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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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
以上一切与地方军事化问题的关联在于这两种形式在某些条
件下结合的能力。首先，要注意这两种形式在军事化方面的不同
特点。同心巢穴形式强调的是参加军事化的归属性形式，因为根
据定义，它建立在与定居类型有关的制度之上。在有些村社，这种
归属性形式还涉及亲属组织。主要的一点是军事化能够依靠由定
居地男丁组成的可供征募的人力资源，并把在商业和行政上息息
相关的各定居地的民兵联合起来。对比之下，流动商贩形式包括
的人员网络则不是归属性的，而是自愿的。受教义和走江湖的行
家影响的人不受长期存在的和有经济力量的各种村社制度的约
束。他们各地的网络组织也不能取得像定居根据地集团那样的防
御能力或动员力量。嘉庆时期战略村的策略是对付教徒军事团伙
的必然的武器；同心巢穴形式的军事能力非常有效地被用来对付
这类团伙（见第二章第一节）。因为这类教派是自愿结合，它们具
有信仰的动力。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不能进行长期的或大
规模的协调和防御。
但是如果军事化的过程把两种形式捏合在一起，那会发生什
么情况呢？这种事情在捻军和红枪会（也许还有义和团）的事例中
确实发生过。这里有一种强有力的结合的例子。裴宜理（Eliza…
beth Perry）在对淮北军事化的研究中展示的就是这种相互作用的
类型。①第一个事例是通过所谓的19世纪50年代捻军暴乱的驯
化而出现的。捻军运动从作为武装盗匪或走私者的最初形式（我
所定的第二级，即。股。的一级）起，就与正在营造壁垒和成立民兵
的定居地建立了联系。捻军（基本上是盗匪）首领与民兵头目在这
些定居地结盟，后者就充当了捻军组织中积极的或消极的成员。
民兵头目（他们往往领导着以氏族为基础的定居地）就从。防卫性。
活动转变为。掠夺性。活动，或者转变为。防卫性和掠夺性兼而有之
的。活动（裴宜理用语）。②在20世纪20年代始于同一地区的红
枪会运动是以地方名流领导下不那么复杂的第一级民兵组织类型
出现的。但这是一种使人感兴趣的变异形式：游荡的武术师傅和
打坐练气（为了刀枪不入）的师傅实际上得到定居地名流领导的庇
护，并被邀去向村民传授农民式的军事技艺。这一切的结果是使
异端在同心巢穴的社会秩序中得到一个坚固的基地，并在同心巢
穴的军事化中添进了异端的色彩。
① 裴宜理：。从叛乱者到革命者：1845－1945年淮北的农民暴乱。，博士论文（密
西根大学，1978年）。又见我在。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307－316页的分析。
② 。从叛乱者到革命者。，第188页。
在多大程度上对这种异端传统的。驯化。有助于削弱异端的千
禧年使命（如捻军），或者使异端具有忠君的倾向（也许如义和团），
这个问题尚待考察。也许在祭祀宇宙天地的仪式这方面，。驯化。
有一种内在的正统倾向：教派生活方式的异端性可能是教派否定
了地域性礼仪一面的合理的必然结果。由于把自己建立在这类地
方间协调活动形式——它们否认定居地的商业－行政等级的首要
地位——的基础之上，教派生活方式就必然会否认那种等级关系
的普遍意义。①
以上的讨论使人对本书的分析要点之一——。军事化的阶梯。
在政治和宇宙观方面不论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都大致呈现同样
的形态——提出了怀疑。根据我们了解的北方教派的情况，这个
分析要点必须重新加以考虑。如果人们只考虑那些产生于同心巢
穴协调活动形式内部的军事化形式，这个要点仍旧适用。当然，这
些军事化形式在政治色彩上有很大差别，不过，它们在宗教倾向方
面是否也是如此，则值得怀疑。反之，人们还可能发现，流动商贩
形式内部的那些军事化形式在政治组合上也有差别（不过人们又
可以预言，宗教或宇宙观的特点在它们的基本的象征性结构方面
是相似的）。总之，关于同形性的论点可能在表达它的有限的材料
范围内仍是有用的。本书总的研究成果似乎仍有一定的价值，这
项成果是，在勾画近期中国历史中军事化和冲突的特点时，社会形
式已经比政治倾向更为重要。
孔飞力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① 见阿瑟〃沃尔夫的社会等级和天地宇宙等级同形性的论文：。神、鬼和祖先。，载
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31－182页。
关于这个问题，我又要为迈伦〃科恩的启迪性的卓见而感谢他。
（杨品泉 译）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
第一节 近代史的时限
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整体的衰落，
可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最感为难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当作仅
仅是抽象概念的游戏而予以搁臵，因为它涉及我们的认识的最基
本部分：我们对所研究时期的特征的认定，我们对历史动力的识
别。19世纪初期，已经衰弱的王朝面临以好战的西方扩张主义形
式出现的新的激烈挑战，令人为难的接踵而来的事件迫使我们要
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予解说。除非一个研究者假定（而这种主张尚
需有效地提出），在清代后期，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决定性变革的边
缘而与外界影响完全无关，否则他就必须认为，西方入侵将一个富
于传统性的王朝的衰落转变为一场社会和思想的革命，在革命中，
整个古老的文化几乎被一扫而光。
因而，也就必须假定，外界因素——新技术、新观念、新的社会
结构模式——的影响，在某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决
定力量。但是，是在何时呢？不只一个学派的解说已准备承认鸦
片战争是起决定作用的转折点，把随后时代的一切都当作西方迫
使中国开放的这样那样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1853年对这一事
件作了最直截了当的陈述，他当时预言，现在中国被迫放弃了它的
闭关自守的状态，。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
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①。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亚洲受害者只有有条件的同情，与他本人形
成对照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然从受害者的观点看
