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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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1910年前后在苏州附近的湘城，里甲制中的都干脆改称为
区，绅士区长开始忙于举行建立地方自治的规定的仪式。这些绅
士实际上已投身于地方自治的一切重大事务之中，其中包括征税
和成立民兵，而他们自己就是殷实的土地拥有者。地方自治的社
会意义可从1910年的一件事得到说明，那时一群愤怒的农民焚烧
了。地方自治筹备局。，事前局的绅董已开始进行登记，并把地方自
治的。费用。加到他们平时征收的地租中。对他们的佃农来说，地
方自治不过是扩大了绅士已经掌握的征税、收租、建立民兵和治安
的权限罢了。②
在晚清年间，作为绅权工具的都的重要性使人想起了湘乡的
事例；1853年以后都总在那里的出现是名流对叛乱反应的最重要
方面。毛泽东1927年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色
的农村调查文献，证实了湖南的都的组织实际上在民国时期仍存
在。他报道说，都和团已经分别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地方自治的名
称，即区和乡。都是一种扩大的复合组织，拥有1万至6万人，有
自己的武装、财政征收权和司法权。团似乎是从旧式的氏族控制
的复合组织发展而成，力量较小，但仍是一种需要认真对付的组
织。都正和团长是。乡里王。和一切地方事务的有力的仲裁者。30
年代初期一份国民党的报告证实了这些地方组织实际上是自治领
地。①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1951年）卷1，第30页；湖南政府：。湖南省县政
报告。（长沙，1931年），第42页。
② 。法令辑览续编。，（北京，1920年）第8辑，第7页。
在整个民国时期，省政府和中央政府通过将这类自治领地臵
于官僚的控制之下，断断续续地企图改进地方行政。可是区仍顽
固地坚持自己土生土长的农村形式。例如，1917年的一份命令指
出，在山东，不同区的区长头衔不尽一致。有的称社长，有的称里
长或保长，有的称团长。在想像中的新行政成规下，这种坚持旧现
实的现象在民国时期动乱的形势中是很典型的，并且只是一个例
子，它说明在变革的步伐慢得令人难受的社会背景下现代化的努
力是多么肤浅。②
在解释民国时期以来的地方材料时，特有的困难之一是关于
名流究竟包括哪些人这一定义。辛亥革命前不久，清朝进行改革
时造成的科举制度的结束，意味着原来用来确定绅士的几个正式
特征已不再适用。有一个情况至少是清楚的，绅士的地位在中国
农村已经根深蒂固，不是北京先发制人地下一道命令就能一举搞
垮的。我们的研究必定面临的困难问题是，它的延续性和变化性
之间的相对比重如何：旧绅士通过使自己适应变化的环境，有多少
人在新时代中继续生存下来？适应的过程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着
阶级的特性？由于新人和新资本的流入，农村名流的组成变化到
什么程度？对这类题目的研究甚少。迄今还没有人能成功地提供
一个完整和系统的阐述，以说明20世纪农村名流的真正构成以及
他们从19世纪农村名流中产生的情况。①我们在这里只能根据
很初步的探索提供几个假设。即使没有别的好处，我们仍能指出
从历史观点出发进行这种研究的重要性。
① 在周荣德对20世纪绅士的引人兴趣的研究著作中，那个阶级在历史上如何与
传统中国的绅士发生关系的问题不幸基本上被忽视了。见他的。中国社会的变动性：
中国社会中绅士的前程。（纽约，1966年）。
② 关于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这类名词的例子，见李文治编：。中
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册（北京，1957年），第382－384页；。毛泽东选集。卷1，第30
页；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1935年），第880－881页。
即使是随意浏览20世纪材料的任何人，都不会忽视经常提到
的代表绅士的各种传统社会名称的情况：。绅。和。绅士。这些名词
