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警察生涯-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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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丰子、大刘他们唾星飞溅、口若悬河地神侃，我丝毫不觉得他们是什么低级趣味，相反，我忽然觉得这些年轻的战友们是那么可爱。我们的枪里面子弹不多，真要打起来十秒不到就打完了，所以上级强调只许点射不许连发。防弹衣遇水就失效，事实上我穿的防弹衣已被用了三五年，冒雨执行任务时不知道被淋过多少次，按国外的保养规格早该扔垃圾堆了，挂在我身上纯粹是一心理安慰。头上的钢盔更是年代久远，重量压得自己又是头疼又是耳鸣不说，还根本抵不住五四手枪和仿AK47类长枪的近距离射击。
这些情况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但是也都明白意见提了也是白搭，在上级眼里，城市里的大规模枪战永远是小概率事件，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投入大批资金来更新警务装备是不现实的。陈班长说了，我们中间如果没有一个人在枪战中被打死的话，是没有人会记得给我们换防护装备的。当年要不是李亮中枪，估计我们到现在还是三个人操着一把手枪和两根烧火棍巡逻呢。
在大熊准备给大家讲第十个段子的时候，电台呼叫说暂时解除戒备大家可以下车透气了，同事们狂吼着纷纷涌下车去伸腰捶背。我正打算伸个懒腰，突然心头大震起来，一时间愣着不动，不由地痴了。
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上，自己昔日的女友正挽着一个男人幸福地行走，她穿着比读书时更漂亮的衣服，脸上的笑容是那么甜蜜和满足。而我，除了衣服湿透和污迹斑斑外，浑身还散发着汗臭和枪油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这让一向骄傲的我顿时觉得自惭形秽，忽然回想起读书时骑着破单车带她到长江边看夕阳那白衣飘飘的年代，那时候我们是多么地容易满足和向往爱情，未来在我们眼前完全是一幅纯真美好的画卷。
我生怕她见到我，把钢盔帽檐压得更低，在她心目中，一贯优秀的我即使进了公安局也是给领导当秘书，在机关里起草文件，怎么可能在大街上扛着枪吃灰呢，我心中一阵凄然。
其实每个人，尤其是男生都时常在突发奇想时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凄美的境地，往往设想自己如果和昔日恋人相见会是什么情境，部分人会把保尔和冬尼娅的雪中碰面作为范本，有点不堪，但是又夹含着几分略带苦涩的痛楚。多数人则会设想自己风度翩翩，挟着公文包，带着高级白领或者暴发户的自信如日剧男主角般意气风发地行走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而自己的前女友则形容憔悴，带着已婚女人惯有的不幸运和沧桑感。此时每个男人都会有种虚荣心爆棚和报复心得逞的快感。所有的女性观众大可在此指责男人们的无耻和绝情，可这的确是我经过深入思考和自我剖析后得出的经验之谈。
很可惜，那天我成了保尔，而不是想像中的日剧男主角。就像青春期的少年会在躁动时代渴望一场全民皆兵的战争的到来，我在那一刹那也突然很希望有一帮歹徒能及时出现在现场，我和我的战友们迅速操枪和他们在闹市的街头进行一番紧张的生死对决，弹雨如注，血浆四溅，战斗的结果自然是警方痛歼顽敌，作为警方唯一的受伤者，我在身中数弹的情况下用最后一颗子弹解决了匪首，然后浑身鲜血地倒在前女友的面前，留下最后一个足可青史留名的凄美微笑。可惜，事情的结果大多数并不是天遂人愿，望着她和她的另一半的背影渐行渐远，我只能吞下几口口水，收拾起一切痴心幻想乖乖地上车和那帮饿狼去抢队里送来的盒饭。
也许张君被捕对我来说是个好兆头，到单位的当天政治处主任通知我已经被分到了法制科。按理说，像我这样刚分来的大学生应该先到侦查大队去做侦查员锻炼几年才有资格去法制部门，可是考虑到我有律师证和考上了研究生，再加上法制部门一直缺人，党委研究决定还是让我直接去案件审核部门。后来我了解到，因为我们处成立之前最早是归属于刑侦处的经侦大队，组建之初主要招收的是财会和金融方向的大学生，但是对法律很熟悉的尚在少数，所以现在急需补充一批对经济业务和法律知识都熟悉的大学生进来。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法制科就是给群众和民警普法的地方，编编教材出出题什么的，经过主任讲解之后才知道这里实际上是最机要的部门。接受报案、立案、拘留、报逮捕以及移送起诉、劳教全部得在这里审核签字才能往分管处长那里报。除此以外，法制部门还得负责应付日常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连我自己都暗自怀疑能否胜任这个岗位。当然，与那些还在巡逻车里遭受日晒雨淋的同学们比起来，自己只熬了一年就能学以致用，已经是足够幸运了。