待事情，把近代历史的动向首要地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起
来。这一斗争的开端——因而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鸦
片战争。但是除了引起对帝国主义的反抗，西方的侵入也使中国
的社会内部结构开始了基本的变革。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战
后年代中产生了把中国必然引向现在状况的阶级斗争。这种解说
路线的一个令人困扰的疑问是，应否将触发这些内部变革的全部
功劳归之于与西方的接触？一个热诚地相信中国自身具有向现代
性——也就是纳入世界历史的普遍潮流，而不是它自己独有的小
溪——演变的所有必要条件的知识分子，难以把推翻。封建主义。
的主要作用归之于外界影响。不过，反帝国主义主旨的首要性和
适当划分时期的必要性，还是要求将。中国的开放。作为近代史的
开端，作为传统王朝的衰落转变成传统文明的衰落的转折点。
① D。 托尔编：。马克思论中国，1853－1860年：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
（孟买，1952年），第4页。（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1页——译者）
这里不否定随意而实用地去完成我们自己的分期研究的必要
性，但是现成的1840年不应当引导我们纯粹就事论事，轻率地作
出何时应当被看作近代时期的开始的结论。在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以前，让我们暂时假定，这里的。近代。是指历史动向主要由中国社
会和中国传统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时代。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
个时代，我们从中看到的。衰落。不再是简单的清王朝的衰微和伴
随它的社会弊端，而是一个把中国历史不可改变地导离它的老路，
并在社会和思想的构成中引起基本变革的更为深刻的进程。这样
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之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
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
尽管我们极力从朝代循环的历史学中解放自己，但其中的某
些假定似乎仍然留存在我们当中，特别是那种把中国政治制度的
长期稳定性和地方社会连续性的因素联系起来的假定。依照这种
观点，行政的过渡和朝代的承续既不根源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下层
结构，也不长久地作用于下层结构。政权的兴起和衰落、国家事务
中上层各派系的冲突，只不过是稳定深渊的表面波浪。很明显，王
朝之间的某些危机时期对地方社会有较大的影响，而另一些则小
一些。至少在满洲人征服期间，稳定的关键因素看来是传统名流
（elite）的延续不断的权势。这一受过教育的有身份的群体，西方
人惯常叫做。绅士。，他们从11世纪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中
国的思想和政治生活。名流提供了有才能和受过教育的人才来
源，新政权得以从中配臵官僚机构的人员。名流保证了村社那些
例行事务的延续，离开这些事务，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能运转的；
同时，通过他们对社会现状的贡献，地方秩序的重建才有可能，而
没有地方秩序，可靠的户籍和税收制度就不能建立。名流在全国
范围内起到官僚机构和当地村社之间、城市行政中心和农村腹地
之间的不可或缺的联系作用。总之，正是名流，凭借他们历久不衰
的社会影响、他们的正统学术的传统以及他们的管理公务的伦理
观念，才使得传统政权有可能以近似于从前的形态重新建立起来。
为了随后的讨论，在此阐明。绅士。和。名流。这些词的含义可
能是有益的。对在何处划定。绅士。的界线这一问题，社会历史学
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按照张仲礼的说法，绅士包括所有取得功
名的人，从最低一级（生员）到最高一级（进士）。而何炳棣令人信
服地争辩说，生员要排除在绅士之外，理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绝不
能和具有较高功名的人相比。对我的论题来说，这两种观点都不
完全合适。在将身份与这种身份被承认的范围，将权力与运用权
力的范围加以联系方面，这两者都不是十分成功的。因此，我将根
据在不同层次的机构中的权力和特权，把名流分成几个部分，以求
得可以普遍使用的定义。其影响超越了他们出身的地区、其社会
关系达于国家政治生活顶层的那一部分人，我称之为。全国性名
流。。。省区名流。和前一部分有密切联系，但其势力和影响限制在
较窄的范围内。相比之下，。地方名流。缺乏前两部分人的社会特
权和有力的社会关系，但仍然可以在乡村和集镇的社会中行使不
可忽视的权力。
生员和监生看来显然被排除在全国性和省区名流——。大
绅。——之外。从。绅士。生涯公开的目标——做官——的观点看，
无论生员还是监生都不被看作待用的官吏。从全国官吏阶级的角
度来看，缺乏这种被认定的身份使他们明显地居于较低类别。但
是，这些功名较低的人（甚至某些富有的和受过教育的平民），在贫
穷落后的农村地区，仍有可能轻易地操纵社会生活，因此我偶然将
借用绅士这一称呼泛指有功名的人；但是我在论述中对名流的分
析，将把这类人员在其中享有地位和施加影响的机构的等级加以
区别，同时也将承认，平民在地方一级有可能行使权力，在某些情
况下，这些权力和有功名的人行使的权力是难以区分的。①
① 对绅士在中国政权中所起作用的最出色的简要概括也许是瞿同祖的论著：。清
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2年），第169－192页。有关19世纪
绅士地位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有张仲礼的。19世纪中国社会中绅士作用的研究。（西雅
图，1955年），和他的姊妹篇：。中国绅士的收入。（西雅图，1962年）。何炳棣的分析见
于他的。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社会变动的局面，1366－1911年。（纽约，1962年），第
34－41页。
名流能够操纵中国的政治生活，是由于他们的双重身份：作为
社会领导阶层和作为国家官吏集团。如瞿同祖和其他人所提出
的，名流必须被理解为包括两个群体，。士子－绅士。和。官僚－绅
士。。士子－绅士指那些得到功名的人，他们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