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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

杜甫诗选注-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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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中原,指洛阳。阔,阔绝。是说许久得不到家书。北斗,指长安。深,深入。所谓“犬 

戎直来坐御床”、“犬戎也复临咸京”。 

      '三二'二句言作客很可怕,常有生命之虞。千里井,赵次公云:“考千里井有两事:谚云: 

 ‘千里井,不泻剉(饲马的草料)。’以其有汲饮之日也。唐有《苏氏演义》小说者,载《金陵记》 

云, ‘日南(郡名)计吏,止子传合间,及将就路,以马残草,泻于井中而去,谓无再过之期。不久, 

复由此,饮于此井,遂为昔时判节刺喉而死。故后人戒之日: ‘千里井,不泻到!’或又云, ‘千 

里井,不堪唾。’亦是古语。故陈徐陵作《玉台新咏》,载刘勋妻王氏杂诗云:‘千里不唾井,况乃 

昔所奉。’为客于外,所逢者,皆千里之井也。然谓之 ‘畏人’,则到节刺喉,于义为近。”《礼记: 

曲礼上》:“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向俗。”因怕触犯忌讳,故须问俗。箴,是一种寓坝诫的文 

体。《汉书:扬雄传赞》:“雄以为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扬雄有《十二州箴》,见《古文苑》。 

古代分中国为九州,问俗而至于九州,见得作客还不是在一个地头。 

      '三三'依旧,至今,是通计七五五年至七七○年说的。兵乱如此,看来真是”为客无时了”了。 

      '三四'二句回到风疾。尸定解,是说必死于道路。又老、又穷、又作容、又有病、吃药又无效、 

世上又这样乱、伤心的事又这样多,岂非必死无疑? 《晋中兴书》,“葛洪上罗浮山(在广东增城县 

东)炼丹,亡时,颜色如平生,体亦软弱,举尸人棺,其轻如空衣,时咸以为尸解得仙。”尸解是道 

家术语,《后汉书:方技传(王和平恃)》注:“尸解音,言将登仙,假托为尸以解化也。”不想直 

说死,故用葛洪尸解自比。《三国志:蜀志:许靖传》:“董卓秉政,靖惧诛,奔豫州刺史孔油,伷 

卒,依扬州刺史陈袜,袆死,依会稽太守王朗。孙策东渡江,靖走交州避难,身坐岸边,先载附从, 

疏亲悉发,乃从后去。当时见者,莫不叹息。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后人 

蜀,先主以靖为太傅。年逾七十,卒。”杜甫挈家逃难,有似许靖,故以自比。但不免死于道路,半 

途撇下家小,所以又说“力难任”。 

      '三五'浦注:“结联语妙,思之失笑。家事只靠丹砍,则将登仙乎?况又无成也,作霖,乃活 

人之本,而以涕为之,则是饮泣待毙耳。言外若曰:亲友亦念之否?”按此解极精到,并深得“作” 

字意。以上为未段,言兵戈尚乱,而一命垂危,不得不以八口相累,希望亲友们原谅、哀怜。为呈诗 

主意所在。我们不难推想:这首可以“动天地、泣鬼神”而又“精妙绝伦”的诗,是生了效的。否则, 

他死后的一家生活,殆难想象。论到杜甫的作品,我们认为杜甫往往用五言排律来写投赠诗,为的是 

可以“因难见巧”,显示个人的学力和艺术修养。这话虽不错。但还不全面。我们知道,唐代是以诗 

取士的,如果就所用诗体来说,其实是以“五言排律”取士,因为参加进土考试的照例是写一首五言 

排津。可知 “五言排律”乃是当时官方批准的一种正规诗体。因此,用这一诗体来赠人(特别是一 

般权贵或亲友),还含有表示郑重其事和尊重对方的意味。而这,也就是杜甫在伏枕呻吟的情况下还 

不能不采用这一诗体的客观的社会的原因。然而,这并没有把杜甫难倒,他恰如其分地说出了他所要 

说的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他最后的一篇示范了,按李白因附永王璘,坐系浔阳狱, 

中丞宋若思为之推覆清雪,释其囚,并使参谋军事,故白所作《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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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一诗,即用五言排律体。意亦在表示郑重,李白本不喜作律诗, 

排律尤少,仅三首,其赠诗采用此一诗体,显然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习气。——此诗首段,郭老 

