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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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吧台准备餐食，小姑娘站前门边上，我在厨房洗碗，各做各的事，绝无懈怠或闲聊之举。开始
时我觉得日本人真是好傻，后来我不得不佩服他们做事的规范。店打烊的时间是晚上9点半，照
通常的规律8点半以后还没客人就基本上不会有人来了，但我们3个人即使无事可做也要坚持自己
的岗位直到9点半。到9点半，大木先生说：好，今天结束了，辛苦大家了。一天的营业才正式结
束。
在ITALIAN，我成为了专家级的洗碗高手。第一遍先用水冲，第二遍用一盆稀释好的洗碗精洗。
然后用凉水冲一遍，热水冲一遍，再用凉水冲一遍。一只碗会洗上5遍，这就是日本餐馆的洗碗
方式。店中的厨房比一般人家里还洁净，碗碟杯盘都用很干净的毛巾擦干，整整齐齐地放在一边
。
我的工资是一小时620日元。每天工作3个小时，晚上6点半到9点半。这3个小时的薪酬，相当于
我母亲一个月的工资。3个小时就可以让我母亲不用工作，这成了我的动力源。（眼快首发更新Yankuai）
我工作相当认真，举止也算彬彬有礼，大木先生觉得我人不错，打烊后经常喊我出去吃饭。他是
土生土长的日本人，第一次接触外国人比较好奇，想多了解些中国的情况。渐渐地我们成为一种
朋友的关系，无所不谈。我就是从他那里开始真正学到地道的日语。我一周在他店里工作4个晚
上，4个晚上我至少有两个小时和他说日语的时间。从12月工作到第二年3月底，我在那里工作了
4个月。我的日语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后来我和别人介绍大木先生时，都说他是我的日语老
师。
此后我和大木先生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弟弟去日本留学，也和他成了朋友。我还把他请到中国来
过。2007年我去日本，特意带着太太和女儿一起去了他的小店。店门口的招牌，屋里的陈设，一
点没有变化。我看着十分亲切。我对女儿说：“这是爸爸第一次挣工资的地方。”在她心目中，
我大概一直是个做大事的大人物，所以她很吃惊地说：“啊，这么小的店你也来工作？”我说：
“是啊，是刷盘子。”
精益求精渗入了日本民族的血液：我参观丰田的启示
大木先生的小餐馆都如此讲究服务规范，日本的大企业更是将对完美的追求做到了极致。丰田是
离名古屋大学最近的一家大公司。我去丰田公司参观过三次。每一次都让我非常震撼。
我第一次去看丰田汽车的流水装配线时，只见工人们个个目不斜视地干活，完全无视一旁的参观
者。我根据一般中国企业的情形推断，这多半是他们的领导吩咐过的，有人来参观时务必如此。
于是等参观大部队走过去之后，又独自折回去再看，结果他们还是和刚才一样全神贯注地工作。
回去以后我想，这家公司将来一定不得了。果然，丰田日后成为日本市值最大的公司。
丰田人给我们讲解他们作研发时对产品质量的高要求，他们会到汽车修理厂去调查，哪些零部件
容易坏，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此每个月作数据调查，根据结果随时调整新产品的质量标准。他
们对精益求精的讲究，甚至到了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比如，他们为了保证车身下面的钢板
很平滑，就要求工作人员在检测时用手快速划过车身下面，手不受伤才算通过检测。
后来我在美国也参观过福特汽车公司的厂房，在那里工人们戴着耳机，随着音乐边晃动边工作。
我当时很担心他们会不会给汽车少上一个螺丝钉。为什么美国的汽车工业受到日本公司的重创？
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有点相似，总认为把产品做出来就行。而日本人不但讲究把产品做出来，
而且要做到最好。美国的汽车工业非常发达，福特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和日本车相比不是一个
等量级的，未来的距离也会越来越大。
我因此预言，全世界如果只有一家汽车公司存活的话，一定是日本公司，全世界的公路只能跑一
种车的话，一定是日本车。
我当然不是为日本车打广告，而是希望中国企业向日本企业学习，也能将规范管理和精益求精变
成企业的日常追求。
日本电脑奇才西和彦对盖茨的启示
后来我在美国加入微软公司一段时间后，才知道比尔？盖茨在企业管理方面也深受日本文化影响
。
盖茨刚成立微软公司时，客户多为日本公司。当时他是典型的美式风格，做事毛毛躁躁，丢三落
四，交付产品常不守时。这些日本公司就派人整天待在微软，督促盖茨务必准时交货。盖茨一度
还很不理解。后来，盖茨认识了和他同龄的日本计算机界天才西和彦，并成为莫逆之交。微软也
于1977年进军日本市场，西和彦一度当上微软的副总经理，他向盖茨讲述了很多在日本做生意的
要领：（1）日本人讲究信誉；（2）日本人讲究质量；（3）日本人讲究产品的准时交付。这三
点极大地影响了盖茨和微软日后的管理风格。
对我自己而言，我也不得不说日本文化在很大意义上帮助了我，改变了我做事的方式。因为我有
在中日美三国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很多人问我做事的风格究竟受中日美哪国文化影响较多
。其实，
我一直希望能把中日美三种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并且应用在我的管理实践中，这是我的一个鲜
明特点。
刷了几个月的盘子后，我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日本是应试社会，有很多私塾学校，大多是为4~6
年级的小学生开的。我去私塾学校应聘数学老师。私塾学校一般很难招到名古屋大学的学生来做
老师，一听我是名大的，都很愿意我去面试。日本人一般不愿意聘用中国人做教师，他们听我说
一口标准流利的日语，判断不出我是哪里人。再加上我讲课比较好，即使后来知道我是外国人他
们也不介意了。
从私塾里的小学生到初中学生，再到高中学生，我一路教过来。那时我有一句“名言”：只要给
我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我可以教任何东西。不断跳槽的结果，是时薪从洗盘子时的620日元涨
