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神探-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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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了每起案子都采取了闪电式攻击这一惯用手法。由于三起凶杀案是在前后七个星期内发生的，我不认为作案者有必要改变惯用手法，除非他在某起案子中出了差错，觉得有必要加以改进。不过更具说服力的倒是识别标志。
三名女子都一丝不挂地摆放成挑逗淫荡的姿势，案发现场所表现的性成分一次比一次升级。
要杀害这些女子，采取闪电式攻击是必要的。把她们摆成淫荡的姿势却不然。
我解释了摆姿势与布置之间的区别。犯罪过程中出现布置时，那是作案者试图通过引导警方相信与实际案情不符的情况，将案件调查引入歧途。比如，当一个强奸犯试图使自己的侵入看起来像是一次普通盗窃时，那就是布置。它是惯用手法的一个表现。而摆姿势则属于识别标志。 ’
“我们不会一连遇到那么多由不同作案者作案的摆姿势的案例，”我在听证会上作证说，“把受害者像道具一样摆弄从而留下特定的信息……这些是发泄愤怒的犯罪，是显示权力的犯罪。他要追求的是捕猎的刺激，是杀戮的刺激，是事后处置受害者以及从根本上击溃现存体制所带来的刺激。”
我很有把握地说：“十有八九这是单一凶手在作案。”鲍勃·凯佩尔是该州检察长办公室首席刑事调查官，曾是格林河专案小组的老资格成员，他出庭作证支持了我的看法。他指出，在他调查过的一千多起谋杀案中，只有大约十起出现了摆姿势，没有一起具有这三起案子的全部成分。
我们此时并没有说拉塞尔就是凶手。我们所要说的就是，其中一案的凶手即是全部三案的凶手。
被告方打算聘请一位专家对我的说法进行反驳，并作证说我对识别标志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三件案子不是同一人干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聘请的那个人竟然是我在局里的老同事以及研究系列杀人犯的搭档罗伯特·雷斯勒，他已从局里退休，但仍然在该领域从事咨询工作。
我认为对于任何像我和鲍勃这样在侧写和犯罪现场分析方面富有经验的人来说，这些案子都相当棘手，但为一人所为的迹象是很明显的，因此我感到极其惊讶，他居然会愿意站出来替对方作证，要求把案子分开审理。直言不讳地说，我觉得他大错特错。但正如我们多次承认过的，我们所从事的工作远非一门精确的科学，因此他当然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我和鲍勃在这以后在不少问题上意见相左，其中最显著的或许莫过于杰弗里·达默是否精神失常这一问题。鲍勃站在被告一方，认为他精神失常。我则赞同为起诉方作证的帕克·迪茨的看法，他没有精神失常。
而后我更为吃惊的是，鲍勃声称他有其他事务缠身，根本就未出席拉塞尔一案的审判前听证会，而是派了另一位已退休的特工拉斯·沃佩格尔替代他。拉斯是个聪明的家伙，曾是国际象棋冠军，可以与10名对手进行车轮大战。但侧写不是他的主要专长，而且我认为事实对他也不利。所以，在他反驳我的观点之后，丽贝卡·罗对他进行了盘诘，让他好一阵子下不了台。听证会结束时，艾特肯做出了裁决：基于我和凯佩尔就三案凶手为同一个人的可能性提出了识别标志证据，准予一并审理三起案子。
我在庭审时再度利用识别标志的证据，对被告方提出的多重凶手作案这一观点予以反驳。在卡罗尔·比瑟被杀一案中，辩护律师施瓦茨认为，她的男友既有作案机会，也有作案动机。我们在查办强奸凶杀案时，总是把配偶或情人作为调查对象，但我坚信这是一起“陌生人”出于性动机作下的凶杀案。
由六男六女组成的陪审团经过四天审议最终做出了裁决，小乔治·沃特菲尔德·拉塞尔犯有一项一级谋杀罪和两项恶性一级谋杀罪。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被送往该州防备措施最严格的沃拉沃拉监狱服刑。
