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权柄-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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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诏回王介甫，那么中书门下就没有谁能真正弄权。留下司马君实在洛阳，从今年正旦开始，不过几个月时间，已有两次遣使赏赐，一次是赐龙凤团茶，一次是赐座钟与笔墨，还不是怕有一日新党坐大，就可以召回君实做御史中丞，从中制衡。王安石与司马光，始终是皇上埋下的两个大伏笔。”
“但是皇上突然要召回司马光，揣其原因，或者是皇上毕竟年轻，还是沉不住气，或者便是他现在就觉得朝中力量的均势已被打破。”李丁文继续抽丝剥茧的分析着：“中书四相，没有两个人是同心的，枢密使、三司使、御史中丞也并没有强援，唯一略显齐心的，只有学士院……”
说到此处，石越不由望了李丁文一眼，心中一震。
“我在朝中并无根基可言，若说现在就来防我……”
李丁文沉思一会，道：“若是改官制后，皇上有意让公子做到吏部尚书兼参政，甚至是左右仆射，而韩维、冯京隐隐与公子一体，翰林院元绛、张璪，甚至连蔡确也有倒向公子的意思，皇上这时候想要召回司马君实，也未必不合情理。”
“这……”
“我想这着棋，或者是慈寿殿那位老太太下的也不一定吧。”李丁文苦笑着摇摇头。
石越万万料不到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本以为皇帝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意愿要召回司马光，所以一点也不反对皇帝将司马光推出来，吸引那些争权夺利者的目光，顺便也卖给旧党一个人情，如此来分担自己将要遇到的阻力——这本是“暗渡陈仓”之计。但是如果司马光真的来做宋朝的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御史大夫”，这个职位位列三公，掌握着监督百官之权，又兼着司马光巨大的名望，从此真不知道会有多少掣肘了。
“真要和司马光打交道了吗？”石越不禁喃喃道。
“司马光最终会不会入朝，最终取决于皇上的态度——王安石不在，没有一个大臣敢于直接反对这项任命，否则一定会被如潮水的弹章淹没。但是公子可以将官制改革特别是兵制改革的大局尽早定下来，如果朝廷做出一副有意整兵经武的样子，司马光愿不愿意复出，还是未知之数。”
“不错。”石越突然想起一事，笑道：“司马光一向反对朝廷用兵，如果与皇上政见不合，未必会复出。新官职任命之时，我会向皇上力拒左右仆射或者吏部尚书之职。”
“不做左右仆射或者还好，但不做吏部尚书……”李丁文皱起了眉毛。
石越笑吟吟站起身来，走到书案前，提笔醮墨，写下几个字来，递给李丁文，笑道：“我就求皇上让我做这个官吧。”
李丁文凝视半晌，忽然拊掌笑道：“极妙！”
二人计议方定，便听到唐康在门外低声说道：“大哥，有太原的书信与陈桥镇传书。”
“快送进来吧。”
唐康推开门走了进来，朝二人欠欠身，一面从袖中取出一封书信并一个密封的小铜筒，递给石越。石越先拿起小铜筒，见上面有数道火漆印，他检视正常后，方剔开火漆，从筒中取出一个小纸卷，打开看时，却见上面写的莫名其妙的字体，不由苦笑着递给李丁文，问道：“潜光兄，这又是什么字？”
李丁文接过来，一面看一面笑道：“这是西夏字和契丹小字糅合在一起的密语，这是北平传来的消息，第一站传到大名府，在大名府再换鸽子，传到陈桥镇，陈桥镇飞马报到京师。这还是第一次由北平正式传来的消息——说纯父准备去契丹中京探听虚实。”
唐康听到“契丹中京”四个字，脸上不由露出羡慕的神态，笑道：“什么时候我也能去去便好。”
