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神探-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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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结束时，我不知道我的影响力有多大，或者我的观点是否有人理会。不过，事后有位警官找到了我，说：“约翰，我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对还是错，但至少你为案件调查指出了一个方向。”听到这种话总是令人欣慰的，虽然你往往要屏息不作声，一直要看到调查的最终结果印证了自己的判断时才敢松口气。我回到了匡蒂科，由旧金山湾地区的司法局和警察局联手进行破案工作。
3月29日，凶手再度出手，此次是在圣克鲁斯附近的亨利·考埃尔雷德伍兹州立公园里枪杀了一对年轻夫妇。当他告诉埃伦·玛丽·汉森，一位就读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20岁大二学生，他打算强暴她时，她表示了抗议。随即，他就用0．38口径手枪当场杀害了她，同时把史蒂文·黑特尔打成重伤，然后错以为他已死去而离去。但是黑特尔只能提供不完整的描述，指出凶手长着一口歪七扭八的黄牙。警方凭借这一描述以及其他目击者的叙述，得以确定此人驾驶着一辆红色新款外国车，很可能是菲亚特车，不过 这番描述与先前的描述已大有出人。黑特尔说凶手年龄大约五六十岁，秃顶。弹道分析报告表明，这几起枪杀案与先前的“林径杀 手”案有联系。
5月1日那天，金发碧眼的漂亮女郎希瑟·罗克珊失踪了。她20岁，是圣何塞一所印刷学校的学生，根据她的男友、母亲和室友 的回忆，她说过要和该校的一位工艺美术老师一道外出。此人名 叫戴维·卡彭特，曾经牵线安排她从他一位朋友处买下了一辆汽车。卡彭特年届五旬，这种年龄的人犯此类罪行是很不寻常的。
从那一刻起，情况开始明朗起来，法网在越收越紧。卡彭特驾 驶的是一辆红色菲亚特车，排气管有凹痕。最后这个细节系“保留 性”信息，警方先前没有对外披露过。
戴维·卡彭特早就应当被认出和抓获。事实上，他运气好得令，人不可置信，其作案地点牵涉多个警察部门的管辖区域，从而使搜捕工作变得复杂。他有多次因性犯罪而被监禁的记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之所以没有以性凶犯的身份出现在该州假释记录中，是因为他已被加州释放，以便让他服满一项联邦刑期，因此虽然并不在押，但从技术上讲，他仍然处在联邦拘禁之中。这给他钻了空子。另一个具有讽刺的事实是，卡彭特与第二个受害者巴巴拉·施瓦茨是在同一验光师那里配的眼镜，而他的眼镜在谋杀现场已被发现。很不幸，那验光师并没有看过治安当局四处散发的悬赏缉拿传单。
又有几位目击者站了出来，其中包括一位老年妇女，她从电视上认出了综合画像①，指出嫌疑人就是20年前她同孩子们前往日本时所乘的客轮上的事务长。此人不停地向她的女儿大献殷勤，让她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彼得·贝雷斯特是大陆储蓄信贷银行格伦公园支行的经理。据他回忆，他有一位兼职出纳员，漂亮机敏，值得信赖，名叫安娜·凯利·门吉瓦，这个高中生在去年12月底失踪了。虽然此前并未将她与“林径杀手”案联系在一起，但她的尸体也是在塔马尔派斯山公园被发现的。贝雷斯特还记得，安娜对那位口吃严重的常客态度非常和蔼可亲。贝雷斯特事后得知，此人1960年在普雷西迪奥因攻击一名年轻女性而被捕。普雷西迪奥系位于旧金山北角的一处陆军设施。
圣何塞警方以及调查局将卡彭特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最终将其捉拿归案。结果发现他有一个专制霸道、经常体罚他的母亲和一个至少在感情上虐待他的父亲。他是一个拥有超常智力的孩子，只因严重口吃而受到别人捉弄。他在童年时代表现出尿床不断和残害小动物的特征。步入成年后，他的愤怒和挫折感便转化为莫名其妙的大发脾气以及仿佛欲壑难填的性冲动。
