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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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毛泽东把作家思想改造、转移立足点、长期深入工农兵生活，作为解决文艺新方向的关键问题提出。即使如此，毛泽东对他们能否胜任这一任务仍持怀疑态度。因此，他把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特别是从工人、农民中发现、培养作家，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他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鼓舞他们‘解放思想，敢想敢干’。”（4）喝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狼奶”长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感情”能否最终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毛泽东是深为怀疑的。要建立为新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新的文学和新的文化，只有靠从娘胎里就具有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根正苗红”的“工人作家”、“农民作家”和“战士作家”。我在课堂上讲到这个问题时，说那个时代的“作家”中，有人是在文化水平还处于半文盲的状态下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的，有许多字不会写，有时就画个符号代替，学生听了满脸疑惑，很难相信这是实情。后来，我找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再版的高玉宝的《高玉宝》。此书也算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名著”，其中的《半夜鸡叫》曾长期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我上中学时就学过，可谓曾家喻户晓。《高玉宝》初版于1955年，1972年出版的是修改本，作者在《再版后记》中写道：“首长不仅鼓励我为革命而写作，提高我的政治思想水平，并且具体地指导我怎样写作。为了克服文化低的困难，许多同志都主动帮助我认字学文化。从此，我就一面行军打仗，一面抓紧时间学文化、写书。不会写的字，我就画符号代替。”我把这段话念给学生听，学生才相信“竟有此事”，但对为什么会有此种现象发生，仍然难以理解。　
　　从文盲和半文盲的工人、农民、士兵中培养作家，技术上的问题即便有办法解决，也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这些原本是文盲和半文盲的、出身于工农家庭的人，一旦成为“作家”、尤其是成为“著名作家”后，就有被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而“蜕化变质”的危险，就有抛弃“无产阶级思想感情”而“变修”的危险。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整风”，就是随时把这些原本“根正苗红”的人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扼杀在萌芽状态。毛泽东之所以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这也是原因之一。　
　　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是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目前还远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全部的回答。一定要从思想上追根溯源的话，我觉得小时候在韶山冲读中国古代小说过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也是毛泽东后来发动“文革”的一种思想根源。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3）　　　
　　二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对毛泽东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产生了最深刻影响的，还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许多关于毛泽东生平和读书生活的读物，都强调了他对这两部小说的分外重视。例如，《毛泽东读批诗文鉴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毛泽东一生最爱读的小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喜爱看《三国》，‘读起来就放不下’”（第989——990）；“毛泽东对《水浒传》这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古典小说的关注，可以说，贯串了他的一生。从少年时代起，他特别喜爱读喜爱讲的故事就是‘水浒’。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水浒传》是他急于要找的一部书，以致警卫员给他抱来一尊‘水壶’。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常引用‘水浒’故事解决中国革命的许多实际问题。晚年关于《水浒》的谈话所引起的‘政治风波’，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我们说，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水浒》情结’，当不为过。”（第1037页）。这个警卫员把《水浒》听成“水壶”的故事，更是见于多种关于毛泽东的书中。　
　　王学泰所著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某种意义上对中国传统的“游民文化”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的通俗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中的“游民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有重点的揭示。历史上的许多通俗文艺作品，都很集中很强烈地表现了社会生活中的“游民意识”；而这些受众面很广的通俗文艺作品，又反过来催生和滋养着社会生活中的“游民文化”。而在这些通俗文艺作品中，又以《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最为典型。这两部书，一来其中的“游民意识”最充盈饱满，二来对后世“游民文化”的影响也最大。王学泰书中说：“《水浒传》是集‘朴刀杆棒’故事于大成的长篇小说，它真实地反映了游民的奋斗与生活，比较集中地表现出了游民的意识和理想，成为游民反抗主流社会的百科全书。与《水浒传》差不多同时成书的《三国演义》，也有着浓重的《水浒传》的影子。在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政治理想等方面，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说两部小说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游民意识的载体，在游民生活与游民的组织化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5）又说：“《水浒传》给游民的反社会的骚乱和农民的反抗朝庭的武装斗争以道义的力量。可以说一般人都有这样的自律：不要流为‘盗匪’。可是《水浒传》中却‘以作贼为无伤’，‘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这些故事最易破坏人们的心理障碍，使人们觉得像梁山好汉一样‘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是英雄好汉之所为。