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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部分

小说: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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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方面去进行分析研究。此书将19世纪中叶的地方军事化与
20世纪早期以至二三十年代的情况联系起来,并概括说。太平天
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影响到县一级中国行政的特点,并且以一直


持续到民国时期的各种方式,形成了县级行政和地方名流之间的
关系。。但由于此书涉及的历史时期止于1864年,如作者所指出
的,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社会史存在着大量未被研究的
课题,因而这样的联系必然仍是朦胧的。孔飞力指出,辛亥革命前
后,农村名流并不因科举制度和旧政权给予的特权被取消而消失;
农村名流以什么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特征,又以什么方式去适应变
化了的环境,这些必定是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中心问题。这是
孔飞力著作给予的又一启示。此书中译本的出版,很可能引起中
国同行对孔飞力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兴趣,并且进一步研究19世
纪中叶地方军事化与此后几十年地方军事化的异同,研究19世纪
中叶农村名流与地方行政关系的状况与此后几十年状况的异同。
我想,这一定也是孔飞力乐观其成的。 


王庆成 


最新中文版序言 

 
我在几乎40年前完成了对本书的研究,而在当时还没有掌握
清代的原始档案。此后,研究的机会大为增加,如果我重新撰写本
书,料想它的内容会相当不同。但我的几位近代史研究所(指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者)的好友说服了我:这是一个
(当时)十分年轻的学者依靠当时所能掌握的史料试图以新眼光审
视这一课题而写成的一部不尽完美的著作,加以利用,是会有一定
的价值的。因此,除了作了几处小的修改外,我不打算重写本书,
而冒昧地仍以这一老的不尽完美的版本送给我的中国朋友。我希
望它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友谊,加强学术合作,并期待能得到你们的
评论和指正。 
孔飞力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2001年6月 
(杨品泉 译) 

 


平装本序言 

 
自本书问世以来,关于中国地方政治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
就,以致如不对本书作广泛的修订,再版就很可能是一个错误。但
是在未作修订时,我至少与读者有着某些共同的想法,即如果我要
修订,该如何进行。我现在考虑有两个要点:(1)19世纪50年代
的军事化与19世纪20和30年代社会紧张局势的关系;(2)根据
北方教派传统的新知识来衡量我的总分析构思的贴切性。 

1。 关亍清朝地方控制衰落的时间 本书总的论断是,虽然清
朝对1796至1804年白莲教叛乱的反应暴露了它的正规军的虚
弱,并且提高了地方名流在民兵防务方面的能动性,可是使力量对
比不利于中央控制的官办帝国军队而有利于在地方征募的私人非
正规军的因素,主要是19世纪40和50年代的地方军事化。根据
这一军事力量的再结合,我展示了一幅在其他行政领域中权力下
放的图景,这种下放直到20世纪还对地方行政的形式产生影
响。① 

① 后来我继续探究了我在本书第六章中关于这种19世纪名流的能动性对20世
纪地方行政的影响的见解。见拙著:。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的问
题。,载魏斐德和卡罗林〃格兰特合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冲突和控制。(伯克利和洛
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257-298页。 