自从在西雅图虚脱昏迷以后，这是我第一次回到那里。在经历了格林河杀手案的重挫之后，能重返那里并协助侦破一起案子，我感到非常愉快。我回到了瑞典医院，很高兴地看到他们仍然挂着我送去的感谢匾。．我也回到了希尔顿饭店，想看看我能否回想起什么，结果什么也不记得了。我想大概是因为大脑受到的创伤太重，对所发生的事难以留下清晰的记忆。不管怎么说，由于多年来经常在外颠簸，住过的旅馆房间在我的记忆中已混做一团。
我们对识别标志的研究现在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我们在系列谋杀案审判过程中出庭作证已成为常规。不仅是我，还有其他对此感兴趣的侧写人员都可出庭作证，其中以拉里·安克罗姆和格雷格·库珀最为出名。
1993年，法庭裁定格雷戈里·莫斯利犯有两项一级谋杀罪，格雷格·库珀起到了主要作用。莫斯利在北卡罗来纳州两个不同司法管辖区内强奸、殴打并刺死了两名女子。如同审判拉塞尔时三起案件是相互关联的那样，两个管辖区各自都很难顺利地给他定罪。两方都需要利用对方的证据。经分析犯罪现场照片和案情档案之后，格雷格觉得他能将两案联系起来。
格雷格认定，对莫斯利所作案件进行识别标志分析的关键找出过度杀戮行为这个共性。两名受害者皆是轻度残疾的独身女子，年约二十出头，同去一家乡村音乐与西部音乐夜总会，在前后相隔几个月的时间内在那里被人绑架。两人都曾遭到毒打，你甚至可以说都是被殴打致死，只不过她们也被人用手掐过和用带子勒过。其中一人还被捅了12刀，阴道和肛门也有被刺戳的痕迹。其中一案中提取到的法医证据，包括从精液中提取的DNA，可以将案件与莫斯利联系起来。两起强奸摧残谋杀案都发生在隐蔽的地方，尸体都抛弃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地点。
格雷格在审理第一件案子时作证说，作为识别标志的行为证据表明，凶手有人格缺陷，是个性虐待狂。他的缺陷可以从作案对象的选择上明显地看出。他的虐待欲则更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她们的所作所为上。与许多有缺陷且缺乏条理性的罪犯不同的是，凶手并不是在杀人之后才分尸的。他要完全控制她们的肉体和情绪。他要让她们痛苦，要欣赏由他的残忍行为引起的反应。
通过在第一起案子中的证词，格雷格协助起诉方引出第二起谋杀案。莫斯利被定了罪，判处了死刑。在九个月后审理第二起案子时，格雷格再度使莫斯利被定了罪并判处死刑。
第一次作证时，在格雷格向座无虚席的法庭描述莫斯利的个性之际，他与莫斯利锁定了彼此的目光。格雷格从莫斯利没有表情的脸上看出，他正在纳闷：“见鬼，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的？”格雷格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如果他的作证不成功，案子审理就会搁浅，第二起案子可能因此蒙受不可挽回的重创。
莫斯利因第二起案子出庭受审时，一看到格雷格时，就对押解他的警察咕哝道：“那个狗娘养的又要来找我麻烦了！”
根据传统，要想成功地对一起谋杀案的凶手起诉并定罪，你必须拿出确凿的法医证据、目击者证词、作案者的供词，或者有力而过硬的间接证据。如今，通过我们根据犯罪现场得出的行为侧写以及识别标志分析，警方和起诉方又增添了一件武器。就其本身而言，它通常尚不足以定罪。但是，只要同一个或多个其他因素结合起来使用，它常常可以将不同案件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最终了结案子所必需的关键因素。
系列杀手玩的是极其危险的游戏。我们越是了解他们的玩法，就越能使他们陷入不利的境地。
14谁杀害了美国靓女？
谁杀害了美国靓女？
这个问题萦绕在伊利诺伊州伍德里弗小镇居民的心头长达四年之久。该州警察局阿尔瓦·布希警督和负责麦迪逊县刑事案件的州检察官唐·韦伯更是备受困扰。
