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谱电子书 > 历史军事电子书 > 胡雪岩2-红顶商人 >

第51部分

胡雪岩2-红顶商人-第51部分

小说: 胡雪岩2-红顶商人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左宗棠是这样指责:“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潮州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

    这是有意歪曲事实。从钱江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最难办的就是广东,当郭嵩焘莅任之初,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厂东办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势,“澳门据其西,香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属之洋人,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

    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兔。统计出入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粤东兼有通逃之薮。“

    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揽税捐,厘金开办之初,亦由劣绅承包,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则原来包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乱,聚众捣毁厘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功府县地方官,以求妥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

    从郭嵩焘到任后,以剔除中饱,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颇有成效,从未设局的琼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开办。至于潮州,就广东而言,偏处东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方由潮嘉惠道张铣,设法开办,数目虽少,但总是一个开端。朝州的民风,因势利导,好话说在前面,无事不可商量,强制硬压,则偏不服从。张铣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以后可以陆续增加,而况局势方急,官府与绅民之间,为此先起争执,是件极危险的事。这个看法。郭嵩焘深以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只强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万,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

    最恶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闻海关各口所收,每岁不下二百万两,其解京之数,无从稽考。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于正供固期无误,而于该省筹饷大局,实裨益非浅。特此为二百年旧制,非外臣所敢轻议。”

    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他说:“臣率客军入粤,偶有闻见,自不敢不据实直陈。至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干开济之才,不能胜任。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

    这就是所谓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话上:“ 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以节制三省军务的总督,如此推崇,分量实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这样降心推崇,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因此有人传出来一个内幕,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力主加这“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十个字。如果流言属实,算起来是一字千金。

    不过,行贿之说,虽不可知,而就事论事,却非有此十字不可。蒋益澧的才具如何,军机大臣大都了解,无不以为他难当方面之任。是故虽经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他可代郭而为粤抚,并利用李鸿章作陪衬,来抬高他的身价,而朝廷始终装聋作哑。现在左宗棠的这十个字,分量之重,如雷灌耳,那就装不得聋,作不得哑了。

    不过,装聋不许,却可装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请,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澧,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粮饷。”

    * * *当保荐蒋益澧的奏折拜发之时,左宗棠对攻克汪海洋所据守的嘉应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发动总攻,一仗大捷,汪海洋中乱枪阵亡,十天以后,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复嘉应州城,贼首歼灭净尽,余孽荡平。”

    这一下等于击垮了太平军余部,左宗棠本人班师回任,各军遣归本省,然则蒋益澧“驰赴广东”,办何“军务”,筹何“粮饷”?如果有力者作此一问,蒋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消。左宗棠当然早就计议及此,于是借题发挥,对郭嵩焘逼得更紧了。

    所惜的题目是“高连升带所部赴任”。高连升的本职是“广东陆路提督”,如今左宗棠节制三省军务的任务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则高连升亦应在广东履任。提督到职,除本标亲兵以外,无需另带人马,而左宗棠却嘱咐高连升尽携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战乱初平,民心不定,“以资镇压”,实际上是有意给广东出难题,因为高连升所部有五千人,每月至少亦要三万多银子的饷银,当然归广东负担。

    可是,广东欢迎高连升,却不欢迎高连升的部队。于是左宗棠上奏指责广东,大发牢骚,说是“臣们心自问,所以为广东谋者,不为不至,而广东顾难之。欲臣一概檄饬高连升所部旋闽。兹则臣所不解也。如谓高连升军饷仍应由闽支领,则试为广东筹之,应解协闽之饷,约尚有三十余万两,此次资遣各省难民及嘉应州、滇平县赈恤平粜米粮及臣均拨鲍超一军军米价银,应由广东解还归款者亦约五万余两。即以此款悉数移充高连升军饷,以闽饷济闽军,约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后,诸患渐平,陆续裁撤此军,亦未为晚。”

    各省协饷,哪一省亏欠哪一省,是笔永远算不清的帐,反正能打仗就有理,打胜仗更有理。左宗棠对这一层了解得最透彻,所以能够侃侃而言,气壮更显得理直。

    左宗棠的折报,常在最后发议论,此折亦不例外,因为打击郭嵩焘的缘故,殃及广东,亦被恶声:“伏思海疆之患,起于广东,中原盗贼之患,亦起于广东,当此军务甫竣之时,有筹兵筹饷之者,应如何惩前毖后,以图自强?若仍以庸暗为宽厚,以倭卸为能事,明于小计,暗于大谋,恐未足纤朝廷南顾之忧也。合无请旨敕下广东督抚熟思审处,仍檄高连升带所部赴任之处,出自圣裁。”

    这个奏折,象以前所保蒋益澧的奏折一样。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红包的人,密抄折底,寄达浙江,蒋益澧虽是粗材,但毕竟也还有高人,告诉他说:高升之期已不在远,蒋益澧喜不可言,随即刻印了广东巡抚的封条,准备打点上任了。

    这个奏折最厉害之处,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焘,事由瑞麟一咨而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笔锋,在前面亦都指向瑞麟,这是暗示,如果攻郭无效,便要转而攻瑞了。瑞麟在广东的政绩如何?朝中大臣,尽人皆知,而恭王与文祥,较之道光、咸丰两朝若干用事的满洲权贵,虽不知高明多少,但亦认为瑞麟必须保全,因为第一,军兴以来,督抚十分之九为汉人,此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之事。眼前亦仅只湖广、两厂是旗人,倘或左宗棠对瑞麟参劾不已,逼得朝廷非调不可,一时却没有适当的旗下大员,可以承乏。其次,瑞麟有兹禧太后的奥援,动他不得。第三,瑞麟虽是庸材,但很听话,尤其内务府的经费,跟粤海关有很大的关联,能有个听话的粤督在广州,诸事方便。

