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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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海外开发市场以及到海外找资源的问题，面对当年英国和后来美国、日本所面临的同样的挑战，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海外利益”。因此我们有必要换个角度来看那些世界历史，要从海外贸易、跨国公司的经营的角度来研究理解它们当时是怎么做的，为什么那样做，这样才可更有建设性地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1907年以前，国际秩序基本上是靠强大的军队来维持，原因在于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以及此后的200年左右，国家之间，特别是跨洲之间交往很少，国际上也就不存在公认的秩序和法律，那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的起源时期。到了18世纪、19世纪情况有改善，但还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秩序架构。一旦国与国之间出现外贸利益或产权纠纷，必然诉诸武力解决。英国为了给自己的工业品寻找海外市场，常常不得不面对陌生甚至野蛮的世界，每到一国又遇到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政体、不一样的秩序，西欧之外的多数国家都没有可靠的法治秩序，当地人及当地文化往往会对英国人带来的产品和文化产生极大的排斥，因此海外扩展市场的难度可想而知。
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4）
但扩展市场又必须进行，所以在当时那种没有国际法律规范的环境下，只能凭借武力迫使当地社会对英国开放并接受英国产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行建立殖民地可能是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扩展海外贸易的最方便的方式，这就等于将陌生“野蛮”之地变成了拥有与英国本土相同制度及法律体系的永久贸易开放地，这使英国的海外贸易成本大大降低，并使其市场大大扩大。可是，正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样做却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
再有，英国当时要尽可能地保证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和顺利。我们设想200年前，从英国起航的货轮肯定需要在沿途补给燃料和淡水，并为船员提供必要的休息场所。如果航线沿岸都是未知的陌生之地或者不友好的国家，连一个安全可靠的休息场所都没有，那么海运的后勤供给很难保证，贸易安全就很难维护，那会使贸易无法发展。因此，历史上很多英国公司都在海外修建港口并拥有自己的军队，英国政府也在贸易航道沿岸设立很多海军基地或殖民地，以此保证海上贸易的顺利。倘若我们仔细分析到19世纪末英国海军的全球布局，就可以理解英国正是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为其远洋贸易保驾护航的，在全球各地每隔一段距离就必有一个海军基地或者殖民地，这正是英国在那个时期保护海外利益的方式。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也要建立可以全球作战的海军布局，了解过去的历史更能让我们理解今天的国际架构，也看到今天保护海外产权的架构和过去的差别。中国目前得益于WTO及联合国下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政治与法律秩序，这使中国为海外贸易而必须建立庞大海军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了。其实，中国也得益于美国海军在全球所维护的海上贸易网，美国海军现在的作用类似于200年前英国海军的作用，差别在于美国不靠侵犯国家主权的殖民体系，推举的是一套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以及WTO这些国际组织为核心的秩序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海军在承担一定的中国海外贸易成本。在没有“世界政府”、“世界军队”的今天，世界可能必须要有某个或某些国家军队来维护秩序，否则就又回到“丛林规则”时代了。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今天以互联网、电视等为中心的信息世界里，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它们的军队可以强大，硬实力可以登峰造极，但它们也不能够总是为所欲为，因为即使像美国，其经济也依赖于国际市场，美国也必须依靠其软实力（soft power），如果其海外形象不好，那么在海外的贸易和服务出口都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在当年世界各国彼此隔离的时代里，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不用太在乎它们在海外的霸道形象，可是今天任何国家的一举一动都即刻展示在世人眼前，使任何霸权都得有所收敛。
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我们需要考虑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前几年中国10名劳工在阿富汗被枪杀，7名中国工人在伊拉克被劫持，再加上其他国家发生的针对中国人或中国公司的暴力事件，这些事实提醒我们类似的情况还会发生，而且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加深， 这种事情只会增多。假设海尔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突然被美国当地政府查封，中方管理人员遭到拘禁，这个时候中国怎么办呢？假如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公司被没收，中国怎么办呢？还有在苏丹的石油项目？—我们必须提前考虑、研究应对机制和对策，重新从建设性角度认识国际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
目前不少中国企业在海外已有或将有投资，而且特别是中国的能源与资源企业的投资地点主要集中在法律环境落后的亚非拉国家，隐含的产权和贸易风险很高。再有，中资企业不仅在那些国家有投资，而且派遣了大量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命财产如何保障，这个日益关键的问题是原来任何时期的中国政府都没有遇到过的。今天的中国政府要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面对四大问题：第一是尽可能地维护并扩大海外投资利益，第二是保护中国在海外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第三是利用好现有国际贸易秩序来保证中国企业的资源供应，第四是中国商品的国际市场拓展。
政府在思考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的时候，应该先明确中国海外利益的定义。中国的海外利益包括四大方面，分别是人员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资源供应、海外市场拓展。
很幸运的是，中国正处于一个以法律规范为主线的国际秩序中，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像英国那样拓展殖民地。保护海外利益的方式之一是培养更多的律师，不只是懂中国法律、在国内执业的律师，而且要有许多懂各个不同国家法律与政策的律师。这是海外利益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当今国际秩序在主流国家能发生效果的防线。
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5）
