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神探-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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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原告方面临的下一问题便是：我们该如何对他进行盘诘①？地方检察官助理杰克·马拉德负责盘诘。他思维机敏，善于应对。他的声音低沉缓慢，带有甜美悦耳的南方口音。
我在法庭程序或讯问证人方面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训练，但对于应该如何去进行倒有一种直觉。实际上，一切都可依据“设身处地”的原则去行事。我问自己，什么会使我心烦意乱呢？我得出的答案是，讯问我的人确实知道我是有罪的，我怎样狡辩都没有作用。
我对马拉德说：“还记得以前放过的那个电视节目《这就是你的生活》吗？”你得如法炮制。你得尽可能长时间地让他站在证人席上，你得拖垮他。因为他具有过分克制的、刻板的个性，是个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要想制服他的刻板个性，你非得不断给他施压，使他始终神经紧张不可。其方法就是谈论他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甚至似乎毫无意义的事情也不放过，像他在什么地方上过学之类。就这样一直讲下去。然后，当你弄得他疲惫不堪时，你必须像阿尔·宾德那样去触碰他的身体。对被告方有利的事情对原告方同样会有利。逼近他，侵人他的空间，使他猝不及防。趁被告方还来不及提出反对，你低声问他：“韦恩，你杀害那些孩子时，感到过恐惧吗？”
当盘诘时间来临时，马拉德正是这样做的。在开头几个小时里，他无法使威廉斯失去自制。他抓住了一些明显的前后矛盾之处，可威廉斯依然镇定自若，只是说：“怎么可能会是我威廉斯呢？”
身穿灰色西装、头发灰白的马拉德条理分明地谈论起他的人生经历，然后在恰当的时候，走近威廉斯，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胳膊上，用清晰低沉的佐治亚州南部人的拉长的调子慢吞吞地问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韦恩？你用手掐住受害者的脖子时是什么样的感觉？你感到恐惧吗？你感到恐惧吗？”
①指向对方证人就其提供的证词进行盘问，以便发现矛盾，推翻其证词。
威廉斯声音微弱地答道：“没有。”
他随即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于是大发雷霆。他用手指着我大叫起来：“你想方设法要使我符合联邦调查局的那个侧写，我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被告方方寸大乱。威廉斯更是发疯似地痛骂什么“联邦调查局的傻瓜”，原告方是一帮“蠢货”。然而，这正是审判的转折点。这是陪审团成员后来亲口说的。他们当时目瞪口呆。他们头一次看到了韦恩·威廉斯的另一面。他们亲眼看到了他身上的那种质变。他们能够想象出他所能做出的暴力行为。马拉德朝我眨了眨眼，然后继续对证人席上的威廉斯发起攻击。
他在法庭上如此勃然大怒之后，我知道他心里已经明白，他的惟一机会就是重新赢得同情。我拍了拍马拉德的肩膀，说：“你瞧着好了，杰克。韦恩准会在一个星期后得病。”我不知道为什么选中了一个星期，然而正好过了一个星期，庭审被中途打断，威廉斯因胃痛被急忙送往医院。医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毛病，就让他出院了。
在向陪审团进行陈述时，威廉斯的辩护律师玛丽·韦尔科姆拿起一枚顶针问他们：“你们打算仅凭顶针般的丁点儿证据就定这个人有罪吗？”她又拿起一块取自她办公室的绿地毯，说它是多么的普通。你们怎么能因为一个人有绿地毯就判他有罪呢？
于是有一天，我就和其他几位特工去了她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到达以后，趁她不在时走进她的办公室，拽下一些地毯纤维。我们把这些纤维带回去，请专家放在显微镜底下进行了分析，然后把这些证据交给了原告方。这些证据证明了她的地毯纤维与威廉斯家的地毯纤维是完全不同的。
