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曾国藩,右手胡雪岩-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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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师棣是严仙肪推荐的。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友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事理学名家唐镜海、倭艮峰外，另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
友人，后来都成为了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动来与曾国藩结交。他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事业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曾国藩交游的目的很明确：〃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培养，是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
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屑不遗余力。〃
第48节：第五章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3）
曾国藩为国得人，集中体现在他的幕府济济多士。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二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无不毕集〃。
曾国藩用人，放眼五湖四海，声明〃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故他的最重要的八十九佧幕僚中，就籍贯言，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人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人员的〃实务性〃框子，更多出谋画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派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人曾氏幕府。这些，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唱不了一台戏，众人拾柴火焰才会高，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由高智商人才组成智囊团为其出谋划策，因此要成大事，就必须要团结一批有才干的人才，做到群策群力，同舟共济，共赴目标。
选才应注意标准
曾国藩语录：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
译文：识人取人的方法，关键之处在于品德高尚而没有官气，做事条理清晰而不说大话。
曾国藩深知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也深知清政府败腐的原因，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惟才是举〃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益处的。
曾国藩的用人标准除廉明、智略才识之类标准之外，一是选用忠义血性之人。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冲锋陷阵，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匮之，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一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第49节：第五章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4）
二是注意选用那些〃简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兵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很深的认识，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为了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军官，选将必须注重〃纯朴之人〃，即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伪饰之人。这种将纯朴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对提高湘军的战斗力极为重要。
三是选用能 〃坚忍耐劳〃之人。
〃坚忍〃亦就是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曾国藩虽为一介儒生，对于治军最初没有多少军事经验，但他清楚，行军作战倍加艰辛，只有〃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震撼之际，每百折而回。〃他提倡在艰苦环境中矢志不移的勇气。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百分之五十八。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
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土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130余万，两者之间差距悬殊。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
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秩序，加之无官可做只好投笔从戎，一显身子。
按照这些标准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他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确实使曾国藩得到了一支非比寻常的军队，从而使他博得了皇
帝对他的重用和将士僚属对他的拥护。
除这些明文规定的标准之外，曾国藩还有一套只实行、不公开的选将方法，其内容如下：
一是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
想而知了。
二是慎用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
前后出入曾国藩幕府的人不下三四百，走出曾国藩幕府而任高官者也不下百余人。曾国藩与这些人的关系大体是很融洽的。但只有少数几个人很不买曾国藩的账。左宗棠就是其中之…。对于左的天才可用，他多次向清廷密保、密荐，但对左在自己手下工作，曾国藩却十分慎重。
左宗棠于咸丰九年十二月结束了在湖南巡抚手下的幕客生涯，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还是采纳了王柏心的建议，沿江东下投奔曾国藩去了。当樊燮京控案结案后，即涉及到了左宗棠的出路问题。此时左宗棠已有意随同曾国藩攻打太平天国，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清政府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但曾国藩却在是否任用左宗棠襄办军务的问题上，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他承认，长期以来左宗棠在湘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大力支持他筹建湘军，湘军〃出征〃后，为湘军募勇、集饷，厥功甚大。咸丰四年三月，曾国藩兵败靖港，投水自尽，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准备参劫曾国藩，〃罢遣湘军〃。就在他兵败自尽的当天，左宗棠却从长沙赶往铜官渚，安慰、
鼓励他整军再战，雪中送炭，盛情可感。但他又认为自己与左宗棠的思想基础不同。左宗棠言大志高，个性刚强，难以驾驭，虽说谋略甚深，但缺乏实战经验。
再者，他与王闽运发生矛盾时，左宗棠是王而非曾。所以，清政府虽然于四月二十日命左宗棠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却迟迟没有上奏表态。六月三日，胡林翼致书曾国藩说：〃左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
靠，且依仗季公，其功或成。〃对此，曾国藩不能不慎重考虑胡林翼的推荐。
第50节：第五章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5）
就他与胡林翼的关系，与左宗棠的交情，以及他统率的湘军的处境而论，权衡利害得失，他不能接受从胡林翼的请托。如果他把左宗棠拒之千里之外，不仅开罪胡林翼，并将受到湖南官绅舆论的指责。经过反复〃格物穷理〃后，咸丰十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藩上奏请留左宗棠襄办军务，这时左宗棠已经在湖南筹建新军了。
三是有三种人不可举荐升官。
跟随曾国藩从军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和下属，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位〃盟主〃的举荐而飞黄腾达。曾国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吝举荐，但他举荐人是有条
件的，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的人，一是个人不愿出仕者。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经保举，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遭连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攉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劫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认为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