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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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一行飞到沈阳机场，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是，静静的停机坪上，有大量的苏联军用飞机，排列有序，已经看不到一个日本鬼子。不多时，从候机室走来了两个苏联军官，并登进机舱，向溥仪等人下命令说，要全体乘员都下飞机，到候机室休息。
这时，溥仪才醒悟，换飞机去日本是假，变成苏军的俘虏是真。
溥仪等人被押送到候机室，谁也不知道，苏联军方将对他们如何发落。不多时，一位身穿皮大衣的苏联将军由停机坪走进了候机室。
这位苏联将军威风凛凛，却又随和地通过翻译说：“我奉命将把溥仪一行人送往苏联。”
这时，一位日本关东军头目大胆说：“我们和溥仪等人要回日本去复命。”
对此，这位苏联将军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这道军令，使溥仪想起当年冯玉祥给他下的军令。那道冯氏军令，只不过是自己被撵出紫禁城，还允许自己去选择一个住处。而今苏联的这道军令，却意味着，他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这时，溥仪才感觉到，已经没有退路了。原来去东京的设想，已成泡影；原打算偷偷摸摸地到国外找个地方隐居的设想，也成了问题。前景如何？是老毛子的阶下囚？还是和日本战犯一样流放北疆，还是杀头？他自己也弄不清。为此，他深感沮丧。
没有多长时间，苏军将四个日本人留下；立即安排溥仪、溥杰等人专乘一架飞机，直飞苏联边城赤塔。
从此，溥仪等人在苏联就呆了近五年。
五年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溥仪他们才有机会被引渡回国。
我和陆曦把溥仪和溥杰等人引渡回国后，立即把他们送往抚顺。虽说我们的引渡任务已经完成，但对溥仪等人刚开始的这段崭新生活，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和转报的材料，一直在不断地密切注意观察。
对溥仪等人的教育和改造，应该算是在思想领域中，新旧思想，进步和反动思想的一番大斗争、大革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组织好的事，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好的事。
谁都知道，思想最反动、最落后、最反共的，莫过于日本侵华将领、莫过于死心塌地做日本傀儡皇帝的溥仪等人。如果这些思想落后、反动的人，真的能够转变思想，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有认识、有思想的新人，确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但是，事情就是这么令人惊奇。首先，溥仪、溥杰等人在抚顺战俘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刚到抚顺的时候，溥仪等这批伪满洲国战俘，也有不少牢骚。有人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有人埋怨自己投错娘胎，而溥仪则属于后者。溥仪不时地在埋怨慈禧太后，不该让他当皇帝。溥仪说，由于他自幼就当皇帝，则弄得自己成了一个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的人。
当初，溥仪自认为智商不差，不论在哪一方面，他都不比胞弟溥杰差。他当上了皇上，就把自己封在了一个不通风的罐子里，什么也不学，什么也都不需要学。任何事都会有别人替他去办。从而他连起码的生活知识也不懂。别人为了维护皇上的权威，也不敢教他、也不便教他。于是，他只能长期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因而他的社会知识和生存能力，已和溥杰拉开了距离，已远远地落在他胞弟的后面。
溥仪被俘到苏联后，当他的侍从全离开他的时候，他“傻了”。他自己什么也不会，连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其实，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把自己摆在一个养尊处优的位置上，致使自己在吃、穿等小事上不会、不懂，也不足为奇。他一辈子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谁也不会怀疑皇上不会这不会那。他一旦运气不顺，变成了阶下囚，可就露馅了。这样的事实，世上何止溥仪一人。可以这么说吧，能当皇上的人、或者是被人歌功颂德的人，不一定都是在思维、机智和能力上都超过常人的人。
