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中国古代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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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宪宗也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如裴垍、李绛、元稹、白居易等，在元和时期的政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宦官的权力在元和时期得到了有效地控制，宦官专权的形势尚未凝定。因此，宰相的作用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并创造了一种良好的政治局面。
所谓元和中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削藩。元和七年，河北三镇之一的魏博归附朝廷。河北局势稳定之后，朝廷政治气象为之一新，中央威望提高，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安史之乱以来政局凋敝，危机四伏的局面得到很大的改观，唐王朝的统治出现了新的转机。宰相李绛告戒宪宗，“延访智略之士，拣择贤良之臣，精求济世之规，广大中兴之业”（《李相国论事集》卷5）。元和九年李绛辞去宰相之后，宪宗任用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人，筹划对淮西的战争。在讨平淮西吴元济之后，元和十四年又平定了淄青十二州，藩镇跋扈的局面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元和中兴的局面达到了顶峰。到元和末、长庆初，整个河北藩镇节度使的任命权都被朝廷收回。安史之乱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与中央对抗的河北藩镇，“至是尽遵朝廷约束”（《资治通鉴》卷241元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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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和中兴收复藩镇的成就没有保持多久，长庆元年（821）七月，幽州（治今北京）驱逐了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张弘靖，导致原卢龙节度使所管辖的州县全部丧失。接着河北其它藩镇成德军和魏博也相继背叛朝廷，史称河朔再叛，朝廷拱手再失河朔。从此，朝廷与河朔藩镇之间便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僵持局面。但是，对于三镇以外的其它军镇，如果出现割据倾向，朝廷还是要进行镇压的。
朝廷与河北藩镇相持的局面，在唐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下发生了转变。许多新的军阀乘势而起。地方军将或为了保存实力，另谋出路；或对农民起义军网开一面，“留贼以为富贵之资”。正是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地方军阀和起义军中的叛将逐渐崛起成为强大的割据势力。到唐朝末年，出现了许多割据的地方藩镇。唐王朝最后也是灭亡在军阀混战之中。不过，这些新兴的军阀与安史之乱以后形成的割据势力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朱温原本是黄巢起义军中的将领，后来投降了唐朝，赐名为全忠，不久被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此后，朱温便以汴州（治今河南开封）为根据地，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唐末，朱温已经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和河北的大部分地区，并形成了与占据太原的李克用之间的对立局面。
李克用本为突厥别部沙陀贵族，其部族自九世纪初以来居住在今山西北部地区。李克用的父亲朱邪赤心因在唐末讨伐庞勋的反叛有功，被唐朝任命为山西地区的节度使，被赐姓李，名国昌。李克用参加了对黄巢的镇压，率先攻入长安，因功授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在唐末的混战中，李克用以河东为基地，与朱温争霸中原。
　　朱温和李克用之间的争斗，是唐末两个地方藩镇矛盾的发展。朱温建立了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后梁，其背景是唐末大混战之后，各地军阀相继败亡。后梁的建立，标志着北方政局走向有序化的开始。尽管朱温在北方建立的后梁政权，但并没有消灭山西的李氏沙陀势力。与李克用、李存勖之间的矛盾，是后梁王朝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后来，李存勖建立了后唐，灭亡后梁，最终解决了河北地区与中央王朝对立的问题。其它五代的王朝后晋、后汉、后周，其开国皇帝都是以节度使的身份而建国的。南方各国也都是由唐末的地方势力发展而来的。
所以说，五代十国的格局本身就是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而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也继续存在于五代十国时期，直到北宋的建立，一直没有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其中沙陀问题和契丹问题，也是影响五代十国历史格局的重大问题。
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皇帝的先世，都是沙陀贵族，被称为“沙陀三王朝”。在某种意义上说，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又一轮进程。后晋皇帝石敬瑭向契丹称“儿皇帝”，并不是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不平等关系，而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一种常见的外交关系。在许多北方民族看来，称儿、称孙是个人关系问题，称臣则是国家不平等关系。所以，当石敬瑭死后，其侄石重贵即位后，对契丹称孙而不称臣，契丹耶律德光大怒，使得双方谈判进展不下去。
契丹与五代和先后存在于南方的各国政权，实际上构成了当时中国的三大政治板块。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登位在907年，契丹建国在916年，伴随着五代王朝的始终，并既而影响到宋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大抵为治所为自今北京至大同一线的沿长城各关隘城市的州。十六州的割让，使中原王朝屏障尽失，造成了后来长时期的危机。
“沙陀三王朝”在北方的统治，加上契丹占有长城以南十六州之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唐后期“河朔胡化”问题造成的割据局面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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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政治上的大一统并未带来经济上的均衡发展。秦汉时期，北方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南方则十分落后。西晋末年，大批中原人口南迁，推动了南方的开发，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所谓“三吴”地区。但是，整个六朝时期（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四百年间，即使是长江下游地区，也仅属局部开发成功，经济基础依然相当薄弱。而同一时期的北方地区，尽管经受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但经济基础较好，很快从几次衰退中恢复，维持着总体上高于南方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实力。总之，在隋唐统一以前的南北分裂时期，长江下游地区还处在开发时期，全国的经济重心还在北方。
