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2期-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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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里，她比他自己都知道他是谁。他是那种掂着人家性命不轻易撒手的人。
他抽了一夜烟，鸡叫时打好行李。就是对葡萄的秘密作聋作哑，他也得搬到别处住去。他被迫做了知情者，他不能再被迫做个合谋。
他得等天亮再走。不然话不好说，一院子关着一男一女，还都孤的孤寡的寡，冷不丁一个人半夜卷了铺盖，那不是叫另一个打出门去的？
他听见葡萄起身了，去院子里放鸡，又舀了水去厨房烧。他每天都有热水洗脸，还有一缸子热茶。他看看表，五点半，他拎着行李卷走到院里。
葡萄从厨房出来，马上就乐了。她指着他的行李卷说：“你这铺盖卷拎不到门口，就得散。”
他看看，她说得没错。
“搁下。”
他搁下了。
她拎起那油酥卷一样松软的被包，回到他屋里，抽下绳子，重新把里面脏的、干净的衣服叠好，齐齐地码在被子里，再把被子叠成紧紧的四方块。她跳到床上，一只膝盖压在被子上，两手扯绳子。他左伸一下手、右伸一下手，都伸错了时候、伸错了地方，不帮忙反而碍事。
“给你做了点干鱼。你拿上吧。”
他跟她去了厨房。
“俺们这儿的人吃不懂鱼。我也才学会吃。吃惯了不赖。听说养人哩。”她一边说一边从锅里拿出煎得焦黄的咸鱼，上面撒了干辣椒末儿。
“这么多？”
“你在人家家里吃派饭，没赶上派到我家哩。给你带上，吃呗。”她看他一眼，“昨天晚上给你做下的。”
他看着她。她的话他是这样听的：昨天就知道你会走的。和你说了那事，你还不吓跑？
“好吃这鱼，再给你多做。”她眼睛说：你走也没用，你已经知情了。
“别做了。”他眼睛说：我胆小，再多的秘密我就承受不住了。
她找了张旧报纸，把鱼包起来。一会油就透过来了。她说：“为啥不做？只要你好吃它。”
“我好吃它。”
两人都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一个说：不知为啥，我就是信赖你；另一个答：被你信赖上了，我还有什么办法？
一时间他觉着把她孤单单撇下了。他想也不敢想这十多年的每一天她是怎么过的。饥荒、运动、寡妇避不了的是非。她还水灵灵地活着。他母亲把他丢在老乡家是偷偷丢的，喂了他最后一次奶，留了几块光洋，趁他睡着了把他留在最富足的一个老乡的大门廊里。母亲想，这个老乡该有足够的米汤来喂大她的儿子。那个富有的老乡真是有足够的粮，把他喂到十四岁。母亲和父亲的部队找回他，把他带走了。他听说那个养他的老乡被分了地，分了牲口，成了那个村最穷的一户老乡。然后他长成一个小伙子，穿上军装，去分富老乡的地给穷老乡。他的书真正的故事，只有葡萄看懂了。他抱住了葡萄，恨不得藏到她身体里去。
朴同志告诉四清工作队长，会议他参加不了了，他胃出血。工作队的人一点也不怀疑朴同志，因为大伙知道他有慢性胃病。就在葡萄把二大的早饭和洗脸水用篮子挎下地窖时，朴同志坐上史屯公社的“轿车”——那台奖来的手扶拖拉机去了火车站。朴同志一头蓬得老大的浓黑头发给风吹成了个大背头，成了他一生中最规整的发型。他已经把葡萄想成了他的书中人物。一直到他老了，他都在等待机会把这部小说写出来。他老了之后，说话也不莽撞动作也不莽撞了，所以他觉得写葡萄的故事是妄为，时机太不成熟。
老了的朴同志常常想再去遥远的史屯，看看老了的葡萄。看看她身子脸蛋都老了眼睛还是不是只有六、七岁。可他总是没去。老了的人对许多事都是一想而已。到那时朴同志一头压不平展梳不驯服的黑发也平展了，因为差不多只有贴在头顶的一层薄了。他觉得葡萄这个故事一定要等时机成熟才能写。包括他对葡萄，也老是认识得不成熟。已经是二千零四年了，他的故事其实已熟过了头：学校里的孩子谁还愿意知道“土改”、“反右”、“四清”？孩子们一听说“文革”就说：哎呀早听了一百遍了！他们听一百遍都没听懂，所以不懂也罢了。
