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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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身上是完全失败了，尽管闻一多在清华学校学习生活了10年之久。
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3）
三
既然以“留学”的名义到了美国，总得选择一样美国的东西学一学。闻一多选择了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西洋画。但很快，闻一多就对西洋画兴味索然、视若敝屣。1923年2月10日，闻一多给父母和胞弟闻家驷各写了一封信，两信中都表达了对西洋画的失望。致父母信中说：“我来此半年多，所学的实在不少，但是越学得多，越觉得那些东西不值一学。我很惭愧我不能画我们本国的画，反而乞怜于不如己的邻人。我知道西洋画在中国一定可以值钱，但是论道理我不应拿新奇的东西冒了美术的名字来骗国人的钱。因此我将来回国当文学教员之志乃益坚。”致闻家驷信中则说：“我现在着实怀疑我为什么要学西洋画，西洋画实在没有中国画高。我整天思维不能解决。那一天解决了我定马上回家。”（8）闻一多虽学着西洋画，却并不认为西洋画堪称“艺术”。从这里也可看出，置身美国的闻一多，怀着怎样深重的文化偏见，而这种文化偏见又怎样影响着他对美国文化的态度，甚至影响着他的艺术感觉。当然，从这里也能看出，闻一多的思维总是不够理性，总容易走极端。
要问美国文化中是否还有可取的方面，是否还有值得中国人学习的东西，闻一多的回答是往往是否定的。置身美国的闻一多，时常对中美文化进行比较，并且总是得出中国文化远胜于美国文化的结论。“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9）这是抵达美国半月后写给父母信中的话。在闻一多看来，除了“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外，中国并没有其他方面不如美国。换言之，一个中国人，如不想学习用以“杀人掠财”的机械制造，就根本用不着到美国来留学。类似的话，此后闻一多还不只一次说过。例如，在1923年1月14日致父母信中，闻一多又说：“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除了“制杀人之枪炮”外，美国没有任何方面优于中国，——看来，这确实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闻一多所牢固秉持的观念。在这封家信中，闻一多还写下了这样让我瞠目结舌的话：“我归国后，吾宁提倡中日之亲善以抗彼美人，不言中美亲善以御日也。”（10）宁可联合日本以抗美，而不愿与美国携手以御日，——1923年的闻一多有这样的思想，真令人感慨。此时的美国，已向中国归还庚款。因为有了这还回来的款子，才有清华学校，才有闻一多在清华近10年的免费学习生涯，也才有闻一多在美国的免费留学。（11）至于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此时已有所显露。甲午海战后，日本迫使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914年，日本出兵强占山东，随后又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侵略要求这些，闻一多当然都十分清楚，然而，他仍然觉得宁可与日本“亲善”也不能与美国友好，说留美时期的闻一多其实满怀着对美国的仇恨，也不无道理吧。闻一多1923年说的这几句话之所以令我瞠目结舌，还因为令我想到了十五六年后汪精卫、陈公博们的汉奸理论。日本全面侵华后，汪伪汉奸便拼命强调“中日亲善”以抗欧美，强调以东方文化抵制西方文化。当然，结果是“中美亲善以御日”，而且也正因为“中美亲善”，才终于把日寇赶出国门。读闻一多1923年在美国说的这些话，我惊异于汪伪的汉奸理论竟在这里找到了源头。不过，我得赶紧声明，我丝毫没有说闻一多也有汉奸思想之意。抗战时期闻一多是坚决的抗战派，绝不可与汪精卫、周作人等混为一谈。抗战时期，当闻一多坚决主张抗战并目睹“中美亲善以御日”时，不知是否想起过自己当初留学美国时说的这些话？如果想起过，又不知是否为自己当初思想的偏颇、混乱和情绪化而羞愧。
讴歌中国和东方文化、咒骂美国和西方文化，似乎成了闻一多留美期间的主要工作。闻一多积极提倡所谓“中华文化的帝国主义”（12）对一些同胞表现出的在他看来是“数典忘祖”的现象痛加斥责。这期间，他写了《火柴》、《玄思》等新诗。他自己说写这些诗就是为了“痛诋西方文明”，并且因此而感到一种满足：“这几天的生活很满意，与我同居的钱罗两君不知怎地受了我的影响，也镇日痛诋西方文明。”（13）读闻一多留美时期的书信、诗歌等文字，我们感到他真是日坐愁城，难得有片刻的心情舒畅。只有写了几首“痛诋西方文明”的诗后，他才有一点“满意感”，他剌猬一般团缩的心才有所舒展。闻一多自己痛恨西方文明，对留学生中不像他那样痛恨西方文明者自然也生出些痛恨。在致闻家驷信中，他曾说：“我自来美后，见我国留学生不谙国学，盲从欧西，致有怨造物与父母不生为欧美人者，至其求学，每止于学校教育，离校则不能进步咫尺，以此虽赚得留学生头衔而实为废人。我家兄弟在家塾时辄皆留心中文，今后相袭，遂成家风，此实最可宝贵。吾等前受父兄之赐，今后对于子侄当负同等责任，使此风永继不灭焉。”（14）“盲从欧西”固然有所不妥。但背井离乡、抛妻别子，飘洋过海地到欧西，当然是要学习欧西的东西，如仍念念不忘“中文”、“国学”，又何必走出国门呢？
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4）
这一层，闻一多想到了吗？
四
他当然想到了。