他头一次犯罪入狱是在普雷西迪奥持刀握锤袭击了一位妇女，当时他的婚姻关系非常紧张，孩子又刚刚问世。据受害者报告，在实施野蛮的强暴之前和过程之中，他那可怕的口吃已不复存在。
① 尤指综合目击者的描述而画成的嫌疑人画像。
由于全国学院毕业生发出的请求纷至沓来，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于1978年正式批准行为科学科教官提供心理侧写方面的咨询服务。到了80年代初，这项服务已经极为普及。我是专职办案人员，而诸如鲍勃·雷斯特和罗伊·黑兹尔伍德一类的教官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提供咨询的。不过，尽管我们对从事的工作以及我们认为正在取得的成效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一位高层人士真正理解这样做是不是在有效使用调查局的资源和人力。于是在1981年，联邦调查局的机构研究发展科——当时正由从行为科学科调任的霍华德·特顿负责——对当时简称为心理侧写项目的执行情况首次展开了深入的成本效益研究。正是特顿当年的非正式咨询工作几乎是偶然地促使了这一项目的启动，如今他想弄清楚它是否真正取得了成效，以及总部是否应该让这个项目接着开展下去。
他们编写了一份问卷，分发给我们的客户，即那些曾经接受过我们侧写服务的所有执法机构中的官员和警探。这些机构包括了州、市、县一级的警察局、司法局、联邦调查局外勤工作站、公路巡警队以及各州的调查机构。虽然要求回答的大多数问题与谋杀案有关，机构研究发展科还收集了我们对下述类型的案件提供咨询的有关数据：强奸、绑架、敲诈勒索、恐吓、骚扰儿童、人质事件、意外身亡与自杀的确认。
对于局里许多人来说，侧写依旧是一种朦胧的、难以评估的概念。不少人视其为巫术或魔法，其余的人则把它看成是门面装饰。因此我们很清楚，除非做出强有力的、经得起考验的论证，否则行为科学科所从事的一切非教学性工作就可能前功尽弃。
1981年12月，当研究报告送来时，我们无不为之感到欣慰和如释重负。全国各地的办案人员对我们好评如潮，鼓励我们继续执行此项计划。这份研究报告的附言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归纳的：
评估显示，此项计划实际上比我们任何人所真正认识到的还要成功。行为科学科的杰出业绩理应受到称赞。
警探们一般都同意，我们在缩小嫌疑人范围和使调查工作重点更加突出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不妨举个例子。弗朗辛·埃尔夫森于1979年10月在布朗克斯区被人杀害，案发地点距离戴维·贝科威茨神出鬼没的地区不远。作案手法十分残忍，骇人听闻。事实上，纽约市警方非常担心，说不定有一名“萨姆之子”的崇拜者正在效仿其心目中的英雄。我们目前在匡蒂科已把此案作为教材，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完全可以说明我们是如何做出侧写，以及警方又是如何运用侧写来推动一桩令人费解且长期悬而未决的谋杀案的调查工作的。
26岁的弗朗辛·埃尔夫森是当地一间日托所的老师，负责辅导残疾儿童。她体重90磅，身高不足5英尺。她对学生的同情心以及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很少见的。她本人患有轻度残疾，即脊柱后侧凸。她为人腼腆，不善交际，与父母亲同住在佩勒姆园道的公寓楼。
像往常那样，她清晨6点半出门去上班。大约在8点20分，住在同一公寓楼里的一位15岁的男孩在三楼与四楼中间的楼梯井处发现了她的钱包。他因为要按时赶到学校上课，没空处理钱包，就把它放在身边，直到中午回家吃饭时才交给了他的父亲。这位父亲在当天下午3点前后来到埃尔夫森家，将钱包还给了弗朗辛的母亲。她随后打电话到日托所，想告诉弗朗辛钱包已经找到，让她放心。老埃尔夫森被告知，她的女儿当天没有来上班。她闻讯大惊失色，马上与另一个女儿和一位邻居一起对公寓楼进行了搜查。
