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权柄-第2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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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夏人怀念故乡的歌谣，几百年前，他们受吐蕃的威迫，迁移来此，历数百年经营，建立了兴盛强大的大夏国，但他们的心中，依然怀有对故乡的深深眷恋，这曲歌谣就是他们心声的诉说，如今，他们又要离开自己的家园了，要迁往一个虽在疆域之内，却又是无比陌生的地方。这又是一场离别，几百年的轮回，这美丽富饶的塞上江南，竟不知何时才能够归来？那遥远的西方，又将有怎样的命运在等待这个无比顽强的民族？
秉常勒马于一座小山丘上，注视着那从兴庆府一直延伸到贺兰山下的人流，他听到他们眷恋凄凉的吟唱，他看到他的子民们痛哭流涕纷纷捧起地上的黄土，珍而重之的包裹在手帕里，然后藏在最贴近胸口的位置，他们将要离开，他们不知道前方的路，究竟会如何坎坷，也不知道归期，所以他们已经提前将对兴庆府的眷念化成了乡愁，含在这首古老的歌谣中吟唱不休。
但秉常却相信，他的子民们必将归来，或许归期遥远，但他坚信，他必将再次带领他的子民们重新归来，来到曾属于他们的兴庆府，或者走到更接近中原的土地上，一切的繁华都可以重建，只要他们都还怀有战胜困厄的信心，大夏国就永远不会灭亡。
“兀卒，这已经是最后一批撤离兴庆府的百姓们了，”耶寅低声说道：“咱们也应该动身了！”他看着那涌向远方的延绵数十里的人流，安慰道：“兀卒，你一定能中兴大夏的！”
“我一定会！我们还会再回来！”秉常看着他的子民们，仿佛是发下誓言，他忽然仰起头，看着贺兰山，道：“记住今天这个日子！永远不要忘记！”
“大安七年二月初二……”耶寅喃喃的道，在这个迅速成熟起来的年轻君主面前，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大安七年二月初二！”秉常重复了一遍，忽然侧首向身后的耶寅道：“不，今天是兴庆元年二月初二！”
“是！今日是兴庆元年二月初二！”耶寅跪倒在地，声音哽咽地重复了一遍。
“我要到景宗皇帝的陵前，向他谢罪，也向他盟誓，终有一天，我还将带领我们的子民归来，祭祀列祖列宗的英灵！”
虽然暮冬刚过，冰雪才消融不久，但大夏王陵前的春草已经生发，错乱的布在苍凉的黄土地上，虽然稀疏，却也是象征着新生的希望。
秉常远远勒住马，然后脱掉靴子，扯开束发的冠带，就这样在群臣的注目之下，跣足散发地踏着初春的寒冰，一步步走向大夏国最伟大的君主夏景宗李元昊的陵墓，然后重重的跪拜在前代君王的墓前，他将脸埋在黄土之上，用自己的嘴唇亲吻着那泥土，似乎是想永远的记住这土地的滋味。
“景宗皇帝英灵为证！不肖子孙秉常在此向列祖列宗发誓：我们必将归来！”
第九集 尾声
“一郡官闲唯副使，一年冷节是清明。春来春去何时尽？闲恨闲愁触处生。漆燕黄鹂夸舌健，柳花榆荚斗身轻。脱衣换得商山酒，笑把《离骚》独自倾……”
汴京大相国寺附近的一座酒楼内，两个中年男子正对坐浅斟，坐在东首的男子约摸三十来岁，面容削瘦白净，模样虽不能说英俊，但一双眸子却是深遂得似是见不着底，端端正正坐在那厢，便自有一种从容华贵的气度，看起来是常居人上者，却又绝不似王孙公子之浅薄，倒象是礼绝百僚的大丞相。只不过此时，他那淡淡的微笑中，却似带着一丝不易觉察的苦涩与不甘，虽然极力掩饰，但毕竟还是流露出些许来。与他对坐于西面的，却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胡子，神貌清奇，举止极是豪迈洒脱、倾荡磊落。二人边喝酒边倾听歌妓弹唱着这曲《清明日独酌》，一曲弹尽，便听那大胡子笑道：“王元之的气度，总是小了几分。功名余事，大丈夫有甚‘闲恨闲愁’？”说罢，有意无意瞥了东面的男子一眼。
那歌妓听他此言，抿嘴笑了笑，心里却颇不以为然，当下素手微调，改了一首曲调，漫声唱道：