不过朴同志还是把写葡萄的故事当成他一生最壮大的一个事。想到这些，他也难免想想他和葡萄有过的机遇，有些不成气候，有些错过了。他到老才不羞于承认自己就是喜爱这一个乡下女人。他想到自己从四清工作队跑回城之后，压了半年的惊，写出一本关于农民过人民公社幸福生活的小说来。那里头全是折子故事。有一个折子就是写葡萄的，写她是个养猪模范，泼辣能干，一心为公社。他连一本书都没留在自己书架上，太丢丑了。不过那本书给了他更大的名望，更多的钱，还给了他一个漂亮年轻的妻子。
那时的老朴同志想到多年前的自己，不可一世，全省唯一一家用冷气。夏天家里冷气一开，就成了俱乐部，来聊天、下棋、喝茶的人从早到晚热闹在客厅里。一个死了老婆的同事天天带儿子来做暑假作业。那时他是人王，随便把客厅里的人差成店小二：去，买两包烟，去，弄几瓶啤酒，冰镇的！……
八
他在最红的时候连史屯的人都知道他。史屯的人除了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之外，谁也不知道，倒是把朴同志和他的书给知道了，一说就显摆得很：就是“四清”来咱村的朴同志嘛，衣服老扣错扣子，掏根烟出来准掉下几分钱到地上去的那个朴同志！就是住在王葡萄家的朴同志嘛！
朴同志在头发全白的岁数想起他回到史屯的那天。他在村口就被人围上了。他对人群外的小孩说：“去，叫王葡萄来！”人把他堵得走不动，他掏出多少烟天女散花地散还是走不动。朴同志的名声只在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之下了。人群轰隆隆地向前滚，越滚越大，路哪里够走？都踩到旁边地里去了，踩倒两大溜麦苗。不过老了的朴同志记不清那是几月，踩倒的是麦苗还是豌豆苗。豌豆苗淡紫的花铺成路，朴同志和人边走边开玩笑，开那种领袖和老百姓开的玩笑。
葡萄来的时候身上扎个黑胶皮围裙，身上穿着短袖印花衫。朴同志脾气挺大地叫人“让开让开”。葡萄两肩一松，笑起来说：“我说谁呢，叫我快点快点！是你呀！”
他从口袋摸出那本让他大红大紫的书。葡萄接过书时，旁边的人说：“哟王葡萄，还得现学认字吧？”
葡萄随随便便把书往胳膊下一夹，对朴同志说：“我得把猪娃子洗洗，天太热。你闲着不闲着？闲着就来猪场，咱说说话。”
大伙都笑起来，对朴同志说：“就她一人不知道你朴同志老有名。”
葡萄看看他们，又看朴同志。
朴同志说：“行，我帮你剁菜去。我这笨手也只能干那个。”
他替她剁菜的时候，猪场拦马墙上几层人脸。史屯公社有了中学，中学语文课本里都有朴同志的文章。中学老师听说朴同志到了，马上下课，叫学生们跟他去看朴同志。朴同志拿把烂菜刀剁老菜帮子也是好看的，中学生们一排一排轮流扒到墙头上看。朴同志一边剁一边向上头的脸们招手，菜剁得横飞。
葡萄奇怪地问他：“他们看啥哩？”
朴同志笑笑。她真不明白他有多著名。
晚上公社史书记设宴招待他。他说：“上回和四清工作队来，天天各家吃派饭，葡萄的饭我都没尝过，这回我空下肚子专门来吃她的饭。”
史书记对干部们说：“那就把酒和肉都补贴给王葡萄，晚上咱一块在她家陪朴同志吃饭。”他对葡萄说：“王葡萄你给好好做，洛城宣传部长、地委书记一会都要来看朴同志，陪他吃晚饭。用多少油，只管报账，该炸就炸！该煎就煎！”
朴同志说：“酒肉我不欠。我专门来吃葡萄做的面汤、干鱼。吃过了再接受领导们的接见。跟领导说，我想和他们吃饭，我肠胃不想，就代我肠胃向各位领导道歉。”
二○○四年的朴同志记不清一九六五年的朴同志在葡萄家吃的是什么饭。那时他不是图吃。他想和葡萄单独坐一会儿，说说话，或者不说话。好日子更让他不安全，他想在她身边找点安全。老年的朴同志还想起来，他那时去看葡萄，心怀一个目的：想看看她是不是还把一切都好好藏着。他一进村就大声喊葡萄，是因为他一直为葡萄提着心。
他和她好像没说什么话。他一个字也没提她地窖里的爹。她好像说了一句：“吃胖了。”