在楼井的房顶平台处，她们目睹了一幕极其可怖的景象。弗朗辛赤身裸体，全身布满了被钝器重击的痕迹，攻击的力度非常大，经后来法医检查发现，她的下颚、鼻子和脸颊都被打成骨折，若干牙齿已被打落。她的四肢被扒开，手腕和脚踝被自己的皮带和尼龙袜捆绑住，不过法医确认，她遭捆绑时已经断了气。她死去后，乳头被割下放在她的胸前。她的内裤被脱下以后套在头部，遮住了脸，大腿和膝盖处都有咬痕。尸体上的几处刀伤都不很深，显示出凶手使用的是一把袖珍折刀。她的耳环以对称的方式分放在头部两侧的地面上。经确定，受害者被凶手用受害者的手提包背带勒扼导致死亡。凶手在她的大腿上涂写道：你们无法阻止我。他还在她的腹部写了“操你的”三个字。现场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凶手在尸体一旁拉过大便，又用弗朗辛的一些衣物将粪便掩盖上。
埃尔夫森太太告诉了警方一个情况。弗朗辛原先套在脖子上的金制挂件已经不见了，它是模仿希伯来语中的一个字母制作的，这个字母代表好运气。当弗朗辛的母亲描绘起金制挂件的形状时，警探们意识到，尸体按仪式摆放成的姿势就是在模仿这一形状。
警方在尸体上发现了精液，但是DNA分类测定法早在1979年还不为法医界所知。死者手上没有因自卫而留下的伤痕，指甲缝里也没有血迹或皮肤碎片，这显示死者死前没有挣扎。惟一确凿的证据是在验尸过程中从尸体上发现了一根黑人毛发。
在检查现场和确定已知事实时，调查杀人案的警探确认，攻击是在弗朗辛走下楼梯时发生的。她被打得不省人事后，又被搬上了房顶平台处。验尸结果显示，她并未遭受强暴。
由于此案骇人听闻，它引发了公众的空前关注和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警方成立了一个由26名警探组成的专案组，询问了两千多名潜在目击者和嫌疑人，审查了纽约大都会区的所有已知性凶犯。然而，一个月过去了，调查工作似乎毫无进展。
考虑到听听别人有何高见并无害处，纽约住房局的探员汤姆·弗利和乔·达米科中尉与远在匡蒂科的我们取得了联系。他们携带案情档案和报告、案发现场照片以及验尸报告来到了匡蒂科。我和罗伊·黑兹尔伍德，迪克·奥尔特以及托尼·赖德（日后出任行为科学科负责人）在公务餐厅与他们见了面。
我在看完所有证据和案情资料，设身处地从受害者和攻击者的角度进行考察之后，提出了一份侧写。我建议警方搜寻一个长相平平的白人男子，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很可能在三十岁上下。此人外观不整，没有工作，主要在夜间活动，住在离案发的公寓楼方圆半英里范围之内，与父母亲或者年长女性亲属生活在一起。他是单身汉，平时跟女性没有来往，没有要好的朋友，在上高中或大学时中途退学，没有服过兵役，自视不高，没有自己的车或者没有驾驶执照，目前或从前在精神病医院接受医嘱治疗，曾以勒扼或窒息方式自杀未遂，不吸毒，不酗酒，收藏有大量反映奴役和性施虐及性受虐的色情读物。这是他的首次谋杀，事实上是他犯下的首次重罪，但不会是他最后一次作案，除非被缉拿归案。
“你们不必跑老远去搜寻这个凶手，”我告诉办案人员，“你们已经与这个家伙谈过话。”他们可能早已约见过他及其家人，因为他们就住在那一地区。警察会发现他挺合作，可能过于合作。他甚至还会主动去找警察，让自己介入调查工作，以确保不会查到自己头上。
对于许多不熟悉我们办案技巧的人来说，这一切如同是在变魔术。可是，如果你有条不紊地照此办理，就能逐步了解我们是如何得出这些印象从而提出建议的。
我们首先确定的一点是：这不是蓄意谋杀，而是一起突发的事件。弗朗辛的父母告诉我们，她下楼有时是乘坐电梯，有时是步行。你无从推测在某个特定的早晨她的选择会是什么。如果凶手是埋伏在楼井处等候她的，就可能根本见不到她，而且不管怎样，还有可能在见到弗朗辛之前撞见其他人。
攻击时用的提包带以及受害者尸体上的所有东西都属于受害者。凶手没有携带任何凶器来到现场，只有那把袖珍折刀可能除外。他没有武器，没有强暴用具。他并未跟踪她，或者并未抱有犯罪意图来到现场。
这就引导我们得出下一个结论。假如作案者来到公寓楼时并未抱有犯罪意图，那么必定另有原因。在早晨7点钟之前到达那里并且在楼井处碰上弗朗辛的人要么就住在大楼里，要么在大楼里工作，要么对大楼的情况了如指掌。这可能意味着他是一名邮差，或者是电话公司或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的一名工人。不过我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