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各个方面去进行分析研究。此书将19世纪中叶的地方军事化与
20世纪早期以至二三十年代的情况联系起来，并概括说。太平天
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影响到县一级中国行政的特点，并且以一直


持续到民国时期的各种方式，形成了县级行政和地方名流之间的
关系。。但由于此书涉及的历史时期止于1864年，如作者所指出
的，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社会史存在着大量未被研究的
课题，因而这样的联系必然仍是朦胧的。孔飞力指出，辛亥革命前
后，农村名流并不因科举制度和旧政权给予的特权被取消而消失；
农村名流以什么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特征，又以什么方式去适应变
化了的环境，这些必定是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中心问题。这是
孔飞力著作给予的又一启示。此书中译本的出版，很可能引起中
国同行对孔飞力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兴趣，并且进一步研究19世
纪中叶地方军事化与此后几十年地方军事化的异同，研究19世纪
中叶农村名流与地方行政关系的状况与此后几十年状况的异同。
我想，这一定也是孔飞力乐观其成的。　


王庆成　


最新中文版序言　

　
我在几乎40年前完成了对本书的研究，而在当时还没有掌握
清代的原始档案。此后，研究的机会大为增加，如果我重新撰写本
书，料想它的内容会相当不同。但我的几位近代史研究所（指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者）的好友说服了我：这是一个
（当时）十分年轻的学者依靠当时所能掌握的史料试图以新眼光审
视这一课题而写成的一部不尽完美的著作，加以利用，是会有一定
的价值的。因此，除了作了几处小的修改外，我不打算重写本书，
而冒昧地仍以这一老的不尽完美的版本送给我的中国朋友。我希
望它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友谊，加强学术合作，并期待能得到你们的
评论和指正。　
孔飞力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2001年6月　
（杨品泉　译）　

　


平装本序言　

　
自本书问世以来，关于中国地方政治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
就，以致如不对本书作广泛的修订，再版就很可能是一个错误。但
是在未作修订时，我至少与读者有着某些共同的想法，即如果我要
修订，该如何进行。我现在考虑有两个要点：（1）19世纪50年代
的军事化与19世纪20和30年代社会紧张局势的关系；（2）根据
北方教派传统的新知识来衡量我的总分析构思的贴切性。　

1。　关亍清朝地方控制衰落的时间　本书总的论断是，虽然清
朝对1796至1804年白莲教叛乱的反应暴露了它的正规军的虚
弱，并且提高了地方名流在民兵防务方面的能动性，可是使力量对
比不利于中央控制的官办帝国军队而有利于在地方征募的私人非
正规军的因素，主要是19世纪40和50年代的地方军事化。根据
这一军事力量的再结合，我展示了一幅在其他行政领域中权力下
放的图景，这种下放直到20世纪还对地方行政的形式产生影
响。①　

①　后来我继续探究了我在本书第六章中关于这种19世纪名流的能动性对20世
纪地方行政的影响的见解。见拙著：。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的问
题。，载魏斐德和卡罗林〃格兰特合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冲突和控制。（伯克利和洛
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257－298页。　