权力何时开始下放和在此过程中军事化的相对重要性的问


题,现在被詹姆斯〃波拉切克的论述19世纪20年代时期地方名流
能动性的重要研究著作弄得复杂化了。①情况显然是,漕运制度
中的附加税率的增加引起了长江下游某些地区的一批低级功名拥
有者(生员和监生)的抵制。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些人组织了
地方的合作网络,不但用标准的包揽的方法抗缴过高的税赋,而且
通过。京控。的渠道去控告地方当局。这类地方网络成了官府镇压
的目标,所以这种运动从未能顺利进行。②当我进一步阅读这种
材料时,我产生的印象是,波拉切克向我们展示的可能是地方名流
侵入正式的地方财政管理机构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这个过程在
19世纪20年代的背景中是不合法的,但在50年代的背景中不但
变得合法了,而且甚至得到了鼓励。国家原来认为是地方名流的
一种不可容忍的放肆行为,在镇压叛乱的背景中成了承担地方权
力的必要行动。于是,与其说军事化是给了名流动员的机会,倒不
如说是它给了发展初期已经进行的活动合法化的机会。这里的主
要反对意见是,波拉切克所举之事例都与江南有关,而我在本书第
四章详细叙述的军事化则是在迥然不同的地区背景中开始的。但
是,我至少倾向于认为,漕运制助长的地方能动性象征着一种更广
泛地参与地方管理的趋势和能力。低级的名流早就能够参与这种
管理了。他们的管理权能在一代人以后江南的名流抵抗太平军时
变得合法了。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19世纪初期中国的文人集团和文人政治。,博士论文(加
州大学,伯克利,1974年)。 
② 见拙著。中华民国的地方税制和财政。中一个这类事例的概述,载。远东研究中
心论文选。,第3期(芝加哥大学,1979年),第114页。 

2。 重新考虑地方组织的原则 本书的大部分文献材料来自
华南和华中。如果我根据近期的研究进行修订,我一定要更系统


地论述地方军事集团的领导、规模和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材
料出处的地域性。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论区域贸易体系
和城市等级组织的著作已经提出了对地方社会形式进行分类的可
能性,这些形式的不同与经济组织的地区类型——每个。自然地理
大区。有从中心区直到边缘区的几种类型——有关。①根据施坚
雅的模式提出的合理的主张必须先经过军事化材料的检验,才能
够使本书反映出最新的研究成果。首要之事是要更精确地确定在
军事化最早发展起来的交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特点,以及军事化
从交界地区扩大到大区的中心区的系统特征。 
对这一研究的另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提高大概是有
条理地探讨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差别。尤其我要修改我称之为地方
社会中。正统的和异端的。组织形式之间的同型性的某些不花力气
的概括。 

① 见施坚雅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的论
点;以及在前引的。论文选。导言(第7-9页)中我们就这一论点如何扩大到一个被分
析的。地区。体系的讨论。 

我当然首先要重新考察把华南的秘密会社网络(天地会)认定
为异端组织的肤浅的主张。迈伦〃科恩在一次与我进行的私人谈
话中指出,确定天地会性质的正确方法是,应该把它看成是。不合
法的,但又是正统的。。会徒们不但仿效正统的亲属关系的形式,
而且也接受君主制是一个定制的传统的(虽然是复辟的)观点,这
些都说明把他们包括在正统的世界中是合适的。既然根据其亲属
关系、等级、君王和历史的观点(人们必须承认,对所有这些都要以
某种世界观来认识),这一黑手党式的集团的确是正统性的,所以
我们在看到他们的军事化形式在某些方面与绅士领导的组织形式
相似时就不会惊奇了。在这一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们与


北方的教派传统不同。 

韩书瑞(Susan Naquin)在她的论述1813年八卦教叛乱、如今
为第一流的研究著作①中,在以后的论述1774年王伦起义的著
作②中,都给我们详细描述了另一种组织形式,它一定会引导我
们就地方军事化如何与其地方发源地发生关系的情况作出更高水
平的总结。韩书瑞恰如其分地批评了我的假设(本书第170页),
即。同一类的联系和同一级的组织。被发现可以超越正统的和异端
的亚文化群的界限。③ 

① 。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
年)。 
② 。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即将出版,引用征得作者的同意)。 
③ 。中国的千禧年叛乱。,第324页。 
④ 例如,见韩书瑞:。山东的叛乱。,第65页。 
⑤ 同上书,第66页。 

