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正午 - 隋唐五代的另类历史-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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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穆宗最后也因吃“丹药”早死，时年才三十岁。其长子李湛继位，是为唐敬宗，年方十五。
这位少年皇帝很有南朝荒唐天子的风格，好击球走马、打鱼斗鸡、摔跤歌舞，日夜宴乐，还特别喜欢自己刻“圣德碑”歌颂自己。此外，他最喜爱的“运动”是半夜外出抓狐狸玩，宫中称“打夜狐”。
诗人李商隐为此作《富平少侯》一诗：
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
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
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
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其中所用典故，并非指汉朝富平侯张安世之孙张放，实际是指汉成帝故事：“始为微行，从私奴出入郊野，每自称富平侯家人”，正是暗指继位时年方十六的唐敬宗。特别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二句，形象描写富贵少年天子用金弹打鸟并不爱惜，（典出韩嫣），却爱惜井上自制的不值钱的汲水辘轳架，憨愚骄养之态，淋漓毕现。而此诗开头一句“七国三边未到忧”，喻指如同汉朝七国叛乱一样的藩镇割据与如同战国的燕赵秦边境的匈奴一样的吐蕃、回鹘、党项等边患，从未被少年天子唐敬宗当成忧心之事。
由于性格暴躁，青春期骚动，唐敬宗动不动就猛揍随从宦官、军将，“众人怨且惧”。
一夜，唐敬宗打夜狐后与宦官、军将饮酒。三更已过，少年喝得大醉，起身上厕所。“殿上烛忽灭”，内宦刘克明与击球军将苏佐明等人涌入，把敬宗活活掐死，时年才十八。狡童为帝，下场极惨。
唐敬宗死后，王守澄等宦官拥立敬宗的弟弟李昂为帝，是为唐文宗。但是，更大的灾祸于冥冥之中潜伏于巨大的长安宫城。｜
不光荣的“革命”——“甘露之变”后的晚唐政治
公元853年，唐文宗太和九年阴历十一月壬戌（二十一日），百官同往常一样，在紫宸殿朝服列班，等待文宗皇帝李昂上朝。未几，文宗的玉辂缓缓而来。此种皇帝专用龙舆气象庄严，左饰青龙，右饰白虎，金凤展翅及虚文鸟兽图形附于后板，正前方的轩敝，设有高高的青盖，下方有黄里锦绣黄龙的尘障，朱轮密幅，前行时震声隐隐，噪音很小。
文宗坐殿，朝臣们等待金吾将军像往常那样趋前上报“左右厢内外平安”，按朝仪，走了这个过场后，大家就应该如约议事。不料，金吾将军韩约没有如常行事，反而高声奏称：“左金吾听事房后石榴树上，咋夜降下甘露，特向陛下禀报。”
文宗皇帝故作欣喜状，宰相也忙率百官齐齐拜舞，向皇帝称贺。天降甘露，是国家大治、天下清平的瑞兆。文宗忙乘软舆（肩扛便辇）往紫宸殿前面的含元殿升座，先下命宰相李训等人验看。
过了好久，李训才率朝臣回殿，奏称：“臣与众人验之，是否真是甘露，还不敢下结论，望陛下遣使再验”。
文宗皇帝表演还算逼真，自言自语道：“真有这种事！”于是，他命掌管禁军的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众宦官前往。
仇士良等人踱进听事房后庭，仰着脑袋观瞧半天，见石榴树上皆是根根干枝，一丝甘露皆无。再扭头观瞧作为陪同的韩约，数九寒天，这位金吾大将一脑门子热汗，神色惶恐。
仇士良还奇怪，问：“将军您这是怎么了？”一阵北风起，听事厅的门帘幕布随风乱张，仇士良忽然发现厅里面挤满了手执利兵、全副武装的兵士。同时，大公公又听见四下刀剑铿锵，甲声叮当，军靴杂乱踏地声纷纷扰扰。
仇士良等宦官顿感大事不妙，纷纷往庭院大门处奔跑。守门兵士不是很多，见太监们往外跑，便赶忙上前要关闭大门。仇士良公鸭嗓拼命一吼，还真管用，平素太监积日已久的威风终于在关键时刻又显神通，趁门卫愣怔，太监们纷纷夺路而逃。
宰相李训在含元殿看见一大群宦官踩了蛇窝一样飞奔上阶，连忙高声呼唤值班的金吾卫士：“有上殿护驾者，每人赏钱百缗！”
众太监脚快，兔子一样已经奔至文宗御座前，有数人架起皇帝往软舆上一放，抬起狂跑：“事情危急，请陛下还宫！”
含元殿大门，已经从台阶处涌上数百金吾卫兵，登殿纵击，追上落后未及跑入殿的宦官，剑捅刀砍，一下子杀掉十来人。