“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碧深。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一曲唱罢，向着大胡子敛身笑道：“石学士的这曲《满江红》，未晓官人怎生评点？”
那大胡子戏谑地看了一眼东首的男子，哈哈大笑，道：“石学士的词固然是极好的，只不过这笔酣墨饱、苍凉悲愤之声，还须得关西大汉来唱……”
东首那男子听到此言，却是猝然咳嗽数声，一口酒水全喷在衣襟上，一脸狼狈地望着大胡子，尴尬地跟着干笑，察其形色，倒似是做贼的人被当场抓赃了一般。
那大胡子见他这般神色，既觉诧异，又觉好笑，一时忍俊不住，笑得前仰后俯，连那歌妓也不禁捂着嘴，轻笑不已。
便在这当儿，从窗外楼下传来一阵铛铛地敲锣声。那歌妓是久历红尘的人，生怕东首那男子羞恼，此时正好趁机解围，笑道：“这两个月大相国寺说书的李秀才病了，换了他儿子唤作李十一郎的，也是不中举的秀才，竟不料是个说书中的状元，说得比李秀才强过十倍，每日听他说书竟是里三层外三层，这会正是他在敲开场锣呢。”
那大胡子摇摇头，不以为然地笑道：“不过是些神神鬼鬼、因果报应，不过亦足以激励世道人心罢了。”
“官人这回可是说差了。”那歌妓眼波流转，嫣然笑道：“这李十一郎说的，却非是因果报应之事。”
“那也不过是说三分罢，终不过三分实七分虚，虚妄不可信。”
“官人又猜差了。李十一郎说的，亦不是三分。”
“哦？”这回不仅大胡子，连东首的那个男子，脸上都露出惊讶之色，须知当时说书的艺人甚多，但要么是说些真假掺杂的历史，要么就是说些神神怪怪的故事。
那歌妓见二人神色，不由得掩袖一笑，道：“这李十一郎说的，皆是本朝之事。便是去年，熙宁十四年，石学士如何讨伐西夏，夏主如何举国西迁，吴镇卿将军如何至贺兰山勒石而返——这种种故事，京师说书人不下数十个，皆各说各话。奴家也曾听过一二，其中荒谬不可信者，十事中只怕有九事。惟有这李十一郎，虽操贱业，却有班马之志，所说之事，合情合理，虽未必全是事实，但也算是不违圣人之教，强过他人百倍。”
大胡子似是被她勾起了兴致，移了移身子，笑道：“一个说书的，如何便说他‘有班马之志’，又说他‘不违圣人之教’？只怕是言过其实。”
那歌妓见他不信，笑道：“奴家听说过班固马迁，是世之良史，能秉笔直书，继圣人之遗志，使乱臣贼子惧。那李十一郎虽在市井之间，却能摭采事实，宣讲朝廷平西盛事，不涉褒贬而功过自现，虽未必能藏之名山传之千古，但其心其志，若依奴家看来，却是与班马无异哩。”
这歌妓所说之话，原本并不涉及忌讳，但东首那个原本一直微笑的男子，脸色却突然间黯淡下来。大胡子的笑容也变得不那么自然，一双眼睛盯着自己手中的酒樽，若有所思。
原来这两个男子，都是大宋熙宁朝赫赫有名的人物。坐在东首的那位，便是曾经以一介书生而领兵伐夏，收复兴灵平夏数千里江山的石越，如今官拜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太傅、枢密副使，熙宁朝之中，无论是声望、功绩，皆无人能比。而那个大胡子，却正是执熙宁朝文坛牛耳的苏轼苏子瞻。
便在一年之前，也就是熙宁十四年，在宋军的攻击下，夏主秉常兵变成功，尽诛梁氏，夺回政权，然后便开始断然举国西迁，前后历经三个月的时间，沿途付出惨重的代价，终于到达沙漠中的黑水城。西迁途中，除了要面对种种自然灾害之外，一路之上，还不断有贵族煸动叛乱，甚至整个部族整个部族的偷偷跑回去向宋朝投降，最终，出发之时包括妇孺老幼一共约二十余万人口，到达黑水城时，军民全部竟不足十万。括检还控制在西夏手中的河西走廊之甘州、肃州、瓜州、沙州，西夏总人口不足二十万，兵员不过七万而已，其中精兵竟不过三万余人。对比最盛时西夏精兵五十万的国力，真是让人唏嘘不已。但这还已经是极大的幸运，因为禹藏花麻在兴庆府大布疑阵，宋军直到寒食节后，才由侦骑获知兴庆府已经人去城空，只留下一名使者手持秉常向宋朝皇帝的谢罪奏章等候宋军的到来。而此时，最后一支西迁的队伍，早已经翻越贺兰山了。