石越正要笑他几句，忽的心中一动，望了唐康一眼，淡淡的说道：“你和李先生学好这些密语，平素好好学兵法、武艺，将来未必没有机会做个儒将。有朝一日，统十万之旅，观兵中京，才是好男儿呢。”
唐康敛容答道：“我记得了。”
石越点点头，这才拆开郭逵的书信，只见上面用刚劲的字体写道：“某启。孟春犹寒，伏惟学士阁下动止万福。前急足自府还，伏蒙赐书为报，因得备问起居之节、进退之宜，私心喜甚，何可甚道。……举子刘道冲者，习文知武，有古风，知道理，后进中如此人者不过一二。阁下志乐天下英材，如道冲者进之门下，宜不遗之。恐未知其实，故敢以告，伏惟矜察。”
石越看完，顺手递给李丁文，笑着对唐康说道：“郭府是谁送来的书信？”
“是一个叫刘道冲的人。”
石越游视李丁文，笑道：“潜光兄，可听说刘道冲之名？”
李丁文早已看完，放下书简，道：“刘道冲此人之名不彰，但是豪杰之士，未必都知名。而且郭仲通所荐给公子的人，断不能是平庸之辈。公子当隆重待之，亦是重视郭仲通之意。”
石越点点头，笑道：“如此，我立即出去见他。”
洛阳，牡丹花开时节。
西都洛阳的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与富弼府第的张扬相反，司马光的府邸，藏在洛阳的巷陌深处，若非陈襄事先知道，绝难寻到。作为皇帝身边重要的史官，起居注修撰者，陈襄当然知道，《资治通鉴》书局，便在司马光府中。
陈襄把马车停在司马光府外约几十步的地方，仔细观察着这个不起眼的巷子。离司马光府约五百步的地方，有一座外表极其简陋的宅院，宅院的大门横匾上，不起眼的题着“西京评论”四个魏碑大字。这里便是闻名天下的《西京评论》报报馆所在地，这座宅子里面，不仅仅有数以十计的房间、会客厅，还有一个藏书数万卷的藏书楼，以及一个占地十余亩的大花园。
每当报纸定稿之后，便有快马从这里将报纸清稿分送洛水边上三个印书坊，连夜排版，第二日上午，便能把刚刚印好的报纸，发送到各个卖报人、书坊。据陈襄所知，三大报中，《皇宋新义报》是一日一刊，除正旦、五月初一、冬至三天外，从不间断；《汴京新闻》是每月二十九刊，月末休息一日——有时候甚至连月末也照常刊印；《西京评论》则是一月三休，逢初十、二十、三十便休刊。除三大报之外，似《谏闻报》及其他新创办的小报，往往是三日一刊甚至五日一刊。
已经五十八岁的陈襄，身体依然康健，他一面打量着入眼的景物，一面朝司马光府上走去。“这个司马君实，自从贬退洛阳之后，一直闭口不谈朝政，只是专心编撰《资治通鉴》……”——陈襄想起自己身负的使命，以及关于司马光的种种传言，目光不由自主的又瞥了一眼五百步外《西京评论》报社。
——《西京评论》的现任主编范祖禹同时也是《资治通鉴》书局重要成员，司马光的主要助手；而《西京评论》最重要的核心成员，除了有嵩阳书院的师生、洛阳名宿之外，还有一个人，便是司马光之子司马康；同样，负责《西京评论》的销售发行等等事宜的，传说便是富弼之子富绍庭……
“司马君实，真的不关心朝政吗？”陈襄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种说法。
一面思量间，陈襄已经走到了司马光府前。
一个仆人看见陈襄，连忙迎上前来，行了一礼，叉手侍立，说道：“给先生请安。”
陈襄点点头，问道：“你家司马大人在家吗？烦小哥通传一声，便说故人陈述古求见。”说罢从袖中掏出一个名帖递给仆人。
那个仆人却不接他的名帖，只问道：“陈先生可是从京师来吗？”
“正是。”
那个仆人顿时满脸堆笑，欠身说道：“我家大人等待多时了。陈先生，便请进吧。”一面说一面引着陈襄往屋中走去。
陈襄奇道：“你家老爷知道我要来？”
“前几日，有个智缘大师来过，小的正在旁边侍候，他说不多日陈先生要来，我家大人便嘱咐小的，若有从京师来的陈先生，便可直接请进去，万不敢让您等候。那个智缘大师，不愧是得道高僧，真的是能掐会算呀。”那个仆人神色之间，也显得颇觉神奇。
“智缘？”陈襄怔住了，大相国寺方丈智缘大师颇有名气，是王安石的方外密友，如何便来拜会甚少和释道交游的司马光了？而且还能料到自己的到来？
正在猜疑间，忽听到一人唤道：“陈大人，小侄有礼了。”