殿内宦官毕竟对宫城道路了如指掌，他们用刀砍断含元殿后面的木格栏，扛着文宗就往宣政门方向跑。眼看宦官们抱走了皇帝这块“大招牌”，宰相李训也急眼，抱住软舆的木杆大呼小叫，力图阻止。文宗李昂知事不谐，也大声叱喝李训。宦官郗志力大，当胸就给李训一大拳，把这位宰相打得一个嘴啃泥。说时迟，那时快，宦官们簇拥着文宗皇帝逃入宣政殿，立刻把大门严严关死，外面兵将一时半时根本冲不进来。“宦官皆呼万岁”。
听到宫殿内外杀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含元殿内的朝官们都“骇愕散出。
李训见大势已去，忙换身衣服，乘乱跑出京城。宰相王涯、贾竦 、舒元舆等人回到中书省，互相说：“我们先别走，皇帝肯定会在延英殿召我们议事”。两省官吏也纷纷来见，询问发生了什么变故。王涯等人确实也不知情，就先让诸人回家，等待消息。
不一会儿，只听宣政殿方向宫门大开，太监细嗓“奉旨讨贼”的高音很是耍蟊闶墙谰吧痹羯痹簟钡慕猩鄙稍抖怪背惺槭∫槭绿较虮评础�
置易帝王掌中轻——中晚唐的宦官乱政
唐文宗李昂即位之初，“励精求治，去奢从俭”，颇有振作之风。他诏令放出多余宫女，纵出五坊蓄养的鹰犬玩物，裁减冗官，一反唐敬宗贪玩不视朝的恶习，天天临朝听政，很有英主之风。
但是，文宗治下的唐朝，实际是一团乱摊子。外面环伺的藩镇不讲，京城之内，就有两大祸结：一为乱政的宦官，二为内哄的党争。
从唐玄宗始，宦官阶位骤显，人数膨胀。尤其是从高力士开始，皇帝赖之而安寝，宰相因之而得位，“肃宗在春宫（太子宫），呼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而且，勇力强悍的巨宦杨思勗竟也多次率兵出征，广立功勋，封为虢国公，进位骠骑大将军。由此，唐朝的太监掌军已显端倪，但当时他们并未真正在中央政府有把握兵权的迹象。安史之乱以后，玄宗逃窜蜀地，肃宗得以在灵武继位，宦官李辅国有“襄赞”大功，地位贵显，手中掌管唐廷一切兵符与军号，统驭禁卫军。代宗继位后，竟称这个没老二的公公为“尚父”。日后，于代宗有拥立之功的程元程逐渐取代李辅国位置，基本在内廷是个“九千五百岁”――御林军全是他的部属。而后，大太监鱼朝恩更是权倾一时，竟有“处置”京城以外重大军事活动的全权，虽然名号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上是奉天钦差，兵马大元师，对于郭子仪、来瑱这样的方面重将，想废就废，想杀就杀。特别是唐德宗遭遇泾原军兵变后，曾为节度使的朱泚称帝，皇帝再也不敢信任大臣重将，把中央直系军队神策军和禁卫军完全交由宦官指挥，并且不断予以“制度化”，一直延续到唐亡。
唐朝皇帝的思维模式其实很简单：宦官毕竟是家奴，没生殖能力，没有子孙，再怎么样也要狗仗人势，依赖皇帝才能生存，不会夺国篡位。
事情总是发展的。宦官之害，简直磬竹难书。他们不仅掌握京城皇官的禁卫军军权，宦官们还被派至各处节度使那里以充“监军使”，各地节度使在名义上都处于这些“政委”的控制下。当然，在那些真正拥众割地一方的藩镇，太监监军只是充样子，他们本人也很老实，收收礼，纳纳贿，吃吃喝喝，和当地节度使一般挺热乎。他们深知，这些土皇帝连皇帝都不买帐，自己太骄横说不定就要吃刀子。但在直接受唐廷管辖的方镇或诸道军中，宦官可就牛逼大了。如果主将打胜仗，监军使们往往驰送捷报，揽军功为已有；如果出战失利，监军们又会立即打小报告，历数主将的“罪恶过失”。所以，宦官在军中是有百害无一利。唐宪宗时两次大捷，高崇文擒刘辟以及李愬擒吴元济，恰恰是没让太监监军，才最终能取得重大胜利。
唐朝时，还特别“创造性”地委任宦官为枢密使和宣徽使，这样，太监不仅内外有兵权，又在中央政府中掌有草诏宣制的权力，北司（宦官衙署）成为与宰相（又称南司、南衙）争权的重大政治力量。至此，兵政大权，宦官皆牢牢掌握，他们不仅能“口含王宪”吓唬人，而且完全能诏由已出，甚至对于皇帝也是随心所欲，想立就立，想废就废，想杀就杀，宪宗、敬宗、文宗最终皆死于太监之手，而且，肃宗之后，唐朝几乎所有皇帝的继位均由太监拥立（只有哀帝是唯一的例外，不过没多久唐朝也亡了）。出乎先前唐帝“设计”意料之外，宦官虽自己不能当皇帝，但可以废杀皇帝，作王朝真正的主人。而且，这些被阉割的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往往变态、残暴、贪财，不仅在京城强买强卖，恣意取索，在外面也广占良田、巧取豪夺。白居易《卖炭翁》和《重赋诗》两首诗，对于宦官横暴的“宫市”以及重赋之下的贫苦人民处境有着形象、深刻的描述：
卖炭翁，卖炭翁，
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
