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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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比曾国藩早两年）和国史编修官开始发迹。1841－1842年他因
父亲去世守制从北京返回家乡，隐居数年；随后，他得任知府的实
职，1847年他在贵州安顺担任第一个职位。1850年东调到镇远
府，1851年又从那里调到黎平，陷入了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
地区的多种多样的麻烦之中。　



贵州的地方管理问题　

在镇远，叛乱以苗族起义的形式出现；在黎平，则表现为秘密
会社团伙的活动。胡林翼在这两个府的经验的综合形成了他的地
方管理策略的基础。具体的治安措施的普遍缺乏导致这些地区的
人民（包括汉族和苗族）在他们的村庄设防，村庄因而成为村社械
斗的基地和非法之徒的避难所。处于行政城市之外的农村，对官
僚机构怀有敌意或漠然视之。胡林翼在一次推行保甲登记中，发
现一个村庄的58户中只有3户与盗匪活动或叛乱没有牵连。在
其他村庄中，忠于王朝的户只占70％或80％。忠诚百姓人数之少
无疑反映了军事力量的不平衡，而在这个地区军事力量的对比是
不利于政府的。叛乱者有关政府军活动的情报迅速而又可靠。胡
林翼沮丧地发现，。官甫出而盗先逃，官甫归而盗仍聚。。这种。忽
聚忽止。使局势很难用正规的军事手段去控制。山区地形的自然
障碍增强了设防村庄的独立性，并妨碍调动大批部队去对付它们。
因此官员处境困难。他可以不顾他周围的混乱并用虚假的报告把
它掩盖起来（胡林翼就指责他的前任的这种行为）；他可以带领正
规驻防军进入丘陵进攻顽困的堡垒；或者他也可以制定比前两者
都更为有效的措施。①　

①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2，第15页；卷53，第11页。　

据胡林翼的意见，引进部队不是稳妥的解决办法。一方面，部
队不能。分别良莠。，而胡林翼对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的前景感到
反感。胡林翼对正规军的责难使人联想起龚景瀚（和其他许多人
一样，胡林翼了解龚景瀚的看法），但他走得更远。绿营兵对于复
杂的镇压叛乱的工作一点也不合适：。贼行如鼠，兵行如牛。以牛
捕鼠，必不可得。。可以预言，叛乱者的游击战术在边境丘陵地区是
有效的：。兵少则必聚，兵多则必逃。。而且，绿营兵既难管束，花费


又多。除了他们的食品和运输的法定经费外，他们对地方政府还
不断有额外要求。1850年当3000名士兵在黎平驻扎了3个月
时，地方只好供给他们60000或70000个劳力（由地方开支供养）
以搬运他们的行李。征用经常超出批准的数量，而将领们又不失
时机地惹是生非。包括汉族和苗族在内的当地人民都痛恨他们。
大家都说宁遭匪不遭兵。由于这一切，部队在军事上是无用的。
他们不能挖掘防御工事，而只能保卫偶尔有自然屏障的难以攻破
的地点。①　

①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2，第15、19页；卷55，第10页；。黎平县志。（1892
年）卷5上，第64－65页。部队在战斗期间按常例得到额外报酬，但数量还是不够。报
酬的种类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269－297页。　
②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3，第9页。　

在排除了依靠外部力量进行军事镇压以后，胡林翼试图了解
地方社会中的冲突的根源，然后用地方资源来与叛乱斗争。胡林
翼对形成叛乱的规律的分析先从对自己的同事——地方官僚——
的明辨是非的批评开始。他认为，叛乱的直接原因是官员当中的
腐化，而不仅仅是那些传统的替罪羊胥吏和衙役的腐败。近年来，
腐败经常导致。莠民。发动地方叛乱。新宁的雷再浩和李沅发叛乱
以及金田的拜上帝会叛乱都是如此。以官员的勒索作为。借口。，
秘密会社的创始人能够。鼓动煽惑愚民。。因果关系清楚明了；触
发因素是腐败。先决条件是。莠民。，也就是本地的异端领导的存
在，他们早已有叛乱之心，但还需要有能够发动支持的民间问题来
煽动叛乱。一旦有了这样的问题，地方叛乱领导就通过宣传和组
织在农民中进行工作，叛乱就开始了。②　