在隋和唐前期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时期，长安、洛阳为政治上的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全国的经济重心在北而不在南。在古代农业社会里，人口数量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据玄宗天宝年间的户口数字，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的户口依然大于其以南地区，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是河南、河北两道。唐代如果关中遇灾，粮食补充相当多地来自河南、河北甚至西北地区，并非专赖江淮。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加强对南方地区的政治控制，而不是为了将南方的财赋北运。不过，北方地区农业开发的历史比南方悠久，经济增长的余地不大，而南方地区自东晋以来就处于开发的积累过程中，而且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取代北方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的趋势在唐朝盛时已经呈现出来。
安史之乱是影响南北经济地位消长的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如果将经济重心南移看成一个历史过程，则安史之乱是这个过程的起点，但并不是安史之乱以后南方就确立了其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全面实现经济重心南移，要到宋朝，确切地说，要到南宋时期。
安史之乱在经济格局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北方著籍户口的严重减耗，中原人口向南方迁徙，国家登记的人口数，南方超过了北方。其次，由于北方的财赋重地为与朝廷对抗的藩镇所割据，南方成为了朝廷的主要财赋来源。但是，江南上交朝廷的赋税多，并不意味着江南地区的剩余产品就多于北方。唐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成为朝廷的财赋倚重地区，但还没有确立其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至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
唐末大动乱对南北经济都造成破坏。但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朝代更迭不休，战乱频繁，而南方经济恢复较快。唐五代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在整个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南方的农业经济向丘陵山区推进，经济作物（如茶叶等）开始广泛种植，南方腹地的经济水平大幅提高，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呈现出来；另一方面，稻作技术有了很大改进，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宋朝，江南水田农业最终超越了华北的旱地农业，江南在中国农业中的基本地位确立。这就为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北方再遭战火，大批人口南渡，南北经济差别扩大。到两宋之交，南方的经济重心地位最终确立。
南方经济重心的确立，取决于由北方迁徙而来的掌握比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劳动者大量增加，取决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还取决于南方自然条件的相对优越性。
经济的发展带来文化的进步。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也是中国古代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文化重心南移，同样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进程。南方地区文化发展的原因，除了经济的发展之外，主要还与北方士人的南迁有关。尤其是一些文化名人在唐代中后期的南仕、南贬、南游，对南方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如韩愈之贬任潮州、李德裕之贬人袁州等。
唐代后期是一个起点，长江以南地区的文化开始呈现出迅速上升的势头，两湖、江西、福建等地的政治文化人物不断涌现。如在唐宣宗大中（847—860）以前，荆州（今湖北江陵）“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为天荒解”（《太平广记》卷182《刘蜕》），大中年间，举人刘蜕科举及第，终于打破了天荒解。唐武宗会昌三年（843），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卢肇中状元。当时人们还感到很奇怪，甚至问他：“袁州出举人耶？”但是，正是在他们之后，南方地区的文化精英层出不穷。
入宋以后，南方地区的士人在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论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还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宋朝文坛领军人物，大都是南方的面孔了。在科举考试中，南方人的优势明显，在北宋后期不得不采取南北分卷的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分别考试，单独录取，以维持南北地区间取士人数之大体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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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兵变的历史背景，应从唐代中期以来政治文化的变迁和后周政局的特殊机缘求得。唐代中期以后，地方藩镇中经常出现骄兵悍将拥立或废黜主帅的事情。风气所及，至五代更甚。赵匡胤在陈桥驿被部下将士黄袍加身，拥立为主，是这种风气影响下的结果。而科举制在唐代的发展，士族门阀的衰落，整个社会心态上摆脱了等级制度的束缚。五代时期政权更替的频繁，更使得人们缺乏忠君观念。即如冯道，五代时期历仕四朝，在三朝做宰相，在相位二十余年，按照传统统一政权行政的逻辑，并不以朝代更迭为意，自称“长乐老”。做臣子的可以不忠君，也无法作到忠君。野心家们则蠢蠢欲动，“称王称帝者如春雨之蒸菌，不择地而发。……延及石、刘（石敬瑭、刘知远）之际，无人不思为天子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当时军阀安重荣就说：“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
后周的政局为赵匡胤夺权提供了机会。赵匡胤本是郭威手下的一名小军官，参加了郭威代汉建周的兵变，周世宗柴荣即位后，提拔为归德军节度使。在受命整顿和扩充禁军的过程中，拉拢了一批亲信如石守信等，用宋朝国史的说法就是士卒咸服其恩威，而人望固已归之。周世宗去世后，“主少国疑”，继位的皇帝才七岁。赵匡胤凭借着顾命大臣的身份，匿废遗诏，控制了整个京城（开封）禁军。
经过一番精心部署，赵匡胤在后周显德六年（959）十二月初四日凌晨，发动兵变，从开封西北的陈桥驿回师开封，废周建宋。陈桥兵变是赵匡胤有预谋、有计划的夺权事件，而不是象《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说的，是“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以黄袍加身，赵匡胤被迫而从。
兵变后，开封和其它地方的局势都没有失控，一切井然有序，一改晚唐五代以来兵变导致的无序状态。这就为宋朝避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打下了基础。在每一次兵变之后，纵容士兵剽掠，是五代时期的积弊。而当赵匡胤的军队进入开封后，即时解甲归营，市井不动，略无骚扰，博得了满城赞誉。父老相贺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洽黎庶者。今上（指赵匡胤）践祚未终日，而有爱民之心。吾辈老矣，何幸见真天子之御世乎？”（《邵氏闻见录》卷7）。
是陈桥兵变之前的精心部署，使得赵匡胤能够顺应民心，在兵变之后迅速采取稳定局面的措施，为宋朝政治中的宽仁和平色彩，奠定了基础。所以，宋朝的史书上大书特书，认为“祖、宗以仁义开国”，“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仁之至也”，“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