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
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
晓驾炭车碾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
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
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
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
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
系向牛头冲炭直（《卖炭翁》）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
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
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
厥初防其淫，明赦内外臣：
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
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
织绢未成匹，剿丝未盈斤；
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
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
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
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
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
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
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
号为羡馀物，随月献至尊。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大儒王夫之对唐朝宦官之弊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宦者监军政于外而封疆危，宦者统禁兵于内而天子危……胁君自恣，乃至弑刃横加，岂能无畏于四方之问罪乎？其（宦官）无所惮而血测宫廷居功定策者，实恃有在外监军之使，深结将师而制其荣辱生死之命。”究其本源，则在于“唐之立国，家法不修，淫声曼色，自太宗以来，漫焉进御而无防闲之教，故其祸为尤酷矣！”
更可笑可叹的是，大公公仇士良退休前，对这些没老二的徒孙们还明示太监执政精意：“天子不可令闲，日以奢糜娱其耳目，无暇更及他事”——此句太监“圣经”首义，被唐末僖宗以及明朝后期几个青年皇帝时期的太监们发挥到极至。
不仅宦官作威作福，唐朝中晚期，朝内大臣也不让人省心，几乎各个拉帮结派，严重违背圣人“君子群而不党”的训言，山头主义严重，党争日趋白热化。
言起“牛李党争”，不仅仅是李德裕、牛僧儒两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最早可追溯到公元808年（宪宗元和三年）的一次制举策试。当时，举人牛僧儒、李宗闵等人的卷子直言时弊，文笔清新，宪宗览翻试卷，大喜过望，马上指示中书省准备委任这些人作官。不料，时任宰相的李吉甫（李德裕之父）作梗，认为这些冒进轻躁的年青人背后主谋是自己官场对手裴垍、王涯等人，并到宪宗面前泣陈朝臣徇私、考试舞弊。
毕竟当朝宰相言语份量重，牛僧儒、李宗闵等人不仅被黜落下第，还因老李一言而多年蹭蹬，委曲多年。从自开始，一至到唐宣宗，其间经历六代皇帝，牛李党争父一代子一代，斗得你死我活，谁也不让谁。
大略分类，李德裕一党可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方，牛僧孺一派可作为以进士为骨干的寒族地主的代表方。两党之间，君子小人相杂，但从总体上讲，李党君子多，牛党小人众，而且李德裕本人力主削夺藩镇、抵击吐蕃，功名赫赫。牛僧孺则因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