抚顺五年的学习与改造，使溥仪从个人生活到思想觉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后期的学习考察和参观访问，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使他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教育和改造，使他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使他看到了新中国、新人新事的一些重大变革和历史发展的重大成果，也使他认识到自己投敌卖国、给祖国造成的伤害，对中国带来历史性的灾难。
思想改造越深化，溥仪的懊悔和愧疚就更厉害，他就更加自责，有时，他也感到自己有些无地自容。
抚顺战俘管理所不时地组织溥仪等人到工厂、农村去考察访问。但是，溥仪每次出去，都有些胆怯，不大愿意出门。每当参观队伍来到工人中间或进入农民家庭时，溥仪总是躲在后边，不敢向前靠。甚至，溥仪还担心，一旦被老百姓认出他是溥仪，就会带来杀身大祸，说不定会被老百姓碎尸万段。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1）
有一次，溥仪等人到一个农民家里去访问，由于主人的谈话诚恳感人，使溥仪实在没有办法再掩饰自己了，实在没有办法隐藏自己了。
这家农民出面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刘的大娘。
刘大娘一见来客，就放下手中的活，很热情、很大方地把溥仪等人迎进了新盖的北房。
北房的布局整洁清爽，朴实大方。南窗下是个大火炕。炕上摆了一个新油漆的小饭桌，西墙根下放了一个立地式长柜。柜面上摆着一个用玻璃罩着的马蹄表，表的前面放了一套茶具，茶具旁边座立一个漂亮的圆口瓷花瓶。
陪同溥仪等人来的村干部向刘大娘介绍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想看看农民的生活，你给他们说说吧！”
刘大娘也不问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她认为，既然是村干部介绍来的，毫无疑问，一定是城里来的干部。她便毫无顾虑地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她说：“我家七口人。这几年，我们的日子好过了。我大儿子是暖窖的记账员，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在中学念书。全家人有的在公家工作，有的在家务农。我家今天的好日子和解放前相比，真的是天地之别。在伪满洲国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手拿打狗棍，到各村去要饭吃，过的是乞丐的日子。那时候，我的大儿子是先天性残废，像个小狗似的活着，乡亲们谁见到他，谁都心酸。
“在伪满洲国时代，我们家种的是稻子，在秋收之后，全部收成一粒不漏地要上交给伪满洲国政府。我们一家老小自己吃的是政府配给的橡子面。那时，如果在谁家里查到一粒大米不交，政府就以‘经济犯’论处。这类‘经济犯’被日本鬼子抓去，就很难活着回来，九死一生。如果被伪满警察抓去，也要被打个半死。因此，我们只能靠吃橡子面过日子，靠到外边去乞讨混日子。
“说实在的，生活再艰难再苦，我们也不怕，我们也还能忍受；我们最怕的是，日本鬼子来抓劳工。我老头子就是被日本鬼子抓去当了劳工，一去没回来……（刘大娘一面说，一面擦着流下的眼泪）。说也是，我们这村里被抓去当劳工的，就没有谁能活着回来的。
“全国解放后，我们这些穷人可真的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啦。我们分到了土地，盖上了新房，吃的、穿的，都不发愁了。不仅如此，新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我尊重人家，人家也尊重我。譬如我这个残废儿子，以前不如一条狗，现在已成了有用的人才。他也有了工作，在暖窖里当了个记账员，也可以自食其力。更值得庆幸的是，他已经和正常人一样，受人尊重了。”
刘大娘一面说，一面顺手拉开了屋角的一只瓮盖，让溥仪看看里面的大米。这时，刘大娘的儿子在旁边笑着说：“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刘大娘立刻反驳过来说：“没有什么可看的？我倒想问问你，你在‘康德’那年头，看到过吗？”
刘大娘和儿子的对话，深深震动了溥仪的心。一种无法回避的忏悔和负罪感，在溥仪的脑子里折腾个没完。
溥仪当初怕别人知道自己是当年的康德皇帝，只不过是想逃过人家的指责和臭骂，只不过是自己还没认识到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至少是拉不下老脸，去认错、认罪。如果今天再稀里糊涂地瞒过刘大娘，不向刘大娘认罪，他已感到在良心上是“不可饶恕”的。
于是，溥仪立即站起身来，走到刘大娘的跟前低头说：