我的新领导姓黎，三十来岁，并不是科班出身，但业务能力很强，是从基层的刑警队长一路凭实力做上来的。我和他谈了自己读研究生的事情，并把新学期的课表给他看了，他说已经听政委谈过，最近事情不太多，让我有课尽量去上，没课的时候就自觉过来上班。这让我欣喜若狂，庆幸自己一直遇到的都是好领导。
黎科长当时正收拾行装打算到香港开会，据说是由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和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科合办的二○○○年内地—香港信用证诈骗案办案研讨会，邀请的都是内地经济犯罪侦查方面的业务精英。我们处当时刚好侦破了一起震动全国的信用证诈骗案，黎科长即是主办人之一。
行内人都知道信用证作为一种常用的国际贸易结算工具，涉及外贸合同、提单、保险和票据各个方面，对办案者经济和法律方面的知识要求很高，这个案子办成后一度成为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办理类似案件的范本。我很为能在一个这么有能力的领导手下做事而自豪，并决定今后一定要以黎科长为榜样，争取能独立办出几个轰动全国的大案来。
十月，科长去香港开会。我则返校读书。
法学院的生活是紧张而有序的，先生们对每个学生都严格要求，每次开出的书单都要求我们认真读完并定期检查读书笔记，那段时间自己阅读了大量理论书目，并开始努力培养自己独立思考、不盲目崇拜权威的习惯。诚如一位学者所言：“理论的预测一定要可能被事实推翻，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是没有解释能力的。换言之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而是寻求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这些话鼓励我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工作，都一定要坚持对事实负责，尤其是我所处的部门，动辄关乎别人的自由和前程，更是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和个人颜面得失方面的考量。
和师兄聊起我的这些想法，师兄开玩笑似的问我：“为什么不加上‘对真理负责’呢？”我反问他：“这世界上除了自然规律外真有永行不悖的真理么？我们口中的所谓真理，只不过是具有被人解释为真理的可能性罢了，能对事实负责，已属不易。”师兄笑笑，说道：“你这种想法固然有道理，但是持着这样的信念在司法机关呆，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小子给踢出来。”
德国啤酒、联合国军帐篷和坐台时光
学校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已经到了二○○○年的冬季。课渐渐少了，我正式回单位报到，科长见到我也很高兴，说正愁没人做事呢。鉴于我还没有办案的实际经验，科长安排我先试着做一下接待工作，顺便熟悉一下我们这里的案子。
第二天，科里的同事帮我把办公桌搬到案件接待室，坐我对面桌的大军怕我心里有想法，安慰我说：“哥们儿，把你搁这儿不是要冷落你，多在这儿吵几次架保证你对民事纠纷和经济犯罪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我笑着看看他，开玩笑说：“我知道我这儿可是经侦第一岗，我要是没把好关你们以后准得落个干预经济纠纷的骂名。”大军他们见我并不以为怪，又瞎聊了一会儿便各忙各的去了。
我很感激那帮同事，他们大多是一九九六年成立经侦部门时临时招来的第一批大学生，这些年可以说每个人都办过很多大案要案，但是由于内部论资排辈的惯例，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被提拔和立功受奖的机会，事实上他们这批人早已是处里侦查办案的骨干力量。正因为都是从地方院校出来的，他们才能格外懂得我的心思，毕竟也是从一群刚刚迈出校门、懵懂无知的孩子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就拿大军来说，初看他就是一个不起眼的眯着眼睛的小个子，但是经他手抓过的那些江湖巨骗个个都上过报纸头条。据内勤大姐说，大军只有在讯问拒不交待问题的犯罪嫌疑人时小眼睛才会聚集逼人的冷光，而和同事相处时眼睛里则是堆满了和善。