胡林翼对社会动乱的分析由于它的诚实和明晰，但也由于它
的片面性而值得注意。把灾难的由来归之于道德原因是标准的儒


家做法。像人口膨胀这类长期的趋势尽管可能被看作促成叛乱的
因素，但并不被看作是决定性的。即使像新宁的李博这样的官员
也可以一点不错地被挑选出来作为叛乱的直接原因，但人们还是
不能不感到怀疑，19世纪地方官员中的普遍的腐败现象是否远远
超过以往，以至于单独构成了社会历史中的决定因素。人口没有
给资源造成沉重压力的社会，和在生存边缘上过活的社会相比，大
概能够承受更多的腐败现象。腐败或许应该被看作一种自然的灾
害：在一个没有足够储备的村社中，贪污即使稍为厉害一些也能够
把农民从起码的生活线推到饿死的边缘。　
如胡林翼看到的，有几种集团卷入了传统的农村政治：首先是
农民，他们通常是被动的，但其能量是叛乱的基本力量。其次是
。莠民。，也就是本地的异端领袖，在胡林翼看来，他们好比国家政
体中常有的小病，在错误的行政管理使之加剧以前一直是隐而不
显的。但是，官员不是仅仅与异端领袖争夺农民的忠诚，因为还有
第三个、而且是起枢纽作用的集团，即当地的文人。这个集团既包
括有功名的人，也包括那些受过几分教育但在科举考试中落第的
形迹可疑的人，如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洪秀全就是从他们当中
脱颖而出的。　

先争取到这个起枢纽作用的地方集团的效劳，是胡林翼管理
地方的策略的关键，因为不这样做的危险太明显了。胡林翼引用
了宋代官员富弼（死于1085年）的话：。凶险之徒读书应试无路，心
常怏怏，因此遂生权谋，密相结煽。此辈散在民间实能始祸，要在
得人而縻之。。。此辈。自然具有很大的潜在势力；他们是能够操纵
人民力量的手柄。他们是有才之士，谁要统治中国农村，谁就必须
得到他们。明代与叛乱者作战的许逵（1508年进士）写道：。何地
无才；何才不可策用。，但如官员不用他们，。则杰者思乱，懦者风靡
耳。。使用这些人的关键是通过某种方法使他们附属于国家体制；


归根到底这是设臵考试制度及捐纳官阶和功名等措施的前提之
一。通过慷慨地授予地方名流名誉官阶和头衔，并让他们对地方
秩序负有责任，他们就能成为现状的热心维护者。胡林翼写道，文
武官员毕竟经常得到授给他们的荣誉，并把荣誉看作应享之物。
而乡村文人却很少得到职位。他们。望顶戴官职如登天。。①　

①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3，第3页；卷55，第8页。　
②　同上书，卷57，第15－16页。　
*　约合8或16公里。——译者　

胡林翼给地方秩序开的基本处方是在地方名流的帮助下建立
结合在一起的保甲和团练制度。县官挑选两三名忠实能干的绅士
带着空白簿册下到农村。一到村庄他们就物色当地的领袖，即。正
人、才人、有衣食有顶戴人。，将维持地方秩序和地方防御的责任委
托给他们，并将他们的名字记入登记簿。这些地方领袖依次编制
他们地区所有人员的名册，其中特别注明那些可能肇事的人，并将
一件副本送交知县衙门。由于目的是引导地方名流认清他们自己
与官员的利益的一致性，知县将竭尽全力去博得他们的信任，甚至
邀请那些有文化守规矩的人参加特设的筵席（特别无礼和粗俗的
人被允许站在房间的四面），而且一般。不必苛以寻常官礼。。这就
是通常留给上层绅士的礼遇，只有他们才被认为是与知县的社会
地位相等的人。②　

胡林翼的方法的实质是完全依赖农村中的真正权力因素。在
将保甲和团练合并为一个单一制度并将两者都委托给地方名流管
理时，胡林翼承认治安和防御工作是分不开的，只能通过那些已经
牢固地控制地方事务的人来完成。因此，一切都以自然单位为基
础。团（它的治安的一面是保）应是5英里或10英里*这段距离
的设防村庄的自然的复合组织。由于委托地方名流负责保甲登记


