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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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真实的恶作剧故事，留在同学记忆里的，不知有多少。当然，作为受捉弄者的老师，更忘不掉。那时，女老师被气哭了的，气晕了的，男老师气急败坏，与学生厮打起来的……都是家常便饭。无论哪一个学校，能镇住学生的老师，没有几个。
整个“文革”时期，对一个中学老师来说，好过的日子是有限的两段。一段是“九一三”事件以后，1972…1973年间，被称为“修正主义回潮” 的时期；另一段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所谓“右倾翻案风”时期。剩下的大部分时段，很多老师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因为学校已经不可能守住多少学习的本分了。即使是日子好过的那两段短暂的时光，也是相对的，远到不了老师可以把自己学生的成绩引为骄傲或当作享受的地步。
我们上初一时，正赶上评法批儒，又是在黄帅“反潮流”事发不久，“右倾翻案风”还没有刮来，那是“文革”后期北京中学课堂一派混乱的一个时期。有的老师，为了稳住课堂，不得已想出了“邪行”的主意。我们学校的一个历史老师取消了常规的按讲义授课的方式，他找来一本《商鞅的故事》，每堂课给学生念一段，不管怎么说，讲故事总比讲课吸引孩子，就安定课堂秩序而言，这个办法是管用的。其他课的老师还真来不了这一手。后来，一个教政治课的年级组长也在课堂上给我们念过小说《难忘的战斗》。
当然，这不等于说，再优秀的老师也会被埋没，没那么严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北京孩子，对自己遇见过的好老师及他们的言谈举止、课堂风采乃至身世，至今也是常挂在嘴边，有一种散布的欲望。我们的学校不行，一二级教师一个都没有，能拿出来说说的老师也接近于零。有个部队转业军人竟被派来教数学，行伍出身的人解方程式，天天在黑板上“现眼”，出简单的常识性错误。不夸张地说，听他的课，常能出听相声的效果。有一次闹了笑话后，教室哗然，这位老师盯着黑板看了半晌，好不容易发现了错在何处，回过头来，故意反问大家：“谁知道这道题毛病在哪儿？”好学校则大不一样。35中有位叫路科铭的数学一级老师，老山大肄业。他上课从不带书本讲义圆规三角板，也从不半截擦黑板，用一根粉笔写板书、画图，把一块黑板写满的时候，下课铃准响，堂堂精准到如此程度。路先生口才也是一流的，在那个年代上他的数学课，学生能听得津津有味，视为享受。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老师您好
自1971年起，北京市恢复高中，但由于是试办，升学比例很低，当年初中毕业生里10％的优秀分子有幸成为“文革”以来的第一拨高中生。那时被拔上高中的感觉，与粉碎“四人帮”后考上大学时的感觉，大体差不多。祝东平那年初中毕业，他自幼爱好美术，本来已被分配到北京市新华书店从事和爱好靠谱的宣传工作，他很满意，但他的父亲不满意，逼着他报名参加选拔，上了高中。1973年毕业后就被发往延庆插队。尽管他现在如愿已偿，当了一家名牌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但至今提到当年，还有点后悔的意思。不过，这10％毕竟是挑出来的，都是好学生，加上那两年正处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期，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氛围很不错，比起一般的初中，要好出去不知多少。今年恰值他们班毕业三十周年，全班同学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庆祝活动，四十来人到场，有个叫孙小白的女同学写了篇押韵的纪念文章，照录如下：
三十年后的记忆
和平街一中七三届高二（1）班2004年4月17日同学大聚会
孙小白
三十年前的今天，我们告别了母校、老师、同学，踏上了奔赴“广阔天地”的征程。正是从这天起，和平街一中七三届高二（1）班五十余名同学分道扬镳，开始了漫长的各不相同的人生旅途。