韩书瑞再现的世界展示了另一种组织选择形式,它显然是教
派传统所特有的。第一,白莲教的会堂明显地与定居的形式不一
致。在村一级,信徒们典型地只包括村的一部分居民,会堂典型地
超出村的范围。在更高的一级,教派并不集中在商业城镇,也没有
一套反映市场等级的等级关系。相反,教派由一些互不联系的小
会堂组成,它们的会徒可能是从附近若干村吸收进来的。与其他
会堂的松散联系可能是由教派首领貌似无目的的漫游所造成④。
一般地说,首领们是职业的游荡者,即江湖医生、武术教师(各种
。拳师。、剑师等)和瑜伽功教师。他们的许多徒弟也从事类似的行
业;韩书瑞指出,有一个集团内有。江湖女戏子、雇工、推车工“和”
出售鱼、豆腐干和马的商贩。⑤。 

这些教徒的职业使人联想到了农村社会中的一种地方间的协


调活动形式;实际上,这种形式是与。等级巢穴组织。①的行政-商
业体系中的生态现象并存的一种补充的生态现象。按照这种形式
生活的人在各村之间的横向移动比他们沿市场交易的路线向更高
级的定居地移动的情况要多。如果能证明这种补充的生态现象已
经存在,它将帮助我们去了解异端教派亚文化群的地区特点以及
它与正统的亚文化群的差别。最后,关于这两个亚文化群如何相
互起作用以产生不同形式的地方军事化的问题,现在有可能提供
一些有根据的见解了。为了方便起见,我在下面称那种与正统有
关系的地方间的协调活动为。同心巢穴。形式*,称那种与异端有
关系的地方间的协调活动为。流动商贩。形式**。 
首先,按照同心巢穴形式生活的人的移动和相互关系,是沿着
从农村到面向它们的集市中心、再到更高级的中心的道路和河流
进行和发生的。那些最适应这种生态环境的人与交换、学术、祭祀
仪式和社会管理的长期性机构和制度相互影响;它们的形式有:等
级市场体系的货物集散地;教育、吸收官僚和尊孔的一套官方制
度;佛庙和民间其他宗教的庙观;县衙门中负责诉讼和岁入的机
构。可以这么说,这种形式与制度的关系是。密切的。:一切按部就
班,有长期的居所,等级分明。农户至少因它们的纳税义务而被纳
入这种形式之中,并且程度不同地为市场生产和加工货物。 

① 原文为。nested hierarchies。。 ——译者 
* 原文为。nested…Concentric。mode。 ——译者 
** 原文为。tinker…peddler。mode。 ——译者 

第二,按照流动商贩形式生活的人的移动和相互发生关系的
路线与等级商业-行政体系的路线无关。。江湖医生。或拳师的路
程像补锅匠或货郎的路程一样,很可能是在各定居点间横向走村
串户,而不是通过市场体系纵向移动。这种地方间的协调活动的


形式与制度的关系。松散。:出没无常,居无定所,等级模糊(事实
上,我们不清楚拳师和江湖医生是否像补锅匠和货郎那样一定要
定出他们的外出路线)。这种形式没有大规模的长期性组织网络,
而只需要地方单位之间的松散联系。对教徒来说,只有当一个具
有吸引力和冲劲的非凡领袖组成一个有许多村社的信徒的临时性
联盟时,大规模的网络组织才会出现。 

如果假定上面概括的两种协调活动形式作为互不相关的体系
存在,那也是不合理的。相反,我们可以假设大部分的农民都参与
了这两种形式的某些方面。但到什么程度?在承认这两种形式是
想像中的典型形式的情况下,人们就可以假设它们与历史变化过
程的相互关系:社会动乱和行政力量的虚弱会削弱把人民结合成
同心巢穴形式的力量;造成村社闭塞的过程会使流动商贩形式成
为农村地区相对地说更为强大的协调活动形式。① 

① 我在这里间接地涉及了施坚雅的一篇有启发性的论文:。中国的农民和封闭的
村社:一个开放和封闭的事例。,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卷13第3期,第270-281页
(1971年)。 

以上一切与地方军事化问题的关联在于这两种形式在某些条
件下结合的能力。首先,要注意这两种形式在军事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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