和治安管理，胡林翼违背了清代保甲制度的一个主要原则，即把绅
士排除在保甲之外并把治安责任臵于听话的无足轻重的人的手
中。保甲权力向名流的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名流控制地方权力
的增强，是19世纪中叶危机的重要产物。这一问题将在第六章进
一步探究。　
民事当局的武装：亲兵　

以上所述是胡林翼的地方管理制度的主要原则，但是王朝衰
落的势头早已使胡林翼注意到单有地方管理是不够的。早在
1844－1845年，他就坚决主张省级高层官员必须为他们自己提供
一支私人部队（亲兵），这种精锐卫队对其指挥将领的依赖程度超
越了正常的官僚政治的权力界限。这种部队应从为巡抚或总督效
力的正规精华部队中挑选。胡林翼引证了宋代将领韩世忠（？－
1151）和岳飞（1103－1141）的。背嵬军。的先例，他们的军队包括一
支精锐的私人部队（这些携带酒瓶的人与将领本人最亲近，于是
。背嵬。有亲随军的含意）。①　

①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2，第2页。（。背嵬。，亦作。背峞。，燕北人呼酒瓶
为峞——译注）　
②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本）卷23，第10页。关于绿营军在省级官僚机构中的
配臵情况，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154－158页。　

清代的文职官员在军事事务中占有一种异常的地位。在省级
行政机构的高层次上，总督和巡抚在他们的辖区内负有民事和军
事事务两方面的最终责任。除了监督省的军队总指挥（提督）外，
总督还有一支直接对他负责的驻防部队。在某些省，巡抚兼任提
督职务。总督的军事地位反映在他们的书启中的称谓——。制
军。——上，而自1692年以后巡抚和总督都在兵部有兼衔。②然


而，这些高级的省级人物是在一种不利的处境中履行他们的沉重
的军事义务的。他们从一个职位调到另一个职位，这样必然使他
们总是领导一批不熟悉的部队，军官对于他们都是陌生人，他们对
军官的培养和选拔也起不了作用。下属军官的任用和解职都必须
通过兵部安排。总之，制度的整个重点倾向于不让省级官员个人
控制他在非常军事时期负责指挥的部队。尽可能保持官僚政治的
权力路线，即强调人员可以互调以及在指挥环节中摆脱私人的关
系。此外，地方驻军的力量由于训练不够以及腐败的行政管理而
大为削弱，这一根深蒂固的缺陷，文职官员在他短暂的任期内几乎
是没有机会纠正的。①　

①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183页。　
②　。泰和县志。（1878年）卷9，第2页。　
③　。南昌县志。（1849年）卷3（。兵防。），第1页。　

在较低的行政管理层次上，军事事务中责任和权力脱节的情
况甚至更为严重。与总督和巡抚不同，知府和知县在文职以外并
不拥有军事职位。在明代，当民壮制度还在起作用时，知县确实掌
握过类似于军队的某种武力；有一篇论述早年民壮制度的文章甚
至把知县的地位与。管子。理想的规章中的地方官的地位相比较，
这种地方官集民事和军事的行政管理的职能于一身。②但是另外
一种叙述清代情况的记载却指明：军事事务不是县官的职责。③　

但是知县或知府的职责的性质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涉及军事事
务。和大多数清代地方行政机构的官员一样，他们的责任是一般
的而不是特定的，是地区性的而不是在职能上具体指定的。由于
官员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对所有大事负有责任，他经常奉命执行军
事任务，例如协同驻防军镇压起义，或保卫他的设防城市；因为缺
乏军事权力，所以他不能适当地完成任务。由他支配的少数训练


很差的捕快仅敷缉捕小偷之用。可以说，尽管地方官员负有的责
任没有在军事和民事事务之间体现出清楚的区分，但他们的权力
却主要是民事的。因此，在19世纪当农村难以控制的局面把异常
沉重的军事任务交给他们时，知府和知县经常采用。募勇。的办法
是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的。至少他们的私人安全需要这样做。　

对低级文官的军事权力和军事责任之间的脱节，地方官员当
然非常担心。当时最能干的省级官员之一沈葆桢认为，府和县两
级民政与军政职权的分割是清代行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