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一部关于建国的纪实文学-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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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忘记的。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登报了，苏静奉命出城向“林罗聂”汇报城里情况。一进门，罗荣桓便问他：“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苏静说，不清楚。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邓并同他一起去见傅，务必要告诉邓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这时，苏静还未看到这封信，也不知道傅作义的那封《上毛泽东书》。但他明白，罗聂如此重视这封信，很可能是党中央，甚至就是毛泽东查问了此事。
傍晚，苏静回到城内，找到邓宝珊。邓宝珊困惑不答，迟疑良久，才拿上信，两个人一同去了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情绪很好，问这问那，与苏静热情交谈。邓宝珊乘机到内屋，将信交给了傅冬菊，傅冬菊看了信，也没敢交给傅作义，而苏静也绝口未跟傅作义谈这封信的事。
2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傅作义看后，果然情绪异常激动。两天后，他在给*、罗荣桓的信中说：“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全部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此时，距*将信交给邓宝珊已经半个月了，北平和平也已生米做成熟饭了，不管什么样的果子，他傅作义也只能吞下去了。
邓宝珊当然是深知其人的，傅冬菊更是深知其父的。无论如何，傅作义都是个有尊严的军人。
辽沈战役，首战义县，攻城部队战前大挖交通壕，直挖到敌阵地前，以敌人手榴弹投不到为准，既可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又能大大减少伤亡。苏静见了，立即报告*，*未置可否。苏静知道，*一句话不想听两遍，但他还是去*那儿又讲了一遍。这次*果然极为重视，立即给攻锦州部队发电，要求每师用2/3兵力挖交通壕。而敌守城司令范汉杰，见到城下那么多蛛网似的交通壕，就知道守城无望了。
苏静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做什么——无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风险。
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无论如何也要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许多与苏静差不多的老资格的机关干部授衔大校。
苏静是中将。
那也只能是个默默无闻的将军。
军人是讲战功的。将军的荣耀，莫过于提起名字，就能让人联想到一串辉煌的战斗、战役了。可对苏静来说，哪个著名的战斗、战役，是你带兵打的？你身上挂了多少彩？就算那“苏静能当10万兵”，不也就是些情报、建议吗？
他只能属于另一类的无名的名将。
因为师范毕业（在当时的红军中，这无疑是高学历、大知识分子了），参军就当了参谋（用今天的话讲，叫“坐机关”）。如果他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可能早就下去带兵打仗了。可他实在太出色了，不可替代，再加上不喜欢宣扬自己，就注定要默默无闻了。
四、傅作义之义——他不是战犯了
“帮助成功者速成，不是依附成功者求发展。”
这是第一次谈判期间，“剿总”联络处少将处长李腾九，给谈判代表崔载之的电报中的一句话，表达的当然是傅作义的意思：我傅作义与共产党和谈，并非谋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和平，为国家、民族着想。是战是和，我已仁至义尽了，现在就看你共产党的了。
如果认为傅作义只是一位三星上将，一介武夫，那就错了。从张作霖到阎锡山、白崇禧，都是集军事、政治于一身的全能型人物。他们饱经世故，老谋深算，见风使舵，狡兔三窟，用民间大众的话讲，个个都是“九尾狐狸精”。不然，能在一方天地中“王”起来吗？