从第二天起，我便开始稳坐在接待室里，有人来了就接待和受理咨询，无人过来则埋头看书。常常被其他新来的同事称为“坐台先生”。
那段日子不觉间又目睹了世间百态。其实说是接待报案，大部分来访的人反映的未必就是刑事案件的问题，比如有次有个商户跑来反映一家公司欠他三十万的货款久拖着不还，请我们去封账户和抓人，我笑着问他：“借钱不还够得上犯罪么？如果没有欺诈行为的话只能归法院管了。您还是找律师写诉状帮你到被告所在地的法院去打官司吧。”
谁知道那位商户倒振振有辞了：“他不还我钱我就得家破人亡，当然是犯罪了，再说找律师和法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你们警察力度多大啊，不还钱就关他狗日的。如果去找法院，说不定好不容易打通环节给判了，人家又赖着不给，我又得去执行庭疏通关系。”
我对他的理论还没反应过来，他又凑到我面前说：“小兄弟，咱们警民一家嘛，你们帮我追到钱，我返两万块钱给你们，就算是我赞助你们机关建设的费用吧。”我坐在那里简直要瞠目结舌了，只好连说带劝地把这位财神给劝走。
其实因为这样的民事纠纷案件来找公安机关报案的不知道有多少，以前我们处名叫“经济案件侦查处”，后来就是因为实在怕人误会我们连一般民事案件都管，只好把名字更换为“经济犯罪侦查处”。即便如此，无数人还是拿着民事诉状到我们这里来鸣冤叫屈，我只能苦口婆心地解释民事和刑事案子在构成和管辖上的区别，态度还要非常谦恭，稍微有点不耐烦报案人就号称要到纪委和市人大去告我们冷硬横推不作为了。
由于各区分局在一九九八年以后都设立了经侦大队，作为市局直属的业务单位，我们只负责管辖涉案金额在两百万以上的经济案件以及涉外的经济犯罪。大部分的案子我只能做简单的定性判断，标的不够我们管辖的一般都建议报案人去分局报案。其实这倒还好办，最容易惹起争议的是和检察院管辖的交叉问题，因为严格来说，依照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一般负责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则由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管辖。而实际上二○○○年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划定，纯粹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倒还好说，像那些国有改制的企业、国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身份各司法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都没有统一的界定。
一起国有公司领导挪用国家资金的案件给报上来，常常是检察院那边称该公安机关管辖推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又声称此类案件应属检察部门负责给打回去。其实不只是报案人像被推皮球似的疲于奔命，我们自己也是一头雾水，因为很多东西既然还没有权威的解释，我们任何自做主张的行为都可能开一个错误的先例。这种情况虽然后来在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后得以解决，但当时常常为了这些问题和报案人吵个口干舌燥也无法说服对方。从某种程度上说，法治目标的实现是个渐进的过程，当法条得以细化和完善之前，那些因之产生的争议和摩擦其实都是增加了我们的司法成本。
说句实在的，和过去在巡逻民警处接触的人相比，来经侦部门报案的一样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细心观察一番，倒也可以发现不少有代表性和有趣的人物。
比较显派头的是一大款，他带着一群“随从”缓步迈进接待室，每个“随从”都西装墨镜，团团围在我面前坐下，像一九八○年代流行的香港黑社会片的场景。大款也不说话，凡事都由他先告诉秘书，再由秘书转述。我烦了，心想你抖什么威风啊，忙问道：“你是不是不懂中国话呀？”大款气量还比较大，忙以一口方言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