那是他最胖的时候。再去史屯他不胖了，头发剃成了黑白花狗。马虎了一辈子的人这时也觉得花狗头见不得人，所以他一见到葡萄眼泪差点流出来。葡萄多大？三十六？三十七？对，三十七。还是紧绷绷的背、腰，还是一副自己乐自己的样子。她从猪场的门里出来，见到一个花狗头的朴同志，对旁边的人说：“谁把你糟蹋成这样了？”
旁边是押他来的红卫兵。都是惹不起的人，连军人都不惹他们。朴同志坐了半年监又给他放出来，找个苦地方叫他吃苦去。朴同志在晚年时很佩服中年朴同志的机智，他一听要送他下乡监督劳动马上就叫：你们送我去哪儿都行，就别送我去史屯那鬼地方！那鬼地方饿死过多少人呐！叫完他心里就踏实下来。不几天红卫兵果然扔给他一个被包，叫他滚起来，他们要送他去他最仇恨的史屯。
现在葡萄对剃着花狗头的他，问他闲着手不，闲着帮她扯风箱去。她已从他手里拎过那打得像油酥卷一样松软的铺盖。
红卫兵们一下子反应不过来，看着陪来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史春喜。史春喜说：“那也中，先让他在猪场累累、臭臭！”
红卫兵们反应过来了，举着白生生的小拳头喊口号，要打倒朴同志，要朴同志永世不得翻身。
葡萄说：“又打上了。过一两年换个人打打。”
朴同志生怕红卫兵把她的话给听见，赶紧推推她，自己顺着猪场台阶往窑院下。脚又乱了，一出溜坐在了台阶上。屁股跌碎了，他见到葡萄时憋在眼里的泪，这下子完了，全淌下来。围墙头上还是几层人脸，还是中学生们，还要轮流爬上墙看。葡萄对他笑着说的话他一点听不见，因为几层人脸都在喊打倒他的口号。葡萄拿出一块白羊肚手巾，叫他擦擦泪。见他拿起刀来剁菜，她一把把刀夺下，搬了个椅子，又把他捺下去坐。
中学生们看不下去了。一会猪场里全是戴红袖章的胳膊。在他头顶挥动，又对他鼻尖指点。葡萄拿了根扁担上来，叫他们出去。他们说：“红卫兵你都敢撵？！”
“红卫兵是啥军？十四军我都撵过！”葡萄说。
看热闹的成年人见红卫兵们不明白，告诉他们十四军是国民党的军队。红卫兵们一听，是打过国民党的女英雄呢！也不把她当敌人了，只是围着朴同志喊口号。
葡萄把扁担一横，往红卫兵们腿上扫，红卫兵们双腿蹦着躲。她变成带他们玩了。葡萄撵不走红卫兵们，扔了扁担，回到灶台前剁菜，剁得是“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的高跷鼓点子。她对朴同志使个偷乐的眼风，叫他扯风箱。
红卫兵们把灶台围成了个小炮楼，密不透风，一上来口号喊得嘹亮整齐，慢慢不齐了，有人只是抬抬手张张嘴地瞎混。葡萄该干什么干什么，添水，加柴，煮菜。红卫兵们变着词儿地喊口号，喊朴同志“臭文人”、“黑笔杆”、“反党大流氓”，“地主干儿子”。开始他们喊一句，他就在板凳上矮一点，后来见葡萄抬头看天，他跟着抬头，见一个人字形雁阵从北边飞过来。葡萄眼睛看雁也专心地发直，嘴唇半开，完全忘了正给锁在一个人体筑的小炮楼子里。他慢慢也把几层人脸人头拳头胳膊给忘了，一下一下地扯着风箱。火烧得好着呢，他眼前脑子里只剩下稳稳烧着的金黄的火。过一会，他一张嘴，一个哈欠出来了。他抬起头，见一个喊口号的红卫兵也跟着打了个哈欠。又是一会，好几个红卫兵都打起哈欠来，只不过打得很贼，把鼻孔撑大，叫哈欠出来，不耽误嘴里喊口号。
朴同志在七十二岁时回想那一天，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当然，他不知道人都是这样，记不住羞辱；痛苦只有变成了滑稽荒唐的事才会给人记住。人要把他一生遭受的羞辱都记住的话，是活不长的。就好比朴同志，假如不具备人共有的那种不记仇的本事，朴同志回忆起来的场面，就不会像个闹剧戏台。人这个不记仇的本事其实是为自己好，对自己有利，不记得自己怎样地惨过，丢过丑，所以他才有脸见自己。有没有脸见人不重要，顶重要的是有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