这种影响是逐渐的、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许多反抗者们模仿着梁山英雄好汉们的样子谱写自己的史诗。可见，《水浒传》已经成为造反者们反抗现存秩序和进行非法行为的‘宝典’。暂时还没有卷入武装反抗斗争的游民们，当他们要结合在一起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时，也会向《水浒传》以及英雄传奇等通俗文艺作品汲取精神力量。”（第344——345页）。《水浒传》赋予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巧取豪夺、滥杀无辜、逼良为匪等反社会的行为以正义性，这一点给后来的许多造反者以深刻的影响，也从少年时代起即对毛泽东精神世界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从毛泽东晚年的著名言论“造反有理”中，人们仍不难嗅出“水浒气”，仍然不难窥见他心中的“《水浒》情结”。当然，《水浒传》对毛泽东的影响，不仅仅表现为这一点。“梁山好汉”们的人生态度、行为方式等，都对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当年读了毛泽东诗词后，曾做了这样一个评语：有“山大王”气概。鲁迅据以评价的，当是毛泽东率部“上山”后的《西江月·井冈山》一类作品，其时毛泽东已成了“山大王”，且也以“山大王”自称，诗作中有“山大王气”毫不奇怪。事实上，远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山大王”之前，毛泽东诗作中就开始喷发出强烈的“山大王气”了。1988年4月10的《中国青年报》星期刊曾披露过毛泽东的一首题为《咏蛙》的少作：“独坐池塘如虎距（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首诗作于1910年，其时毛泽东才十六七岁，而这首借蛙言志的诗，已完全是一副“山大王”的声口了。也就在这一年，毛泽东离开了闭塞的韶山冲，赴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山小学堂求学。可以说，毛泽东是怀着一腔“山大王”式的“雄心壮志”，离开韶山冲，走向外面的世界的。我们还记得，毛泽东离开韶山时的挑子里，一头就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小筐。而毛泽东此时对“我不先开口，哪个敢作声”这种“山大王境界”的向往，也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这类旧小说有密切的关系。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说，在韶山时期，《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书比任何东西都更影响了毛泽东的心灵世界”（第六页）。某种意义上，正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这类小说，在少年毛泽东心中培育起了这腔“山大王”式的豪情，这股“山大王”式的气势，这份“山大王”式的志向。　
　　1927年10月，毛泽东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的命令，率部上了井冈山。对毛泽东的成为“山大王”，其时的中共核心层深感不安和恐惧。他的部下中也有人对这种梁山泊造以式的“革命”大为疑虑。一位叫余洒度的师长就曾站出来反对道：退到那里不是想当“山大王”吗？毛泽东则干脆地回答道：当“山大王”就当“山大王”，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6）仅仅把毛泽东的“上山称王”理解成是对当时客观形势冷静分析后的“正确决策”，肯定是不够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在叙及毛泽东小时读书生活时，这样写道：“《水浒》里汇聚在梁山泊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7）可以说，早在韶山冲当“伢子”时，毛泽东心中就有着一个“井冈山”。这样一个故事也见于许多关于毛泽东的著述中——1917年的中秋节，毛泽东和一群学生聚集在湖南第一师范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别人提出的“道”都为毛泽东所反对，别人问他有何良策时，他脱口答道：“学梁山泊好汉！”。整整十年后的1927年，毛泽东终于率部上井冈山安营扎寨，正式学起了“梁山泊好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决定着毛泽东顶着上层的压力、冒着被开除党籍的危险上了井冈山的，与其说是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正确判断”，毋宁说是心中早已躁动着的“学梁山泊好汉”的理想和渴望。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4）　　　
　　《水浒传》这类书，是游民造反的“宝典”。而怀着“《水浒》情结”上了井冈山的毛泽东，自然也会将大量的游民招到自己麾下。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叙及井冈山时期时，说：“中共的合法‘妻子’无产阶级远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土匪就成了毛的政治‘情妇’。他把许多游民和懒汉都补充到他的队伍里。两年中，红军扩充的大多数都是一些游民。而这些人是工人和农民所鄙视的。毛并不把游民看成是社会渣滓。‘他们也都是人，’他谈及游民时曾说，‘他们也有五官和四肢。’游民也属无产阶者，是受压迫阶层，毛坚信自己可以改造他们。”（第110——111）。美国人施拉姆所著的《毛泽东》中也说：“在1929年12月第四军党的古田会议上，毛公开承认，红军中的大部分士兵是游民。他认为这是部队中产生‘流寇思想’的原因。”（8）“毛的部队中有经过教育而得到一定改造的非无产阶级分子，这不仅反映了他难以招到阶级出身好的官兵（毛自然是这样向上级党报告的），但这也与他自己气质和理想的基本倾向相一致。他自幼就崇拜中国通俗小说中的草莽英雄，虽然他的世界观并不仅仅处在农民起义的水平，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否定他少年时代的热情。他在1926年写的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文章就是明证。他在文章中对五种游民——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妓女——都有生动的描述，并称赞他们有资格成为革命战士。在此文中并没有现在官方版本里加进去的批评的语言。他在谈到在‘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的秘密组织时也是充满同情的。无疑，他在井冈山时期肯定一直是持这种态度的。对土匪和其他社会渣滓，他不是勉强而是很愿意收容的。”（第116页）。　
　　从小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旧小说中汲取的“游民意识”，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和革命方式。这在毛泽东毕生的“革命实践”中有多种多样的表现。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又说；“游民对于社会动乱是采取欢迎态度的，这与‘四民’求稳怕乱，‘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大不一样。《水浒传》和《三国志平话》在开篇都带点幸灾乐祸的心态来写社会动乱的‘必然性’。当然，作者对天下大乱原因的解释是错误的，但是在其叙说与描写中处处点明这种动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作者心中钟爱的英雄人物都在这个动乱的世界里一展其长才，在动乱中获得了好处，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处境。”（第233——234页）。喜乱，也是毛泽东的一种精神特性。有的论者也把毛泽东的喜乱与爱读《水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