    因此,朝廷就必须安抚左宗棠,不但为了保全瑞麟,亦因为由“恐未足纾朗廷南顾之忧”这句话而起了警惕:所以上谕中责备瑞麟,措词相当严厉:“左宗棠凯旋后,粤省安插降卒,搜诛土匪,善后之事方多,正当留扎劲兵,以资镇压。瑞麟既咨催高连升赴广东提督本任,何以反令左宗棠将其部曲檄

    饬回闽?倘闽军凯撤,而降卒土匪又复滋生事端,重烦兵力,该署督其能当此重咎那?“

    接下来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谓:“高连升所部五千余人,计每月饷需不过三万余两。即着左宗棠檄饬该提督带所部赴任,月饷由瑞麟、郭嵩焘按月筹给,不准丝毫短少蒂欠,致有掣肘之患!”

    瑞麟受了这顿申斥,当然很失面子,但前程是保住了,保不住前程的是未受申斥的郭嵩焘。

    朝廷的意思是决意保全瑞麟,牺牲郭嵩焘来换取左宗棠的“忠诚”,不过上谕于“用人行政”,动辄申明,“一秉大公”,而广东军务的贻误,督抚同罪,不该一个被黜,一个无事。所以运用“打而不罚”,“罚而不打”

    这个不成文的“公平”之理,对瑞麟严加申饬是已打不罚,而对郭嵩焘之下“打”,正是将“罚”的先声。

    不过七、八夭的工夫,有关广东的政局,一日连发两谕,一道是由内阁“明发”,“着郭嵩焘来京,以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另一道是仅次于“六百里加紧”的紧急军报的“廷寄”,分饬浙江、广东及福建,写的是:马新贻奏:巡视海口情形,酌议改造战船,粤省军事已定,藩司蒋益澧应否前往各一折。官军搜捕洋盗,全赖船械得力,方能奏效。马新贻见拟改造红单广艇三十号,合之张其光原带广艇十只,共计四十号,分派温州等处各要口,并购买外国轮船一两只,以为游击搜剿之用,所筹尚属周妥,均着照所请行,仍着马新贻督饬沿海各将并,就见有师船,认真巡缉,搜捕余匪,以靖地方,毋得稍涉疏懈。本日已明降谕旨,授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即着蒋益澧赶紧交卸起程,前赴新任。蒋益澧经朝廷耀膺疆寄,责任非轻,到任后务将军务吏治及筹饷各事宜,力加整顿,以期日有起色,毋得稍蹈因循积习,致负委任。

    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 * *左宗棠驱逐郭嵩焘是为了想占得广东这个地盘。这个目的在表面看,算是达到了,其实不然。

    朝廷接纳左宗棠对蒋益澧的力保,虽说是要挟之下,不得不然,但到底集众人之力对付独断独行的左宗棠,毕竟有其深谋远虑的过人之处。没有多久,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到头来是朝中用事的人,棋高一着。

    第一,朝廷已有初步的打算,还要重用左宗棠,因而借他力保蒋益澧这件事上,特加词色,以为笼络。第二,广东的富庶,早就有名,而且一向是内务府公私需索之地。十年多来的战乱,广东受损极轻。不过早年为了筹饷,广东督抚不得不迁就膺专阃之奇的曾国藩的保荐。事平以后,情况不同,收权之时已到,但一则碍着曾国藩,再则以郭嵩焘的出身与居官的绩效,如无重大过失,不能随便调动,尤其是有瑞麟在,相形对比,如说要整饬广东吏治,首先该调的应该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焘。即令退一步来看,至少亦该瑞、郭同调,否则谕旨中一再申明的“用人行政,一秉大公”等等冠冕堂皇的话,就变成欺人之谈了。

    难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焘,恰好可用来作为收权的途径。黜郭不易,要黜蒋益澧容易得很,因为论他的出身资望与才具,都不适方面之任,将来一纸上谕。轻易调动,决不会有人说闲话。

    再有层好处,便是有蒋益澧的比照,瑞麟当两广总督,便显很够格了。

    所以八月间降旨,瑞麟的两广总督真除,由署理变为实授。

    同一天——同治五年八月十六,另有两道上谕,一道是陕甘总督杨岳斌奏:“才力不及,病势日增,恳请开缺”,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

    另一道说:“杨岳斌于人地不甚相宜,办理未能有效,眷顾西陲,实深廑系。左宗棠威望素著,熟谙韬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陲。”是特为表明,赋左宗棠以稳定西北的重任。

    照历来的规制,封疆大臣的调动,往往先将预定的人选召赴到京,陛见称旨,方始明发上谕,然后“请训”出京。如果不经这一番程序,直接降旨调补,那么新任就该自请陛见请训,意思是此一调动,必含有除旧布新的整顿之意在内。朝廷的希望如何,必先探询明白,所以应该请训。当然,亦有例外,例如军情紧急,不容耽误,便可在上谕中明示:“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对左宗棠的新命,即是如此。

    不过,这是表面的看法,实际上另有文章。因为左宗棠由东南旧任赴西北新任,绕道京师,由山西入秦陇,并不算太费事,而况回民起义势缓,已经历相当时日,与防患将然,深恐一发不可收拾,愈早平息愈好的情况不同,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请训,只为左宗棠的手段,军机处及各部院都领教过了,要饷要人,需索不己,一旦到京,非满足他的要求不到任,岂不麻烦?所以索性不要他上京。

    * * *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