1978年6月20日，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卡拉·布朗和未婚夫马克·费尔举办了一次答谢晚会，他们在音乐声中与帮助他们乔迁新居的朋友们一起畅饮。新居位于伍德里弗镇阿克顿大街979号。那是一条林阴大街，他们的新居是街道旁的一所白色木壁平房，前门两侧有细高圆柱，是适合刚成家者居住的典型住房。两个星期来，他们一直在收拾整理，准备搬进去。对于23岁的卡拉和27岁的马克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开端。他们相爱了五年，马克终于明确表示他已克服了对婚姻的顾虑，准备做出真正的承诺。卡拉即将从当地一所大学毕业并获得学位，马克则在做见习电工，他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尽管拖了好几年才办婚姻大事，马克·费尔心里很清楚，能拥有卡拉这样的未婚妻是他的福分。卡拉·卢·布朗是个典型的美国靓女。她身高不足5英尺，拥有一头鬈曲的金发，迷人的身段和选美王后般的微笑。她就读于罗克萨纳中学时，一直是男生们追求的目标和女生们嫉妒的对象，大家都记得她是个生气勃勃、热情奔放的啦啦队队长。她的好友们知道，在那娇媚可人、热情奔放的外表下面，她还有感情细腻、性喜内省的一面。她们知道她对马克一往深情，马克有着强壮的体格，比她高出1英尺多。卡拉和马克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星期二晚会以后，他们回到了位于东奥尔顿的公寓，收拾了剩下的几箱东西。他们打算在次日晚上住进新居，在那里共度良宵。
星期三上午，马克去坎普热电公司上班之后，卡拉去了阿克顿大街，打算把那里收拾整理一下，等待马克四点半左右下班。他们对即将在那里过夜感到十分兴奋。
马克下班后，先去了他的朋友汤姆·菲根鲍姆家。他和马克父母同住在一个街区，答应过要帮马克把一座特大号A字形狗屋从他父母的后院搬往他的新居。
他们大约五点半到达阿克顿大街。汤姆把卡车沿房前私家车道往里倒时，马克下车去叫卡拉。他找不到她，还以为她外出采购去了，但他注意到后门没有锁上。这使他有点不高兴。她今后一定得注意这一类事才是。
马克领着汤姆参观了房子。看过主要房间后，马克领他来到了厨房，接着走下阶梯到了地下室。走到最后一级阶梯时，他看到了让他直皱眉头的场面。几张小桌子翻倒在地。尽管他和卡拉前一天晚上刚把这里拾掇过，一切却显得乱糟糟的。有什么东西还洒在沙发和地板上。
“难道这里出了什么事？”马克反问自己。他转过身要上去找卡拉，突然通过敞开的门看到了洗衣间里的情景。
卡拉弯曲着身体跪在那里，穿着一件套头羊毛衫，但腰部以下赤裸着，双手被用电线反绑在背后，头部浸在一个盛满水的10加仑容量的鼓形桶里。那是他和卡拉搬衣服用的几个桶中的一个。那件羊毛衫原本装在其中一个桶里，她只是在冬天才穿的。
“啊，天哪！卡拉！”马克惊叫着和汤姆冲了过去。马克把她的头从桶里拉出来，把她脸朝上平放在地板上。她的脸浮肿发紫，前额上有一道深长的伤口，下颔上也有一道伤口。她睁着双眼，但显然已经死去。
马克悲痛至极，瘫坐在地。他叫汤姆找件东西盖住她。等汤姆找来一条红毛毯盖好后，他们就报了警。
伍德里弗警察局的戴维·乔治警官几分钟后赶到时，马克和汤姆正站在前门口等他。他们带他来到地下室，让他看了现场。在整个过程中，马克悲痛欲绝，几乎不能自持，反复念叨着：“啊，天哪，卡拉！”
伍德里弗是一座宁静的小镇，离圣路易斯约十五分钟车程，没人料到竟会发生这种恐怖事件。不久，当地所有的高级警官都来到现场查看，其中包括39岁的局长拉尔夫·斯金纳。
卡拉的头部有钝器重击的严重创伤，很可能是被人用电视机桌袭击所致。她脖子上系着两只袜子，验尸的结论是，她被勒死的，头浸入水桶时已经断了气。
尽管谋杀案的现场的线索对破案至关重要，警方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伊利诺伊州警察局的阿尔瓦·布希警督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犯罪现场取证行家，却怎么也无法使照相机的闪光灯正常工作。在警察局接到汤姆·菲根鲍姆报案电话的比尔·雷德芬警官恰好随身带有照相机，对犯罪现场进行了拍照，但不巧的是，他的相机里只装有黑白胶卷。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曾有很多人因帮助小两口搬家来过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