权力何时开始下放和在此过程中军事化的相对重要性的问


题，现在被詹姆斯〃波拉切克的论述19世纪20年代时期地方名流
能动性的重要研究著作弄得复杂化了。①情况显然是，漕运制度
中的附加税率的增加引起了长江下游某些地区的一批低级功名拥
有者（生员和监生）的抵制。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些人组织了
地方的合作网络，不但用标准的包揽的方法抗缴过高的税赋，而且
通过。京控。的渠道去控告地方当局。这类地方网络成了官府镇压
的目标，所以这种运动从未能顺利进行。②当我进一步阅读这种
材料时，我产生的印象是，波拉切克向我们展示的可能是地方名流
侵入正式的地方财政管理机构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这个过程在
19世纪20年代的背景中是不合法的，但在50年代的背景中不但
变得合法了，而且甚至得到了鼓励。国家原来认为是地方名流的
一种不可容忍的放肆行为，在镇压叛乱的背景中成了承担地方权
力的必要行动。于是，与其说军事化是给了名流动员的机会，倒不
如说是它给了发展初期已经进行的活动合法化的机会。这里的主
要反对意见是，波拉切克所举之事例都与江南有关，而我在本书第
四章详细叙述的军事化则是在迥然不同的地区背景中开始的。但
是，我至少倾向于认为，漕运制助长的地方能动性象征着一种更广
泛地参与地方管理的趋势和能力。低级的名流早就能够参与这种
管理了。他们的管理权能在一代人以后江南的名流抵抗太平军时
变得合法了。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19世纪初期中国的文人集团和文人政治。，博士论文（加
州大学，伯克利，1974年）。　
②　见拙著。中华民国的地方税制和财政。中一个这类事例的概述，载。远东研究中
心论文选。，第3期（芝加哥大学，1979年），第114页。　

2。　重新考虑地方组织的原则　本书的大部分文献材料来自
华南和华中。如果我根据近期的研究进行修订，我一定要更系统


地论述地方军事集团的领导、规模和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材
料出处的地域性。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论区域贸易体系
和城市等级组织的著作已经提出了对地方社会形式进行分类的可
能性，这些形式的不同与经济组织的地区类型——每个。自然地理
大区。有从中心区直到边缘区的几种类型——有关。①根据施坚
雅的模式提出的合理的主张必须先经过军事化材料的检验，才能
够使本书反映出最新的研究成果。首要之事是要更精确地确定在
军事化最早发展起来的交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特点，以及军事化
从交界地区扩大到大区的中心区的系统特征。　
对这一研究的另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提高大概是有
条理地探讨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差别。尤其我要修改我称之为地方
社会中。正统的和异端的。组织形式之间的同型性的某些不花力气
的概括。　

①　见施坚雅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的论
点；以及在前引的。论文选。导言（第7－9页）中我们就这一论点如何扩大到一个被分
析的。地区。体系的讨论。　

我当然首先要重新考察把华南的秘密会社网络（天地会）认定
为异端组织的肤浅的主张。迈伦〃科恩在一次与我进行的私人谈
话中指出，确定天地会性质的正确方法是，应该把它看成是。不合
法的，但又是正统的。。会徒们不但仿效正统的亲属关系的形式，
而且也接受君主制是一个定制的传统的（虽然是复辟的）观点，这
些都说明把他们包括在正统的世界中是合适的。既然根据其亲属
关系、等级、君王和历史的观点（人们必须承认，对所有这些都要以
某种世界观来认识），这一黑手党式的集团的确是正统性的，所以
我们在看到他们的军事化形式在某些方面与绅士领导的组织形式
相似时就不会惊奇了。在这一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们与


北方的教派传统不同。　

韩书瑞（Susan　Naquin）在她的论述1813年八卦教叛乱、如今
为第一流的研究著作①中，在以后的论述1774年王伦起义的著
作②中，都给我们详细描述了另一种组织形式，它一定会引导我
们就地方军事化如何与其地方发源地发生关系的情况作出更高水
平的总结。韩书瑞恰如其分地批评了我的假设（本书第170页），
即。同一类的联系和同一级的组织。被发现可以超越正统的和异端
的亚文化群的界限。③　

①　。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
年）。　
②　。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即将出版，引用征得作者的同意）。　
③　。中国的千禧年叛乱。，第324页。　
④　例如，见韩书瑞：。山东的叛乱。，第65页。　
⑤　同上书，第66页。　