陈襄抬眼便见一个玉树临风的青年正给自己行礼，连忙搀起，笑道：“贤侄不必多礼。令尊可在？”
司马康笑道：“家父正在书房，不知陈大人远来，请往客厅奉茶，容小侄去通报一声。”
陈襄上下打量着司马康，见他手中拿着黑黑白白的一根根小棒，不由笑道：“贤侄莫急，你手中拿的，却是什么物事？”
司马康莞尔一笑，道：“这是嵩阳书院格物院一个学生发明的玩意，黑色的叫炭笔，白色的叫石笔。”
“这是笔？”
“正是。”司马康笑道：“这炭笔倒也寻常，这石笔却是将石膏加热至一定程度之后，再将热石膏加水搅拌成糊状，灌入模型凝固而成，甚是巧妙。用这种石笔，再配上黑色的木板，写完可以擦去，擦掉可以重写。于书院讲课，颇为便当。”
“哦？”陈襄将信将疑的接过一支“石笔”，端详一会，赞道：“若能如此，果然便当。”
司马康笑道：“我已问过家父与那个学生，便要将此物的制作方法公布于《西京评论》与《嵩阳学刊》之上，使它可以造福天下。”
陈襄连连赞叹，夸道：“君子重义轻利，原当如此。”
司马康一笑，连忙谦逊几句，将陈襄请进客厅。陈襄见客厅中陈设精雅，诸物尽皆一丝不苟，心里暗暗点头。司马康待陈襄坐了，亲手从仆人手中接过茶来奉上，这才转身对仆人说道：“快去知会老爷，便说京师陈大人光临。”仆人应声退出门外。司马康又站在陈襄下首，笑道：“听说最近京师发生挺多事情，程伯淳（程颢）先生与程正叔（程颐）先生各出了一部新书，伯淳先生说天理自在宇宙洪荒之间，若要明天理，非得穷究万物之理，得其本原真相，而格物之道，虽不得少体悟，却还得从实物中去寻；正叔先生则说天理本在人心之中，格物之道，是穷致其理，凡物之理，精妙无穷处，需得从人心中去寻。昔日二程先生在洛，愚侄也曾听过教诲，似乎主张相近，不料数年之处，竟有殊途之忧。大人是饱学名儒，却不知大人以为二程先生之说，孰是？孰非？”
陈襄不料司马康张口便问起学问上的分歧，而且是近来在儒林惹得纷纷扰扰的二程兄弟分途之事，不由笑道：“殊途无妨，若能体悟天道与圣人的仁心，从实物中寻也罢，从人心中寻也罢，只要能寻到，便是正道。依老朽之见，程伯淳颇受石子明所倡之逻辑学影响，凡事皆欲寻其道理是如何来，却不知道道理之得，有时候便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而程正叔则太重体悟，虽然也常说吾日三省吾身，却怕有一日落入玄想之中。”
“述古兄毕竟见识不凡。”一个沉稳的声音从门外传来。陈襄听声音便知是司马光到了，连忙站起身来迎接。司马光微笑着走进厅中，与陈襄对揖一礼，寒喧数语，再次分宾主坐了，说道：“方才说到二程。述古兄可知二程之分途，原因究竟何在？”
陈襄微微一笑，道：“无非是石子明。”
司马光摇摇头，徐徐说道：“从表面上看来，自然是石子明。但究其实，则无非是内圣与外王孰轻孰重的分歧。二程之说，本来是欲从内圣中求外王之道，从人心中求天理，桑长卿在《白水潭学刊》中著文说，这种主张之实际，就是要让士大夫皆成圣贤，再来感化了贩夫走卒，皆成圣贤，若其有一样不能成圣贤，那么由外圣而求外王，终不可得，这却是见识敏锐之语。而自石子明大张杂学，重《论语》以来，其赤帜却是直接由外王而外王，他要让一切过往视为奇技淫巧之事，都为了一个‘仁’字服务，他说那些奢侈之物卖给有钱人，国家从中多征一分税，则可以让百姓少出一分税，他说商人若能使一个地方物价平稳，则商人之仁与圣人之仁无异……如此等等。则石子明竟不止是想由外王而外王，竟是想由外王之术，而入内圣之道。白水潭有学子鼓吹：时时有坏心，却不得不做好事，要好过时时存着善心，却全然不做好事；吃斋念佛颂经一世，不若耕田一岁功德大……”
陈襄仔细揣摩着司马光的话语，他知道司马光与自己其实差不多，是两汉以来经生的门徒，他们相信从五经之中，能找到经世济用的方法，能找到致天下太平的方法。因此他们的本质上，相信外王之道更甚至相信内圣之道，虽然他们也认为外王内圣才是最理想的人生。从司马光的这番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