不过，比之那些为了一己的私利，不择手段，无所不为，甚至卖身投靠的大小军阀，傅作义还是个比较纯正的军人，也颇有中国心。
1936年绥远抗战前，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到绥远“访问”傅作义，说傅将军在华北威望最高，应该站出来为华北人民做一番事业，改善日中关系，大日本帝国一定会全力支持你。傅作义正色道：华北是中国的领土，决不许任何人搞什么“独立”。板垣又提出什么蒙绥“自治”，傅作义义正词严：我是国家边防负责人，守土有责，决不允许任何叛离祖国和民族者来犯，使国家领土受到损失！
第七章 能战方能和（3）
自长城抗战后的12年抗战，无论刀兵相见，还是此类“访谈”，在民族大义上，傅作义从不含糊。
谈判桌上，傅作义作出一种“助人不为己”的模样，是因为觉得手里有牌，可以与对手叫板，讨价还价。
第二次谈判，有个“会谈纪要”，傅作义看罢，什么没说。周北峰有些着急：人家说了，所有各项，务于1月14日午夜前答复的。
傅作义道：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
就“说”来个天津城枪打炮轰，一城血火。
涿州城小，人也少，城内1/3为空地，那时枪炮现代化程度又低，火力的威力、密度自然也差，却已使城内军民死伤无数。北平呢？一切正好相反。好在北平人民算是躲过一劫，可天津那一城血火呢？
几十万军队龟缩北平城，200多万军民要吃要喝。各部仓促守城，事前很少积存粮草。老百姓买不到粮食、蔬菜、煤炭，米珠薪桂，贫苦市民眼看陷于绝境。国民党的运输机不敢低飞，一袋袋大米、白面，好多投入北海，没有喂鱼的就被军民争食。除了寒冬腊月没有长春那么冷，这情景不就与黑地上的那座死城一模一样吗？
傅作义肯定会想到长春，可他是为了避免出现又一座饿殍之城，才决定和平起义的吗？他是手里没牌了，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了。就是当年在涿州，若是不投降，到头来他傅作义不也只能是一具饿殍吗？
须知，他是把妻子、孩子送去重庆表忠心，押给老蒋当人质了。而这对平津人民意味着的，却是一种什么样的凶险啊！倘是郑洞国守长春那工夫，看上去国民党好像还未大势已去，或是天津果真像傅作义期望的那样，能守上一段时间，连老婆孩子都赌上了的傅作义，会如何动作？那多弹药、少粮食的北平，会成了什么样的人间地狱？
没人说傅作义把平津两市的人民当了人质，他倒是煞费苦心地营造文物盾牌，以使对手投鼠忌器。天津的200万人民，北平的200万人民，与长春的草民百姓、芸芸众生一样，好像都不算数，什么也不算，有没有都无所谓，没往心里去——这不是比成了人质更悲惨、更凶险、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吗？
1月22日，国民党绥远省主席、省保安司令和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董其武中将，乘飞机到北平见傅作义。
9月19日上午，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官员和各族各界代表30余人，在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了绥远起义通电签字仪式。
辽沈战役打了50天。淮海战役打了64天。创造了“三种方式”的平津战役，战史上说是从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62天。其实比较完整地说，应该是到“九？一九”绥远通电起义——再过12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
用战斗歼灭敌人的天津方式。
兵临城下，用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敌人用和平方法，迅速、彻底地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北平方式。
有意识的保存一部分敌军，待一个相当的时间瓜熟蒂落，再将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绥远方式。
1974年4月，傅作义病重住院，周恩来去医院看望，说：“毛主席叫我来看你来啦！”
傅作义已经神志不清，周恩来凑近他的耳边，说：“你对人民立了大功！”
战犯与功臣，那距离有多远？
无论如何，还是国民党最后一任北平市长刘瑶章说得对：“北平和平解放，当然最直接受益的还是北平市全体人民。”
蒋介石能够终老台湾，当然应该感谢龙王爷。
傅作义呢？是不是需要谢谢北平那些文物古迹？
五、“杀头将军”与“抹泪将军”