1982年2月27日，经过11个小时的审议，陪审团做出了两起谋杀案都有罪的裁定。韦恩·威廉斯被判处连服两次无期徒刑。他目前正在佐治亚州南部的瓦尔多斯塔劳改所服刑。他仍然坚持自己无罪，而围绕他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势头减弱或平息过。如果有一天他设法赢得了一次重审，我确信审判的结果将会是同样的。
不管他的支持者们坚持什么观点，我相信法医学上和行为学上的证据都确凿地证明，韦恩·威廉斯就是杀害亚特兰大市1l位男童的凶手。不管他的诋毁者和指控者们坚持什么观点，我相信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把他和那座城市1979年至1981年间被谋杀的和失踪的所有或者甚至大部分儿童联系在一起。不管人们怎么认为，亚特兰大和其他城市依然有黑人和白人儿童在神秘地死去。我们对其中某些案子的凶手已略知一二。这些案子不是一个人所为，而事实真相也不怎么令人愉快。然而迄今为止，要想提起公诉既没有足够的证据，也缺乏民意的支持。
由于在韦恩·威廉斯一案中所做出的工作，我收到了不少表扬感谢信，其中包括富尔顿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来函，感谢我提出了卓有成效的盘诘策略；还有亚特兰大外勤站主管特工约翰·格洛弗的来信，对整个亚童案的调查工作做出了归纳总结。最让我感动的一封信件来自首席被告辩护律师阿尔·宾德。他在信中说，我们在这件案子中所做的工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信件和那份处分书差不多是同时收到的。吉姆·麦肯齐深感不安，已经为我申报了立功受奖，表彰我在威廉斯一案和其他五件案子中所做出的贡献。
嘉奖令于5月份批了下来。这样一来，我为了同一起案子既收到了局长签署的一张处分令，也收到了他签署的一纸嘉奖令。嘉奖令上写着：“由于你的才华、尽职精神和专业修养，你的确提高了本局在全国上下的声誉，你可以相信你的宝贵贡献受到了本局的真诚感激。”随嘉奖令一起收到的还有一笔250美元的“可观”奖金。我算了一下，我的工作大约相当于每小时5美分。我马上将这笔钱捐给了海军救济基金，以帮助那些为国捐躯的男女将士的家属。
假如我们今天再碰到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这样的案子，我认为我们会在短得多的时间内将凶手缉拿归案，不会让死亡与痛苦的历程拖得这么久。我们会更有效地协调我们的行动。我们现在的前摄技巧更为成熟，且根据的是更为贴近现实世界的经历。我们会知道如何布置讯问场面以收取最大效果。我们会为取得搜查令制订更周密的计划，及早拿到关键罪证，以免被作案者销毁。
然而，不管我们犯过什么错误，亚童案无疑是我们科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我们声名鹊起，我们证明了自己工作的价值，还取得了全世界执法界的信任，继续协助执法界人士将又一个凶手绳之以法。
真可谓高风险，高回报。
12我们中的一员
贾德·雷是匡蒂科的一位活着的传奇人物。他差一点丢了性命。1982年2月，当他作为亚特兰大外勤站特工参与侦破亚童案时，他妻子曾试图雇人杀害他。
我们是在1978年初调查“邪恶势力”一案时听说对方的，不过当时未曾见面。一个人称“长统袜勒杀者”的系列杀手在佐治亚州哥伦布市闯入了六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的家中，袭击了她们，用她们自己的尼龙长统袜将她们勒死。所有受害者皆为白人，验尸官在部分尸体上找到的法医证据显示，勒杀者是黑人。
接着，该市的警察局长收到一封恐吓信，信笺和信封均系美国陆军专用。写信人声称自己是一个七人组成的“邪恶势力”小组的成员。信中提到，他们相信“长统袜勒杀者”是个黑人，扬言要是在“June 1”之前或者如写信人所写的“1 June”①之前还没有抓到凶手的话，就要杀掉一名黑人女子作为报复。他们声称已经绑架了—个名叫盖尔·杰克逊的女子。要是“长统袜勒杀者”在“1Sept．”②之前还没有被抓获，“受害者人数就会加倍。”信中暗示军用信笺信封是偷来的，该小组起源于芝加哥。
这一事态的发展给每个人带来了噩梦般的恐惧。一个残忍的杀手潜行于哥伦布就已经够恐怖的了。一个“治安维持”组织的以血还血的报复则会使该市出现分裂。
①June．1和1 June是英文中表示6月1日的两种方式。
② 9月1日。
