首次来到这里的人，对这座医学城会留下某种难以捉摸的印象。现代化的宽广街道，优美的建筑、古寺院、雕像，从公共汽车和电车上下来的一群群大学生充满了宽阔的人行道。这一切都好象被某种令人产生忧伤情绪的东西笼罩着，这可能因为来来往往的总是带着不样之物的急救车，也可能因为，所见所闻都是疾病和痛苦之故。
季娜伊达穿过砖石围墙的门，走进了学院宽广的院子里。有个人轻轻挽住她的臂膀，带着责怪的口吻说道：
“小鸽子，您急着上哪儿去呀！”
面前站着的是科洛科洛夫教授。他身穿多年来人们已熟悉的皮大衣，头戴圆形贴边皮帽。岁月催人，老教授背已微驼，头发和小山羊胡都已斑白，但宽大而白净的前额和曾经使一些女大学生为之倾倒的慈祥而聪慧的眼睛却依然是当年的风采。
季娜伊达象男人似地紧紧握着伸过来的手，摇摇头撒娇地以稍带责怪的口吻说道：
“您看，又来了，老这样……我都跟您说过多次了，求您别再叫我小鸽子了。”
“这有什么法子呢，小鸽子？”他想改口，结果还是没有成功，“记性已不如从前了。年轻时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漂亮女人的要求总忘不了。”
两人咯咯大笑起来，都对相见和开的玩笑感到高兴。他俩一起走了一会儿。后来教授停住脚深深吸了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
“您上哪去，小鸽子？您怎么不给老头子一点面子，不到我那里呆一会儿吗？”
教授六十五岁，但身患重病。由于长期辛勤工作，心脏不好。只好常常卧床养病。学院里已传说他要退休了。
“请原谅，”她抱歉地说道，“今天我要迟到啦。坐车瞎跑了半天。现在几点啦？”
她显得很焦急，看来她非常心疼失去的时间。
教授掏出装在黑缎表套里的银怀表，拿到近视眼前一看，耸耸肩膀。
“差一刻九点……您看，这怎么能说迟到呢。”
“不可能。”女助教自信地反驳道，“您的表不准。那我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呀？”
她心中计算了一会儿，不对，重新又想，直到教授提醒她：
“应当说您是在八点刚过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离开家的……绝不会再晚……您怎么坐车坐了这么半天？”
季娜伊达值得去为这点小事冥思苦想吗？她就不厌其烦地说道：
“我没有买车票，后来补了票……看我把月票忘在家里了。当售票员走到我跟前查票时，我才想起来。结果还被罚了钱。我惭愧地坐了一站就下车了。慌忙中又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因着急也就不看车往哪儿开。接着又换了电车。走了一会儿街上交通堵塞车开不动了，只好步行来上班。本来只要十五分钟，结果光坐车就浪费了近一个小时。”
她讲得那样自然和轻松，好象自己也觉得真是这么回事。脸上出现了窘态和难为情，教授也不能不为之同情。他说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人不会生活，责备地摇摇头，对她微微一笑表示安慰。她也以今后要注意的表情回报教授。然后她开门请教授走在前面，走进了大楼。
法医教研室的楼在院子的左角，楼的一面对着一条胡同。涂有红十字的汽车驶入铁栅栏的大门后绕过大楼停在院墙和大楼之间的后门口，卸下车上的尸体。楼的正门口老是拥挤着心情不安、泪流满面的人群。车身上涂着黑红条的汽车和卡车就停在这里。楼上是各专业科室、陈列室、教授办公室和教室。楼下解剖室旁边是接待室和助教办公室。法医们在这里翻阅材料和医院送来的病历，写解剖报告，交给死者家属必要的证件。地下室是陈尸间，里面放着准备解剖和安葬的尸体。陈尸间里有一股腐臭气味，无论是高水平的消毒，还是良好的通风设备都无济于事。
女助教和教授走进摆着皮罗戈夫①（①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1810—1881年），俄国外科专家、解剖学家。）雕像的接待室，脱掉外衣走进解剖室。这里在大理石解剖手术台上正在进行解剖前的准备工作。深灰色的墙壁上高大的窗户都朝北，玻璃窗下半部全是毛玻璃，使人感到阴沉，好象凡来到这里的人都将扮演悲剧角色。
“已故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教授对女助教说，“在解剖室写下一句名言：‘这里死者教育生者。’应当向您指出，学生还没有使任何一位老师得到安慰。”
教授同陈尸间的工友打招呼：
“身体好吗，帕霍姆？大家都好吧？”他又转身对女助教说道：“您看他个子不高，太矮了。”
他的这种说法已重复了多年，看来并没有使被说的人感到不快。工友已上了年纪，他的两手皱皱巴巴，就象刚从水中抽出来似的，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眼下浮肿。他穿上白大褂，扣好扣子，一本正经地说道：
“给我一个限期，我还能再长高一些。死人比活人要高二到三公分。那有什么，我还想超过你们这些活人哩。”
季娜伊达对工友友好地笑笑，问道：
“现在几点啦，帕霍姆，我想证实一下科洛科洛夫的表已不中用了。”她想起工友耳聋，就大声重复了一遍。
“你啊，来得还正是时候，刚刚准备好。差一刻九点。”他看了看表答道。
季娜伊达睁大眼睛，一字一板地重复道：
“差一刻九点！”脸上现出真正的窘态。
“什么，小鸽子，”教授对她的窘态很得意，“您想把我的怀表送博物馆吗？为时过早，等等吧。”
“我的上帝，”季娜伊达央求道，“把您也送博物馆吧！我说的是您的表。”
“反正我和这块表同年，我们一起去安息。”
女助教对回答感到满意，一字一板地说道：
“这么说我真的是八点刚过一点儿离开家的……科洛科洛夫，您刚才说十分钟至十五分钟是吗？”
季娜伊达走进助教办公室，正好涅斯捷洛夫给她打来了电话。
这时教授穿上白大褂，从一张解剖台走到另一张解剖台。这是他二十多年来每天进行的例行检查。
“您怎么，亲爱的，这样瘦啊……啊哟……哟，怎么不注意保养……”教授看着一个老太太的尸体心中这样想，同时也说出来了，“我看，您不怎么保重自己，剩下一把骨头了。这是哪个区送来的，帕霍姆？”
“从郊区送来的，将由鲍里涅维奇解剖，今天已给他排到第四个了。”
“季娜伊达，”教授把刚刚进来的女助教叫过来，“到这儿来，您看这个小老头怎么样？他很好！”他好奇地说，“他死去也很好……八十年好象一天似地度过，我还要把他的眼睛给闭上，反正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帕霍姆从抽屉里拿出用细绳捆的一本厚厚的登记簿。他在上面写着什么。他那歪歪斜斜地写字的样子说明了他的文化水平和书写水平。他搔搔后脑勺，深深地叹了口气。
女助教坐在桌子的另一头翻阅将要解剖的尸体的有关材料。工友的叹息声引起了她的关注，她把材料一推，问道：
“您妻子的健康怎样？您怎么好长时间都不对我说。”
看来帕霍姆也正好等着她问这个问题。他把登记簿放在桌子上准备送走，但又坐到椅子上，叹了口气。
尽管叹息有时也很富有表现力，但女助教并不满意，帕霍姆站起来要走，女助教留住她。
“等等，我要您帮帮忙。我负责的区有几个要解剖的？”
这问题对他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