经常出现在叙述农村形势的记载中，并且显然是指其生活方式、社
会地位和政治抱负与拥有功名的旧名流没有明显差别的阶级。②
20世纪的调查者认为，他们所观察的一批人，根据其特点（除去功
名地位以外）可以把他们归入通常所理解的绅士阶级之中，有人可
能争辩说，这些观察家的社会分类方案还不够精确。虽然这无疑
是对的，可是在像费孝通那样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的著作中的一
些解说之所以模糊，并不是由于缺乏对方法论问题的关心，而是由
于这些著作寻求职能的描述以代替形式的分类。当费孝通把。受
过教育的土地拥有者。包括在20世纪的绅士一类时，他的意思是
说这些人像历史上以绅士著称的集团那样享有威信和行使权力。
毫无疑问，费孝通假定，在传统的制度下恰恰就是这些人通过科举
及第或通过捐纳功名和头衔才有资格取得正式的绅士地位。虽然
到了20世纪30年代，拥有旧政权的正式绅士地位的这些绅士究
竟占多大百分比的问题仍可争论，但如果否定某种程度的社会延
续性，那也是不合理的。①近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史的大部分内容
包括了旧名流使自己适应变化的环境的努力，这种假设似乎是公
平的。
那种变化的环境的一个突出方面是，过去用以确定绅士与国
家关系的形式上的特征已被取消。科举制度的结束的确意味着某
些特定的额外所得和机会的丧失，为此现在必须寻找其他途径来
代替。虽然一个绅士家庭的地方上的地位取决于许多因素（名流
的亲属体系结构、学识的声望、闲情逸致，另外还常常取决于拥有
的土地），而且这些因素不单单是由正式的功名地位所产生，但在
某些方面正式的功名地位对作为一个阶级的绅士的生存来说是不
可缺少的。首先，依附在高级功名身份上的显要社会地位能使上
层绅士接近地方官员，这个特权能够转化为有利于他们的税额核
定和法律裁决，同时还使他们免除腐化的衙门吏役的普遍的敲诈
勒索。其次，正式的绅士地位意味着在法令上可以免服劳役或免
缴劳役折成的货币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式的绅士地位
是取得收入的手段。拥有职务是一条能顺利致富的道路。在地方
上，绅士按惯例进行服务（如修理堤坝和管理地方防务），能取得各
种收入，很明显，如果农村绅士要生存下去，他们现在就要与国家
政权的正式机构进行新的联系。
① 费孝通：。中国的绅士：城乡关系论文集。（芝加哥，1953年），第32页。在19
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当然也存在着作用于农村名流的不寻常的经济力量。经济
形式的基本变化（如地租的日益货币化，固定地租之代替分成地租，外居地主的增加）
改变这一阶级的程度仍有待于系统的研究。
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卷1的材料的编排正好注意了这些问题。此书
在选用材料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当前分期方案的理论需要的影响。这个问题尚待
决定。
地方自治制自然是一个方便的权宜之计。许多地方记载证
明，农村名流通过控制自治的机构力图维持他们在村社的统治，这
个过程我们已经追溯到了晚清的团练制，并且顺利地延续到20世
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国民政府时期。在陕西，通过地方自治机
关，名流的控制明显地得到加强。1931年的一份记载叙述了绅士通
过贿赂得到区长和其他地方职务的情况；他们利用这些职位开始
派捐，勒索了巨额钱财。另一个通讯员写了豪绅通过区自治把持
一切地方事务的情况；这份记载特别指出，过去相当分散和非正式
的绅权，现在通过对地方自治机构的控制又得到了新的集中和合
法化。在贵州（根据1938年的一份报告），旧保甲制的保在自治制
度下已变成了土豪领导的基本上自治的单位，这些土豪都是大地
主。他们或称司令，或称团长，这再次说明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晚清
的地方军事化。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总的形势表现出一
种地方的地主（他们的大部分人有一种特别的绅士生活方式）加强
控制地方自治制的过程。①
传统名流的解体