作为“文革”后第一批高中生，我们感到自豪与光荣。当时学校配备了强劲的师资力量，齐国民老师重点负责我们这届试办的高中。三十二年前1971年的12月，大家初次见面，来自六所学校的50名同学走到一起，班委们都是指定的优秀学生。还记得第一堂语文课上，卢老师让大家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当我升入高中》。老师挑选了几篇范文在班上朗诵，魏建国在作文中批判修教路线引用了小学课文中的内容：“资产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却谈什么‘房前屋后栽瓜点豆’，什么‘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飞到东’……”坐在我后面的刘毅娃当即说道：“合辙压韵还挺顺通。”另外一次语文课，卢老师布置了背诵鲁迅一首“贯于长夜过春时”的诗，叫起几位同学都背不下来，最后还是冯春栓磕磕吧吧地完成。被称之为“怪才”的孟兆禄，自称与“哥德巴赫猜想只差一步”，他写文章不用白话，满篇的“者、也、之、乎”，一次政治课上，李颖琴老师宣传中国人自己的产品胜于外国货，坐在第一排的孟兆禄不紧不慢、不温不火地说：“老师，您手上戴的是外国表，为何乎？”多年以后，李老师笑谈此事还说：“孟兆禄一句话把我将住！”记得拉练到立水桥农场学农劳动，住的房子透气漏风，白天干农活汗洒田中，晚上洗漱用井水冲，条件虽说比较艰苦，但是大家其乐融融，每天都是谈笑风生。如果没有记错，朱洪义自吹自擂硬说“人拉犁”是他发明—— 把自己的作用看得挺重！收工回来以后，李惠兰、杨守燕、裴福珍三位“厨师”准备好的饭菜热气腾腾还挺可口。李惠兰琢磨了一种加热饲料喂猪能长膘的方法，最后还写到了经验介绍中。我的同桌好友周小思个性鲜明，讲起话来眉飞色舞，作为化学课代表的她是杜老师的得意门生；我的入团介绍人李桂芳和杨小洲执著、认真、善良、真诚；我上学的同路人李梅芬、薛福华、白玉香、张素秋、俞敏，她们总是那么谦和、与世无争；陈万里、钱颖一用学到的理论联系现状，咬定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决不放松，讨论会上与周小思争得面红耳赤，其结果是双方都“ 雷打不动！”纪会民、黄首征、成艺丁、石苏平、冯春栓、任爱荣写着一手漂亮的好字，他们各具特色的字体至今还保存在大家的记忆当中。负责宣传的杨守燕和祝东平，总是牺牲课余时间写写画画，把黑板报和专栏布置得齐齐整整……
那时班里的学习气氛很浓很浓，很少有不交作业的现象发生。记得物理课讲到二极管、三极管时，我们买来很便宜的半成品零件，在马老师的指导下将收音机组装调试成功。当扬声器第一次发出响声，高兴的心情难以形容。马老师那简洁、精练的语言，让我们很清楚地懂得了势能可以转变为动能。端庄、美丽、和蔼、大方的严老师，数学课讲得让人兴趣大增，言简意赅的逻辑推理，版书从左至右写得齐齐整整。化学课从无机讲到有机，面颊红润的杜老师在元素符号边注明正负离子的情景，至今还在记忆之中……学习，使我们知道了离子的定向移动。当时同学们集体观念很强，大家团结一致为班级争荣。体育比赛成绩在全校数一数二，非常出众，田径、赛跑、铅球、跳远、跳高多次集体立功。学校篮球场上闪现着李华、王慧茹、刘爱军、车淑云、赵彤、翁亦武的身影，他们常常是踩着上课铃声跑回教室中。清明前夕，全班同学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举办缅怀革命先烈的活动。记得高二第二学期，班里提出早操练队要求，许多同学住得很远，但大家都绝对服从。就是那时不知何故，站在第四位的初雪在报数时总是报“5”，几次重报，仍旧是“1、2、3、5……”错误地重复，为此引来了同学们止不住的笑声！刘爱军作为班长代表全班在全校大会上发言，一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台下练习了数遍，上台后念得还算基本通畅。当时的男女界限还很分明，男女生讲句话还会脸红。放学后的小组会开得很是费劲，尤其是张伟搬个椅子侧着身子不屑一顾把双眉皱紧，思想工作不易做通，倒是黄首征、祝东平比较善解人意，配合小组要求，为了不让讨论冷场而“顾全大局”勉强发言，即便如此，也足以令人感动。那么腼腆的张伟，怎么将漂亮的车淑云追求到手？且最终成为班里惟一一对夫妻学友，真是让人搞不懂。那时的刘小云始终一副严肃的面孔，给人感觉她总是在思考之中；马敏有些固执己见，为了一个答案争得不肯罢休，总想取胜。还记得女生中流传过一首连名诗，不知谁把全班女生的名字串在一起。