“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洲国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
接着几个伪满洲国的大臣和将官都立起身来说：
“我是那个下令抓劳工的伪勤劳部的大臣，我有罪……”
“我是搞粮谷运出的兴农部大臣，我向您请罪……”
“我是给日本鬼子抓‘国兵’的伪军管区司令，我有罪……”
刘大娘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来她家访问的，就是老百姓破口大骂的溥仪，就是投靠日本、为虎作伥、让东北人当牛做马、做亡国奴的小皇上。由于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有多少老百姓死于非命，有多少老百姓流落街头，沿街乞讨。而这个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卖国皇上，却仍然自由自在地活着，实在是天理不公。家仇、国仇、民族仇使刘大娘无法咽下这口冤气。如果当时，她拿起菜刀，砍死几个伪大臣，谁也无可指责。但刘大娘毕竟是受过新中国教育的新农民。她压着自己的怒火，转身跑到了屋外，便嚎声大哭了起来，她还哭喊着：“真是冤家路窄，杀人犯怎么来到了我家！”
刘大娘哭了一阵之后，在大儿子的劝阻下，她又回到了屋内。她看了看村干部，又看了看头也不敢抬的溥仪，她心也软了。她只好擦了擦眼泪，叹了一口气，很不情愿地把这口杀夫之仇的怨气咽了下去。
最后，刘大娘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她见溥仪还在低着头，便说，“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刘大娘这句感人肺腑的话，使溥仪和几个大臣都放声大哭了起来。
这时，当记账员的残废儿子说话了，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只是我妈不知道。毛主席说，大多数战犯都能改造过来。他老人家的话是不会错的。你们好好改造、认罪，老百姓是可以原谅你们的！”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2）
刘大娘母子的这几句话，反映了新农民的政治觉悟和宽大胸怀，使溥仪深受教育。
溥仪自感一生计较得失，不断发誓要复辟、要报仇，远不如一个农民，竟有如此非凡的气度。
20世纪八十年代（1985年）溥杰就他们在抚顺进行思想改造一事，对我讲过这么一段话（我因工作关系，在全国人大，同溥杰多有接触），他说：“理论学习，固然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对世界、对人生有一个高层次的认识。然而，当年安排我们到工厂、农村去参观访问，所看到的事实，对我们的启发教育更大。”他还说：“每个人，包括日本战俘，通过参观访问，具体地看到了日本入侵在中国造成的灾难，看到了人民解放后的新面貌。”同时，通过参观访问，他们看到了、听到了许多用血和泪谱写的历史故事。而且，这些历史故事常常会使那些极为反华、极为顽固的战犯为之震撼，受到触动，不得不低头认罪。
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东北南满有一个村镇，位于抚顺露天煤矿大坑以东。这个村镇的名字叫平顶山，居住有一千多户人家。
1933年，在平顶山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杀人惨案。
日本侵略军占据东北之后，为加强其殖民主义统治，采取铁蹄征服的办法，在各地实行“三光政策”。
这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出现，他们以打游击的形式，出击了日本侵略军，当场就击毙了日军扬伯堡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十几名日本侵略军，并烧掉了日本侵略军的仓库。
第二天，日本侵略军以搜索抗日军队为名，实乃为日本侵略军的损失进行报复，派出了六个小队，死死地包围了平顶山。约有两百多日本侵略军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地、把平顶山村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赶出家门，然后又一个不留地把这些无辜百姓赶到了山坡上。等三千多老百姓全部聚齐时，日本侵略军队长一声令下，日本鬼子用六挺机枪，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野蛮扫射。刹那之间，三千多平民百姓都倒在了血泊里。这些野兽般的日本鬼子，用机枪反复扫射，还不放心，又端起刺刀，挨着个地又扎了一遍。
第三天，这些没有人性的日本侵略军，带了不少炸药和工具，又回到死尸遍地的平顶山坡。他们为了毁尸灭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