我们的材料有力地说明，中国农村名流生存到了20世纪，并
且在某些方面的确巩固了他们在地方社会的地位。可是，虽然农
村各县的大部分旧秩序在19世纪行将结束时保持完整，并且的确
持续存在于民国时期，但是显然有各种新的力量在起作用，它们阻
止了沿着传统路线重建中国政体的努力。什么因素影响着作为国
家一部分的中国名流的结构，以致使它不能在1911年以后在中国
重新建立一个统一和有效的政府？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册，第382－384页。又见行政院农村复
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上海，1934年），第148－149页。
现在让我们在考察时超越现代化的实际内容——涉及几种文
化对抗中的特定的价值观和技术——而去考虑现代化过程对中国
名流的总的结构影响。早期的现代化主要是城市——特别是商
埠——的一种现象，相对地说，中国农村未被波及。由于以城市为
中心，现代化过程开始产生一批新的城市名流，他们发现自己越来
越难以与中国农村的问题完全利害一致。于是，现代化文化与现
代以前的文化之间的差别有伴随着城乡之间的差别而出现的倾
向。尽管新的城市名流在工业、政治、新闻和学术等现代的部门中
取得显著的成就，但他们却越来越难以在中国行政的中心任务中
发挥作用：从城市行政基地去治理主要是农村的社会。
费孝通所称的农村社会的。社会腐蚀。因现代化过程而加剧
了。①随着一些城市进一步进入新文化时期，它们促使有才之士
从内地的村镇流出，而且这种流动越来越变成是单程的迁移。那
些投身于城市生活中现代化部门的名流发现他们难以再与市镇和
县城的现代以前的文化保持关系。对那些出国留学的名流来说，
情况更是如此。甚至年轻的城市名流中政治上最激进的人也很少
能在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方面有所作为。现代化对名流所起的分裂
作用引起了像梁漱溟和陶行知等激进的农村重建论者的一片警告
之声，梁、陶二人寻求的是重新使年轻和进步的城市居民与农村问
题利害一致的途径。晚清文人在国内叛乱的压力下能够把旧秩序
凝聚在一起，似乎部分地是由于像曾国藩那样的高级官僚能在一
定程度上享有城市和乡村两者的文化，并能用一条共同的价值观
念链条把名流阶层束缚在一起。但在20世纪，城乡大为扩大的差
距排除了这类人物出现的可能性。在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各层
次名流的一体化——这是清朝体制战胜它内部敌人的关键因
素——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在1949年国家政体的重新一体化
① 费孝通：。中国的绅士。，第127－142页。
最终实现时，竟随之出现了力图造就一批其文化既植根于中国生
活中现代部门、又植根于现代以前部门的新名流的活动，这是不足
为奇的。
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许多方面是现代化城市文化的产物。尽
管有动听的政治词藻，说什么它的天然盟友是农村社会的有财有
势的人，但是20世纪30年代行政史的材料说明，半现代化的南京
政府常常被证明是农村名流的不速之客和不受欢迎的竞争者。到
30年代中期，国民党当局实际上正在削弱农村小统治者的影响，
剥夺他们的地方治安权，并将地方的治安臵于正规的政府警察机
构和遍布各地的保甲制的职权范围内。①南京政府在建立一个有
效的地方控制形式时所经历的困难被日本侵略者继承了下来，后
者发现自己的日子基本上并不比他们企图赖以统治的本地政府更
加好过。的确，他们从城市基地控制农村地区的困难，使人想起前
一个世纪太平军遇到的困难。
① 苏松芬编：。现行地方自治法令解释汇编。（上海，1934年），第147－153页。
李宗黄：。中国地方自治概论。（台北，1949年），第66－67页。。湖南省县政报告。卷2，
第42页。
② 李瞻（音）：。战斗中的解放区民兵。（香港，1947年），第22－32页；外务省调查
局编：。中共概论。（东京，1949年），第58－72页。
对比之下，在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
地方军事化结构与我们看到的19世纪中叶的正统结构有某些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