说是杜甫“大历三年冬初来长沙时的回忆”,似可商榷。一,杜甫来长沙,不是大历三年冬,而是四 

年春,如是回忆,所写景物应是春景,不应有“岁阴”之文。二,诗言“时物正萧森”,时物乃指当 

时所见之物,与回忆口吻不合。三,诗言“舟泊常依震”,此舟当即诗题“风疾舟中”之舟,不可能 

是回忆中之虚舟。四,如果一开头就是一大段回忆,杜甫照例要用“忆昔”、“忆昨”、“往者”一 

类字样向读者作交代,现在这段诗中却连一点回忆的痕迹都没有。因此,我仍然认为这首诗写于大历 

五年冬,是杜甫的绝笔。后 记 

     一九六二年,是诗人杜甫诞生的一千二白五十周年,同时也是杜甫作为 
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来纪念的一年。那时我正在北京,参加 《中国文学上》教 
科书的编写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为了配合纪念活动,特来相商, 
拟将拙作 (《杜甫研究》)中的作品注释部分改编为《杜甫诗选注》。也知 
我一时势难兼顾,建议我只作些小的修订,并即以给《诗刊》写的那篇题为 
 《人民诗人杜甫》的纪念文字用代“前言”。我有些为难,但还是接受了。 
经与编辑同志磋商,将原选二百六十六首删去了八首,增选了二十七首,共 
得二百八十五首。大约是一九六五年,我曾看过这个修订本的清样,于今已 
是十多年,我早把它忘却了。 
     最近,出版社仍拟将该修订本付印,要我再次作些修改。在粉碎“四人 
帮”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下,虽自觉年力就衰,但还是乐于承命。这次没有新 
增篇目,只删去了四首,所以这个选本实际上是二百八十一首。对于注释, 
则作了比较全面、细致的修订,有的甚至不惜推翻自己原来的说法,如关于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群童”。 
      “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这是白居易《李白墓》一诗的 
最后两句,对杜甫也是完全适用的。李白死时,还有他的从叔当时著名的篆 
书家当涂县令李阳冰为他料理后事,给他报丧,还为他的文集作序,死于何 
年何月何地,都有明文记录。至于杜甫,那就凄凉得多。“死去凭谁报?” 
没有任何人啊,只有诗人曾经歌颂过的那“乾坤日夜浮”的洞庭湖水!仅仅 
凭了诗人自己写的幸而流传下来的那篇追酬高适的诗,我们得知他是死在大 
历五年,从而纠正了所谓正史的《旧唐书》的错误。但是,究竟死在这一年 
的哪一个月,死在什么地方,怎样死的,却缺乏明文。这样也就形成了一桩 
关于杜甫之死的争论不休的老公案。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有一点需要说明: 
我不认为凡是主张病死一说的便是为了要美化杜甫之死,因为这根本说不上 
什么美化,正如主张死于牛酒一说之不足以丑化杜甫之死一样。我们需要的 
是实事求是。有关杜甫之死的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是杜甫的《耒阳阻水》和 
 《风疾舟中》两首诗。这两首诗,我都选录了。关于这两首诗,我曾写过两 
篇小论文,对杜甫不可能死于牛肉白酒,有所论证,请读者参阅拙作《杜甫 
研究》附录。 
      “李杜优劣”,是又一聚讼纷纭的老公案。有的扬李抑杜,有的扬杜抑 
李,有的是就诗论诗,有的则兼及思想作风、生活细节方面。过去,我自己 
也未能摒除这一积习,存在着抑李扬杜的偏向。这种偏向,有时也流露在社 
诗的注释中,这次都作了必要的修订。在对杜诗的评价上,苏拭的眼光是并 
不高明的,只看到杜甫“忠君”这一消极面,远远落后于他的前辈白居易。 
但在总的对待李杜二人的看法和态度上,却比白居易更为客观、持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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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杜陵杰,名与摘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次韵张安道 
读杜诗》)这最后一句,把李杜二人比作端午竞渡中的两只龙舟,很新鲜, 
很生动,也很恰切。我们现在自然看得更清楚。在创作上,李杜二人原不是 
走的一条路、乘的一条船。他们打的旗号,一边是浪漫主义,一边是现实主 
义,分道扬镶,各奔前程,而又各有千秋。正是“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 
因此,我现在认为,在谈论这两位大诗人时,最好不要把他们扭作一团,分 
什么你高我低。而且这样做,首先就不符合他们二人之间相互尊重的精神。 
杜甫说:“白也诗无敌”,态度固然十分明朗;李白说,“飞蓬各自远”。 
寓意也是可想而知。 
     以上便是这本小书改编的来由和个人的一些想法。 
     在先后两次修改过程中,我都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大力协 
助,给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对我有很大帮助和启发,谨在此表示我的谢 
忱和敬意。 

                                                              萧滌非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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