看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裴福珍的名字变成了“老裴大哥”；钱京发的名字当时就被男生认为是富有的象征，“钱多多”的绰号与今天市场经济形势下的追求挺相称；石苏平是以“青岛”做代名词而在学校闻名；王奎田被叫成“龟田”，似乎在向日本人的称呼靠拢；吕锡文的名字被化学元素“铝锡”替代，她的音乐天赋在学生时代就脱颖而出，这为她的县宣传队生涯奠定了基础，后来当了区长更显示了她的与众不同；高一时转来了不善言辞的刘琦，如今却已统管着海南省的某几方面；与刘琦同桌的钱颖一，据说被列入亚洲知名经济学家的名单；高二（1）班真是人才济济，校长、处长、总经理和教授，还有区委书记与副省长—一大批人事业有成，出类拔萃之辈令人敬佩，这也是和平街一中的光荣。尖子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同学过着平常人的日子，生活得轻轻松松，这也未必是不成功，社会就是由各种人士共同组成。三十年前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我们上大学的美好愿望打入冷宫。分配前的毕业照让瞬间成为永恒，一群风华正茂热血满腔的青年，在轰轰烈烈的批“回潮” 运动中各奔西东。还记得担任毕业分配工作的唐老师，总是一身戎装看上去很庄重，是她细致的调查了解安置了我们去工作、去务农。学生时代是多么美好，今天的成功得益于那时的启蒙！三十年后再相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同学的友谊最纯，同学的情感最真，纯真酿出的美酒最浓。在这里没有时间久远的距离，没有职务高低之分，没有贫富贵贱之别，同学永远是同学，彼此印象仍然是年轻的你，真诚友谊非常值得珍重！感谢本次聚会筹备组的同学，他们付出了许多辛苦与汗水。他们是冯春栓、成艺丁、赵彤，还有石苏平、祝东平、朱洪义、朱秀兰、王慧茹、初雪、纪会民、刘毅娃、任爱荣；感谢远在海南的刘琦，千里迢迢捎来特产给大家品尝，身居要职仍把学生时代的友情看重；感谢到会的四十余名同学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这次难得的活动。纯洁的青春，难忘的青春，回忆让我们感慨人生！挂一漏万絮絮叨叨了这些，所有这一切浓缩成两个字来表达，那就是—真诚！
我的大学同学常伯工的母校是156中，他前几年赴美留学时，在异乡写了一篇文章，回忆和怀念中学时代一位叫程忠海的语文老师。他提到的事情虽说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但仍未出20世纪70年代。而此前几十年，程老师是一直站在讲台上的。我照录了这篇文章，读者不难从中掂出那个年代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在学生眼中的分量。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轻烟缕缕叩师魂
我常想，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师，所能给予学生搅动灵魂深处的影响，当会伴其一生且永不磨弱。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则会以其全部生命去吸收老师的影响，同时他又有着非常的幸运，能遇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从这个角度看，高中时代的语文老师程忠海之于我，可当真正二字，虽然满怀惭愧的我，并未敢称真正意义上的学生。
商品大潮高掀的十数年来，基础学科与纯文化专业已渐失世之青眼。而二十年前高考择向时，我朋辈中那些富于高瞻的学子们，如今正享受着当年智慧的阳光雨露；另一类优秀的痴儿们则咬牙坐冷板凳以度余年。我自忖既无高瞻又非优秀且痴，我之选择冷而又冷的文史专业，纯粹是受真正意义上的教师的影响。
高中末年的我，本是随了大流要报考理工专业的。但不知怎的，我忽然厌倦了整日的实验推导及计算证明，而鬼使神差地转到了文科班。这一转便决定了我的一生，因为文科班的语文课如磁石般地吸引了我。任课的便是程忠海老师，我们背后称她为“程老太太”。
这位老太太细细瘦瘦的，中等个，黄黑的面容，戴副旧白边眼镜，给人的印象是全部的智慧都集中在那对镜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