就在警方费尽苦心搜寻这七名白人却一无所获之际，又收到了一封信，对方进一步提高了条件，要求支付l万美元赎金。盖尔·杰克逊是个妓女，在本宁要塞一带的酒吧中颇为知名。她的确失踪了。
贾德·雷是哥伦布警察局的带班队长。作为越战的退伍陆军老兵和从普通警察一步步干上来的黑人警官，他深知来自“长统袜勒杀者”和“邪恶势力”小组的双重威胁一天不解除，哥伦布就一天不得安宁。尽管警方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调查工作却毫无进展。他的警察本能告诉他，他们一定是以错误的方法找错了人。他一直在跟踪了解全国执法方面的动向，曾听说过匡蒂科的侧写项目。他建议警察局应当与行为科学科取得联系，看看我们怎么处理这个案子。
3月31日，他们通过佐治亚调查局请求我们协助分析一下该案。不管写信人在第一封信中声明了什么，我们大家都相当肯定，此案与陆军和本宁要塞有关。加入联邦调查局之前干过宪兵的鲍勃…雷斯勒主持了该案的分析。
我们在三天之内就交出了报告。我们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这个自称“邪恶势力”的小组由七名白人男子组成。实际上，我们不相信它由任何白人男子组成。它的成员只是一名孤独的黑人男子，试图要转移警方的注意力，并且掩盖他早已杀害盖尔·杰克逊这一事实。从他使用军方惯用的日期写法（如“l June”）以及使用的是“米”而不是“英尺”或“码”来看，他显然是在军中服役。那些信写得错误连篇，这排除了他是一位军官的可能性，因为军官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鲍勃根据自身经验判断，此人很可能不是炮兵就是宪兵，年龄大概在25岁到30岁之间。他可能早已杀害了两名女子，说不定也是妓女，这便是他提到“受害者人数就会加倍”的用意。我们还认为，他有可能和“长统袜勒杀者”是同一个人。
我们的侧写在本宁要塞及受害者时常出入的酒吧与夜总会散发出去之后，陆军和哥伦布警方很快找出了一个名叫威廉·汉斯的黑人四等兵，26岁，在要塞的一个炮兵部队服兵役。他供认杀害了盖尔·杰克逊、艾琳…瑟基尔德，并且去年秋天在本宁要塞还杀害了另外一名女子，名叫卡伦·希克曼的陆军二等兵。他承认他编造出“邪恶势力”这一组织的目的是要转移警方的视线。
一位现场目击者根据一张照片认出了真正的“长统袜勒杀者”，他是27岁的卡尔顿·加里，一个在哥伦布土生土长的黑人男子。他在接连抢劫了几家餐馆后被捕获，但又得以逃脱，直到1984年5月才被再度拘捕。汉斯和加里都被裁定有罪并判处了死刑。
待哥伦布恢复正常以后，贾德·雷请假去佐治亚大学完成一项任务，招募少数民族人员和妇女从事执法工作。他打算招募工作一结束就返回警察局上班。不过，由于他有参过军和当过警察的背景，再加上他是黑人，而调查局迫切需要树立起为白人和黑人提供均等机会的形象，联邦调查局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他接受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没有太在意，那时是他在匡蒂科接受新特工培训。他后来被派往亚特兰大外勤站。在那里，他的丰富经验和对当地以及当地人的深切了解被视为一笔巨大的财富。
我们1981年底再次见面，当时我为了亚童案南下亚特兰大。贾德像外勤站的每个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了调查工作。每位特工都是一个专案小组的成员，一个专案小组负责调查其中五起谋杀案，贾德忙得不可开交。
他还承受着来自另一个方面的巨大压力。他的婚姻出现危机已有时日，如今正走向崩溃。他的妻子一直饮酒无度，对他秽语相加，而且行为无常。“我简直都不认识这个女人了。”他说。最后，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他给她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她戒掉恶习并到精神病医生那里接受治疗，要么他就带着两个分别为18个月和8岁的女儿离开她。
完全出乎贾德意料的是，他确实开始看到好转的迹象。她变得更加关心他和女儿了。“我看到她的性格发生了突变。她不再暴饮了，”他事后回忆说，“她开始待我无微不至。我们结婚13年以来，她第一次早起给我做早餐。突然之间，她完全变成我期望的样子。”
但是他又补充道：“我应该知道，哪会有这么好的事情。这一点我以后会告诫其他警察。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