虽然种谔与吴安国磨刀霍霍，准备深入大漠追击西夏人。但是他们雄心勃勃的军事冒险计划，却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最终不得不宣告夭折。
与此同时，帝国却在南方开始了另一场可以用“冒险”来形容的计划。
在罗氏鬼主与何家堡的帮助下，宋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平定了乞弟之乱。但这过于轻易的胜利，却也让大宋朝廷对其军事实力的信心，极度地膨胀起来。
熙宁十四年五月，皇帝颁布诏令，益州路、黔州路、广南东西路，所有羁縻州县，逐渐皆要改为普通州县，由朝廷派遣官员治理，原有知州、刺史，皆不再世袭，而代之以相应的勋阶世袭。并且同时要编制户口、丈量土地、厘定租税、清查钱粮、建立学校。
同时，在荆湖南北路、福建路，将山中蛮夷纳入编户齐民，成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条件。
在荆湖南路治绩显著，官声颇佳的苏轼，就是因为屡次上书反对朝廷“生事之举”，结果被吕惠卿“推荐”担任大宋朝驻辽国的使节。
石越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却完全无能为力。
自从西夏事了之后，他竭力想阻止的，就是吕惠卿想要推动的这项政策。然而，在熙宁十四年五月的时候，他却陷入了另一个漩涡当中，几乎无力自拔。
大宋朝野中，为了封赏石越的问题，惹出了轩然大波。而石越身不由己的，处在了一个极为敏感的地位。
石越其实对此早有预料，所以，在他的奏章中，他将一切功劳都推得干干净净。从吕惠卿、文彦博，到范纯仁、陈元凤，到前线的将士，总而言之，若只看石越的奏章，便会让人以为这一场战争的胜利，石越其实什么事也没做，不过是挂了个虚名而坐享大功。
但是，石越虽然有意韬晦，他的功绩却是无法掩盖的。
朝廷当中，文彦博、吕惠卿、司马光三人罕见地持同一意见：石越应当拜观文殿大学士、枢密副使。
他们的理由都是相同的，而且非常有道理。
当年身为枢密副使的曹彬平江南，以功绩来说还在石越之上，但是宋太祖也没有封他为枢密使，只是赏钱，荫其子。而仁宗朝狄青平侬智高之乱，回朝后亦不过是枢密副使。后来议者以功太薄，终于封他为枢使，结果却间接害死了狄青。
所以，如果皇帝想为了石越好的话，枢密副使便是保全之意。
于是，赵顼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拜石越观文殿大学士、枢密副使，赏钱四十万贯。
本来此事到此为止，是皆大欢喜的局面。皇帝不用担心石越名爵过甚，吕惠卿暂时将石越拦在了尚书省之外，文彦博、司马光认为保全了石越，而石越也避开了功高震主之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枢密副使与枢密使，也没甚么本质的区别。
然而，宋朝的事情不是由皇帝说了算的，也不是由宰相、枢密使说了算的。就算石越没有意见，满朝的大臣们，在野的士子们，却未必没有意见。
敕令颁布当天，为石越鸣不平的奏折便在通进银台司高高垒起；宋朝所有的报纸，也都不约而同地为石越叫屈。
更为过份的是，甚至还有人写信劝告文彦博与吕惠卿应当避位让贤。
文彦博把写给自己的这些信一笑之后，全部烧掉。但是吕惠卿却是一笑之后，恭恭敬敬地呈给了赵顼！
赵顼被彻底激怒了。
他将所有为石越叫屈的谏官全部贬出汴京，又以事涉军国机要为名，禁止报纸议论此事。然后连颁十余道诏书，把一些为石越说话的大臣骂了个狗血淋头。顷刻之间，许多的官员眼见风向不对，立刻摇身一变，开始攻击起石越来。一个“朋党”的罪名，眼见着就要扣在石越头上。
面对这样的局面，石越几乎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熙宁十四年五月起，直至熙宁十五年，七个月间，他只得一直闭门谢客。除了朝参之外，几乎足不出户，连枢密院的事情都不敢过问，更遑论什么“改土归流”！
好在赵顼并不是真的想把石越怎么样，加上文彦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