到教私塾的1500日元，再从教初中的2000日元涨到教高中的2500日元。
最后我去应聘名古屋一所名为HAL的计算机学院。学校的名字非常有趣，因为美国有大名鼎鼎的
IBM公司，他们各取I、B、M的前一个字母就是HAL，意即在计算机领域领先于IBM。这是一所专科
学校，相当于中国的大专。我在那里教了两年，时薪上升到4000日元，在日本属于金领一族。我
在HAL教了半年后，才告诉学生说我是中国人，他们都不相信。日语可以好到这种程度，也出乎
我自己的意料。学校方面后来也慢慢知道我是中国人，但因为我课上得不错，学生反馈也很好，
就没有追究了。
打工留给我的财富：比尔？盖茨佩服我的日语
我离开日本已经18年了，日语还是讲得和以前一样好。我看日本的电视电影和看中文片没有差别
，日语几乎成为我的第二母语。这都要归功于在日本的打工经历。
1997年，我还是微软总部的一个部门经理时，开发了一套操作系统，去日本作产品发布。当时是
由比尔？盖茨亲自作了发布演说。此前盖茨对我的个人情况一无所知。发布会的间隙，盖茨正好
跟我及微软日本区总裁坐在一起。我因为有在日本留学的根基，一直用日语与微软日本区总裁交
流。日本区总裁特别高兴，跟我说个不停。见我的日语说得如此流利，盖茨特吃惊地问我：
“Jun Tang不像一个日本名字啊。”我就跟盖茨开玩笑：“I抦 not an American，ethier。”
（我也不是美国人。）言下之意是我也会说英语。这一下，就给盖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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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和导师的冲突，妻子支持我去美国
我拼命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让小兰早点到日本留学。（眼快首发更新Yankuai）
小兰是甘肃兰州人，按照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她会被分回家乡去工作。幸好有一个天津
港务局的分配名额空缺，她毕业后去了天津。那时我已经拿到去日本的出国名额。我俩如果结婚
，将面临两地分居的危机。我俩的打算是，回国之后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我可以把她的户口迁到
北京，留学期间，我也可以去天津看她。当时根本没想到能把她带到日本去。她也是同样想法，
并说等我5年。她的善良与纯真是最打动我的地方。
来到名古屋大学后，我才得知小兰也能以个人名义进名古屋大学深造。这个消息让我俩喜出望外
。在日本时，我们之间靠写信和每周一次的电话保持联系。当我在大木先生的小餐馆打工时，每
周日的晚上8点半，她准时打电话到店里来。我们每次通电话的时间很短，甚至只是想听听彼此
的声音而已，因为一则要省钱，二则我俩都不习惯用过于热烈的方式表达感情。
1986年7月，趁学校放暑假，我坐船回国。就在少年时代辛苦盖成的新瓦房里，我和小兰办了喜
宴。请了些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来吃饭，家里摆了三四桌，在邻居家也摆了三四桌，婚礼谈不上
隆重豪华，倒也简单温馨。结婚7天之后，小兰就和我一起坐轮船去日本留学。
小兰来后，我原来的住处太小，就换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原来的住处租金每月1。2万日元
，新住处涨到1。4万日元。但新住处其实也是小得不能再小，而且同样除了榻榻米外四壁空空。
厨房就是一个点火的炉盘，也没有洗澡的地方。我们要骑上5分钟的自行车到别处去洗澡。对眼
前的景象，小兰非常吃惊。因为无论是写信还是通电话，我总是说在日本的生活如何如何好，向
来报喜不报忧。
到了11月，我们搬进学校的留学生公寓。（眼快首发更新Yankuai）这里的环境相当好。房间在8楼，有电梯直达，房间里
有沙发、床，也有独用的浴室。我终于过上了想象中的留学生活。
在日本的几年，正值日本经济空前繁荣之际，各项主要经济指数保持着持续的高增长。日本的大
财团进军美国，买下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买下了洛克菲勒中心，甚至号称纽约曼哈顿的一半大
楼都已归属日本企业名下。日本的经济学家更预测说，2012年日本的GDP将最终超过美国，成为
全球第一经济大国。
我的导师板仓正是一个民族气息很重的人。当时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中，从家用电器到小轿车，日
本货全面压倒了美国货。日本产品大量出口美国，而美国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进口到日本来，两
国贸易逆差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为此美国政府不断地给日本施压，要求日本放开进口，首先开放
大米和牛肉市场。有段时间，日本媒体天天讨论此事。给我们上课时，板仓老师就经常以轻蔑的
口吻提及美国，他最爱说：“除了大米和牛肉，美国还有什么能进口到日本？”他也同样时常流
露出轻视中国的心态，这让我对他十分不满。
1990年3月，我在日本的留学生涯已进入第五年，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阶段。那时我选了一个新
的课题准备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我花了很长时间作实验，熬了三个通宵写出一篇论文。在
每周的例行课题汇报会上，我正向板仓老师陈述我的内容，不想说到一半，他突然用异常蔑视的
语气开口道：“这种论文你还想在日本发表吗？拿回你们中国发表还差不多。”
事后我也觉得那个选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可能的确存在不足，但我当时实在克制不住了。多年
来他严格到不近人情的种种举动，研究室里同学之间对他的暗中怨言，长久以来熬夜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