韩书瑞再现的世界展示了另一种组织选择形式，它显然是教
派传统所特有的。第一，白莲教的会堂明显地与定居的形式不一
致。在村一级，信徒们典型地只包括村的一部分居民，会堂典型地
超出村的范围。在更高的一级，教派并不集中在商业城镇，也没有
一套反映市场等级的等级关系。相反，教派由一些互不联系的小
会堂组成，它们的会徒可能是从附近若干村吸收进来的。与其他
会堂的松散联系可能是由教派首领貌似无目的的漫游所造成④。
一般地说，首领们是职业的游荡者，即江湖医生、武术教师（各种
。拳师。、剑师等）和瑜伽功教师。他们的许多徒弟也从事类似的行
业；韩书瑞指出，有一个集团内有。江湖女戏子、雇工、推车工“和”
出售鱼、豆腐干和马的商贩。⑤。　

这些教徒的职业使人联想到了农村社会中的一种地方间的协


调活动形式；实际上，这种形式是与。等级巢穴组织。①的行政－商
业体系中的生态现象并存的一种补充的生态现象。按照这种形式
生活的人在各村之间的横向移动比他们沿市场交易的路线向更高
级的定居地移动的情况要多。如果能证明这种补充的生态现象已
经存在，它将帮助我们去了解异端教派亚文化群的地区特点以及
它与正统的亚文化群的差别。最后，关于这两个亚文化群如何相
互起作用以产生不同形式的地方军事化的问题，现在有可能提供
一些有根据的见解了。为了方便起见，我在下面称那种与正统有
关系的地方间的协调活动为。同心巢穴。形式*，称那种与异端有
关系的地方间的协调活动为。流动商贩。形式**。　
首先，按照同心巢穴形式生活的人的移动和相互关系，是沿着
从农村到面向它们的集市中心、再到更高级的中心的道路和河流
进行和发生的。那些最适应这种生态环境的人与交换、学术、祭祀
仪式和社会管理的长期性机构和制度相互影响；它们的形式有：等
级市场体系的货物集散地；教育、吸收官僚和尊孔的一套官方制
度；佛庙和民间其他宗教的庙观；县衙门中负责诉讼和岁入的机
构。可以这么说，这种形式与制度的关系是。密切的。：一切按部就
班，有长期的居所，等级分明。农户至少因它们的纳税义务而被纳
入这种形式之中，并且程度不同地为市场生产和加工货物。　

①　原文为。nested　hierarchies。。　——译者　
*　原文为。nested…Concentric。mode。　——译者　
**　原文为。tinker…peddler。mode。　——译者　

第二，按照流动商贩形式生活的人的移动和相互发生关系的
路线与等级商业－行政体系的路线无关。。江湖医生。或拳师的路
程像补锅匠或货郎的路程一样，很可能是在各定居点间横向走村
串户，而不是通过市场体系纵向移动。这种地方间的协调活动的


形式与制度的关系。松散。：出没无常，居无定所，等级模糊（事实
上，我们不清楚拳师和江湖医生是否像补锅匠和货郎那样一定要
定出他们的外出路线）。这种形式没有大规模的长期性组织网络，
而只需要地方单位之间的松散联系。对教徒来说，只有当一个具
有吸引力和冲劲的非凡领袖组成一个有许多村社的信徒的临时性
联盟时，大规模的网络组织才会出现。　

如果假定上面概括的两种协调活动形式作为互不相关的体系
存在，那也是不合理的。相反，我们可以假设大部分的农民都参与
了这两种形式的某些方面。但到什么程度？在承认这两种形式是
想像中的典型形式的情况下，人们就可以假设它们与历史变化过
程的相互关系：社会动乱和行政力量的虚弱会削弱把人民结合成
同心巢穴形式的力量；造成村社闭塞的过程会使流动商贩形式成
为农村地区相对地说更为强大的协调活动形式。①　

①　我在这里间接地涉及了施坚雅的一篇有启发性的论文：。中国的农民和封闭的
村社：一个开放和封闭的事例。，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卷13第3期，第270－281页
（1971年）。　

以上一切与地方军事化问题的关联在于这两种形式在某些条
件下结合的能力。首先，要注意这两种形式在军事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