最基础性的海外利益保护架构自然是国际秩序本身。中国正不断地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受益，但中国究竟为这种秩序的建立与维护贡献了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到并在充分利用的国际秩序是过去几百年里逐步建立起来的，除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以建设性姿态参与过联合国、世界银行与IMF的筹建之外，其他时期中国都以拒绝参与的姿态游离于世界主流之外。那些时期，中国不仅错过了发展的机会，而且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大国，中国并没有对国际秩序的建立做出成比例的贡献。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许多方面讲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他把中国从历来的不参与或被动地参与国际社会的政策中扭转过来，变为主动参与世界主流，主动利用国际市场发展中国。到今天是中国为世界秩序的维护与改善做贡献的时候了，用实际行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发展也等于是在维护中国自己的海外利益。
具体可以做什么呢？中国应该更加主动地参与联合国倡导的维和行动，派出适量的武装力量维护特定地区的稳定。我们许多人都非常反对美国和英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我也反对，但我认为中国应该像美国的盟国那样在战争之后向伊拉克派遣小数目的军队，以帮助维护社会秩序。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联合国要出台相关的决议授权有关国家出兵伊拉克，并接管当地的部分政府功能。为什么中国也要出兵呢？因为中国不能再单纯地享受现有国际秩序所带来的好处，而不为它的维护与改善付出努力。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却极少参与联合国倡导的维和行动，这与中国享受到的利益及影响力是不相称的。近几年虽然有改进，比如派兵到刚果、派军事观察员到科索沃以及派民事警察到东帝汶，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为了将来能有更多的发言权并得到更多的尊重，我们必须在维和方面做更大的努力。这种参与的意义倒不一定在于它的实际效果，而是在于其象征着中国也是世界大家庭里负责任的成员，不再游离于世界外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抛弃旧的思维方式，深刻理解美日欧盟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长远意义，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的解决过程，在参与的过程中增进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理解及信任，缩小分歧和思维差距。中国应该更主动地向贸易伙伴表态，未来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活动。如果任何不良集团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构成实质性威胁，中国也会加入到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行列中。世界上没有人喜欢战争，但是在国际秩序中少几个像萨达姆那样的暴君，对于中国海外市场的扩展以及资源的稳定供应而言应该是件好事。
伊拉克多国人质被杀事件层出不穷，因此有些人担心，如果中国参与这样的行动，有可能出现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劫持行为，但是我们不能总指望别的国家为我们冲锋陷阵。中国是个大国，就应该承担与其身份相符的责任，总寄希望于像原来一样免费地享受国际秩序的好处而不愿做出牺牲，已经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事情了。世上没有也不应该有免费的午餐，未来如果中国不为维护国际秩序进行相应付出的话，我们可能会招致更大的损失。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可以“搭便车”，但不应该总希望这样。
海外利益、和平崛起与软实力
很多人也许会问，除了派军队参与更多的维和行动，中国还可以凭借什么方式才能更好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呢？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多的思考软实力的培育问题。这就包括文化价值观上的趋同以及制度上的优势，重视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必须让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更好地接受中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这种接受和理解是建立在朋友式的了解基础上的。
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我们可以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范例。假设我和你是很好的朋友，那必定是因为“英雄所见略同”，虽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你我看待问题的方式相近，对于世界的理解相似，两人非常谈得来，价值观及文化偏好趋同。好朋友之间如果发生问题、纠纷，比如你开车不小心把我的车撞坏了一点，肯定不用多费工夫就能处理，解决成本会很低。如果我和你不是朋友，话不投机半句多，意识形态、价值观差异巨大，相互之间总怀疑，那么即使你只是碰我一下，我们很有可能也会打起来，会滋生出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可能运用软实力和世界进行沟通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趋同将非常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秩序，并受益于此。我们今天都在讨论石油与资源安全问题，其实最好、最安全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增加中国的软实力。
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6）
我这里讲的文化价值观的趋同，并不是说我们要太多地改变自己，而实际上我们跟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之相同程度比我们感觉的要多得多。我在美国已生活了20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过交往，深切地发现世界各个国家对于道德、友善、价值观等人性问题的理解是非常相近的，人们之间共性的成分很多，这也是中国和外国沟通的基础。政府可以做的包括适当调整在国外的公关方针，突出共同的价值。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更应该思考究竟是意识形态还是贸易发展对于国家和人民更有利。这应该是评判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合适的标准。
我们以这个评判标准来看待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就更有意义。
和平崛起这个理念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但这是一种承诺，正因为任何国家都可以作各种承诺，最后世人信不信还得取决于该国的软实力及其此后的行动。中国必须更好地在软实力上下功夫，让全世界相信中国的承诺是可信的。为了让更多的国家相信这一点，中国就必须和相关国家有更进一步的认同和沟通，最大限度地增进双方的了解。了解越深，麻烦就会越少。这对于中国海外市场的拓展也很重要。假如外国人判断中国是个异类国家，那么他们在使用中国生产的产品时会很有顾忌，也不会被和平崛起这种承诺所打动；倘若外国人被中国的软实力所吸引，觉得中国也是跟他们同类的负责任的大国，那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