1月21日下午，傅作义召集“剿总”副参谋长以上官员及所属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由参谋长李世杰讲述一下和谈的大概经过，随即宣布和谈协议。
居仁堂一片沉默，万千滋味儿涌上心头，一时间又难说什么滋味儿，反正绝对不会是好滋味儿的沉默。
突然有人哭起来——那是一种五内俱焚的痛不欲生的痛哭，哭的人是4兵团司令李文、9兵团司令石觉、16军军长袁朴等人。
袁朴边哭边叫着：“对不起领袖呀！对不起领袖呀！”
也真够叫人心酸的。
只是现在哭天抹泪的有什么用，之前都干什么了？
国民党军队各顾各，互不相帮，甚至见死不救，互相拆台，已成传统保留节目。
第七章 能战方能和（4）
辽沈战役中，锦州打得红天血地，塔山打得血地红天，蒋介石“东西对进，会战锦州”的另一路人马，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就在彰武、彰武台门、新民以西徘徊不前。蒋介石连电催促，廖耀湘回答不是“桥梁未架好”，就是“正准备前进”。
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被围，向驻防徐州的邱清泉乞援。参谋总长顾祝同也飞去徐州，责令邱清泉增援。邱清泉以徐州危险为借口，就是按兵不动。
1948年1月，35军新32师涞水被歼，军长鲁英麟自杀，原因之一，也是中央军不积极支援。
35军被围新保安之初，死神曾两次为35军闪露生机，最后一次就是援军104军攻至马圈时，两军已经一望可及了。可生死存亡之际，郭*竟为译电员把安春山那个“西部地区总指挥”头衔，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与安春山怄起气、斗上嘴了。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将军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吗？
安春山后来在*中表示，他就是不愿解35军的围，而是愿意35军败。
这就简直让人怀疑安春山是不是共产党了。
邱清泉是黄埔出身的“天子门生”，黄百韬兵团为广东部队。国民党的中央军装备好，又是“正宗”，自然盛气凌人，一向不把地方杂牌放在眼里。军阀混战，中央军与地方军又大都打过冤家，彼此宿怨很深，见死不救看笑话，也就见怪不怪挺正常的了。
可同为察绥军，郭*和安春山尚且如此，国民党落到如此田地，那还有什么说的呢？
天津攻坚战，*第四次单调号称“攻坚老虎”的6纵17师，为战役总预备队，准备随时从城西1纵的主突方向加入纵深战斗。
17师在山东抗战时，就以善使炸药攻坚著称。“八？一五”后闯关东，山海关保卫战，用炸药炸得全美械装备的13军找不着北，先说苏联红军支援土八路“新式武器”了，又说土八路有“电光炮”。攻占长春，17师又用这“手中炮”炸得敌人魂飞魄散。四平攻坚战（三战四平），四平没打下来，可17师一路轰隆轰隆推进，打得最出色，从此“攻坚老虎”美名天下扬。
像四平攻坚战一样，天津攻坚战，17师也是从1纵的突破口打纵深。四平攻坚战打了一天一夜，17师才获准出击。这次，眼瞅着天津城已经突破了，师长龙书金两次请战未果，“攻坚老虎”不干了。这功劳不都让人家抢去了吗？49团团长张实杰，命令全团准备攻击。
1纵一个科长警告他：你不服从命令，小心司令毙了你！
张实杰冷笑道：我就不信共产党会有这种事！
打下天津后，共产党自己又“打”了起来。
李天佑来到天津前，指着东总作战科副科长阎仲川的鼻子：你们司令部乱通报，金汤桥是我们1纵先打下来的！
问题不在于战前战后打嘴巴子官司争功，而在于“谁英雄，谁好汉，战场上比比看”。三战四平后，各纵纷纷邀请“攻坚老虎”去传授、介绍炸药爆破经验，当时的49团团长李杰功就去了1纵。而今，别说东北野战军了，这“手中炮”早已成了全国各地解放军的攻坚利器。只是这“攻坚老虎”毕竟是“攻坚老虎”，一投入战斗就显出股非同一般的劲道，可又有谁甘心落后呀。1纵副司令曹里怀和1师师长贺东生奋勇争先，乘坐装甲车在环城的北马路上开路，撞毁两处工事，跟进的部队立即冲杀进去。
——我是主力，主攻就得是我的，不然还叫什么主力？
——你是主力又怎么的？主力是天生的呀？主力就叫你们包下了？谁打得好谁就是主力！
5师在苏北就爱打“小报告”，说人家“坏话”，抢急难险重任务。在东北，则成各纵师团营连，乃至战斗小组的“通病”，抢任务，嗷嗷叫。*又提倡“打没有命令的胜仗”，有命令，没命令，枪炮声就是命令，呼家兵，杨家将，七狼八虎一齐上。
辽沈战役中的辽西大会战，几十万大军打了个把月，许多人轻伤不下火线，更多的人已经累脱相了，仍然急行军，强行军，马不停蹄赶奔辽西。打沈阳更是拼命向前，唯恐落在别人后边。虽然其中也有去沈阳“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