对出国留学的必要，对在美国生活的意义，闻一多还未走出国门就已经开始怀疑了。及至到了美国，这种怀疑更一天天深重起来，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闻一多留美期间怀乡情绪那么强烈。读闻一多留美期间的书信、诗文，总能感到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归心似箭”四个字用来说明闻一多居美时期的心态，并没有多少夸张的成份。如果把这归因于闻一多感情特别“脆弱”、特别“没出息”，对故土有着异乎常人的特别深切的依恋，那恐怕就多少是一种误解。闻一多的特别思乡，与其说是对中国这片故土有着异乎常人的依恋，毋宁说是对美国这片异土有着异乎常人的抗拒甚至厌恶。正因为感觉不到留学美国的意义，正因为不能为自己的背井离乡、飘洋过海给出一个有力的解释，所以对祖国的思念就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泛滥。对留学意义的怀疑与怀乡成正比地增长着。在作于留学时期的那首著名的《太阳吟》中，闻一多对着太阳喊道：“太阳啊，六龙骖驾的太阳！/省得我受这一天天的缓刑，/就把五年当一天跑完，又与你何妨？”留学美国，对闻一多来说，竟如同受刑。正因为如此，他请求太阳：“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闻一多以“爱国”著称。这种“爱国”的情绪和精神在留美期间表现得最集中最典型也最“感人”。但同是“爱国”，其表现却可以大相径庭。陈独秀、胡适、鲁迅，还有郭沫若，都可以说是十分“爱国”的，但他们的“爱国”往往表现为对自己祖国和国家的尖锐批判，正因为对这“国”爱之深，也才责之切。闻一多则不同。对这种不同，他自己倒有明确的意识。1922年12月，赴美未久的闻一多写了《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发表于国内的《创造周报》（15）上。该文对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国内新诗创作现状提出了批评。文章说：“《女神》底作者对于中国，只看见他的坏处，看不见他的好处。他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的文化。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这里他将自己与郭沫若对“国”的“爱”做了比较。正因为他深爱着“中国的文化”，所以在文章中对包括《女神》在内的新诗创作表达了不满：“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哪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哪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
因为深情地爱着“中国的文化”，在美期间，研究、宣传和捍卫“中国的文化”便成了闻一多十分热衷的事。这期间，闻一多还参与发起成立了以“国家主义”为旗帜的“大江学会”。以这样一种情绪，以这样一种心态、以这样一种理念，可以想见，所谓“美国文化”对闻一多几乎不能发生什么影响。美国文化的核心是英美式自由主义，而英美国式自由主义的核心，则是个人主义。在美国成为了一个“国家主义者”的闻一多，对个人主义自然不会感到亲切。而不能理解和接受个人主义，也就谈不上理解和接受英美式自由主义。许多英美留学生，在英美不同程度地理解和接受了英美式自由。有人在留学期间，还以充分开放的心态面对英美文化，尤其满怀热情地观察和研究英美式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的方式，换句话说，他们满怀热情地理解和接受了英美先进的“政治文明”。胡适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这些人回国后就成为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而闻一多与他们不同。对美国的文化，闻一多未出国时即已极为抗拒。到美国后，更谈不上关注、探究和欣赏美国的“政治文明”了。所以，因为闻一多曾“在美国受教育”便把他说成是“自由主义者”，是一种严重误解。明白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与现代中国的其他一些英美留学生相比，闻一多为何很“另类”了。闻一多也曾是“新月派”中的一员。“新月”以英美留学生为主干。但闻一多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新月”人士可谓“名”合“实”离。闻一多被难后，熊佛西写了《悼闻一多先生》（16）一文，其中说：“有些人仅将你看成一位‘新月派’的诗人，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不错，你曾加入过新月社，但你之加入新月社完全是由于你和（徐）志摩私人的感情关系，你的人格和文格都和他们的不同。”熊佛西所做的价值判断姑且不论，他指出闻一多与其他“新月社”成员并不是一路人，倒是符合实际的。以胡适为首的“新月社”文人在1929年曾掀起一场颇具声色的“人权运动”。这是面对国民党的以党代政、独裁专制所做的悲壮抗争。在“人权运动”中，胡适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章，闻一多清华时的同班同学罗隆基发表的文章则有《论人权》、《专家政治》等，也是闻一多老同学的梁实秋也发表了《论思想统一》。这些文章对国民党政权进行了异常尖锐的批评，甚至对蒋介石本人也指名道姓地谴责。“人权运动”终于遭到国民党政权的打压，《新月》被查禁，罗隆基被逮捕。但在这场运动中，没有闻一多的身影。这当然并非因为闻一多的怯懦，而是因为闻一多对这场运动本就不感兴趣、不以为然。对于《新月》月刊的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对于《新月》月刊的谈政治，闻一多是“有些看法”的，并“投稿渐少”。（17）这也不难理解。胡适、罗隆基们是想要在中国传播他们留美期间所了解、理解并接受和推崇的“政治文明”，而对这“政治文明”，闻一多本没有多少了解和理解，更谈不上接受和推崇了。他自然也就不会加入这场“人权运动”中。后来，则干脆当面对罗隆基的谈政治刻薄地嘲讽。梁实秋曾回忆说：“我是一九三四年夏离开青岛到北京大学来教书的。清华远在郊外，彼此都忙，所以见面次数不多。这时候日本侵略华北日急，局势阽危，在北平的人士没有不惄然心伤的，罗努生（隆基）主编《北平晨报》，我有时亦为撰写社论。一多此际则潜心典籍，绝不旁鹜，对于当时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对于实际政治深为厌恶。有一天我和罗努生到清华园看潘光旦，顺便当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对努生不表同情，正颜厉色的对他这位老同学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当时情绪很不愉快。我提起这一件事，是为说明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