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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

红底金字-第41部分

小说: 红底金字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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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院里孩子多,容易成“势”,然后借势而起,顶多出几个登高一呼的“顽主”,全院孩子出门,全仗着提这几个名字“抖份”。他们起哄行,动真格的,绝对“野”不过城里胡同的孩子。胡同的孩子,多出身劳动人民家庭,“造反”是他们身上的天性,打起架来豁得出去,个顶个。真正意义上流氓团伙,多出自那里,泛称为“城里小痞子”。城外机关宿舍的孩子都怵他们几分,不敢轻易叫板。最有名的,当属菜市口菜刀队。当年北京孩子中流传一个尽人皆知的顺口溜:“刀子、板带,口里、口外,大开门、小开门。”“口里”,即特指菜市口菜刀队,据说 “队员”有数千之众,在整个京城横行无阻,逮谁灭谁。6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军院(解放军军事学院)一帮孩子和菜刀队在颐和园冰场上遭遇,我的一个朋友当时就在军院的孩子堆里,他回忆说,军院的孩子仗着家门口的地利,开始还想叫叫板,后来弄清对方的来头,领头的“顽主”终于心虚,不战而退,认了。另一个例子也是他说的,大概发生在颐和园附近的河边,俩城里孩子被他们院的孩子围住。那俩孩子是一身蓝,懒汉鞋,一个拿一根角铁,另一个拿一把刀,都不短,摆出誓死一拼的架势。这边部队子弟一片“鸡屎绿”,拿什么的都有,双方力量是2 比无数。就这么对峙着,有半个多小时,军队院里的孩子到了也没敢动手。    
    “名人”,是指一些心黑手狠的“顽主”,这些孩子靠打杀得名,进而成为统领一方(某一地段)的小流氓头子,名曰“戳”。当年,哪个孩子真敢玩野的,动刀子捅人,一准能在某一块地界“戳起来”,恶名逐渐传开。所谓“名”,指的都是绰号。如复兴路一带的“黑狗”、“瑶子”,和平里地区的“特务”、“黑枣”,王府井、东单一带的“骚子”,西单的“红叶”,西四的“小酸枣”,前门一带的大忠、小忠,木樨地的“二牛”,三里河的“大头”等等。最著名的要算统领菜市口菜刀队的“小混蛋”,可谓是一个能让60年代末期的北京孩子如雷贯耳的人物,无人不晓。有两本涉及当年北京孩子的作品都提到了他。王朔在《看上去很美》里有一段专门写他:    
    最广泛的一次出动,大概是去平“小混蛋”的那次。说是一个叫王小点的人出的头,这人也是小孩皆知,口耳相传的大腕。小混蛋是城里的顽主头,后来我遇到过很多当年的“老炮儿”都号称跟他交过手或打过照面,也就是说是个打遍北京城的角色。各大院的孩子走得一空,街上像过兵一样过了一个上午,一眼望不到头。听说他们在白石桥小树林里堵住了小混蛋,一共七个人。小混蛋还说:给我留口气儿。王小点说,我饶你,但我这刀不饶你。然后他们就排着队一人一刀,扎到天黑,小混蛋千疮百孔地咽了气。没听说有人因此被判刑,涉案的凶手太多,公安局也无从下手去抓。听说还有一种说法叫为民除害,可以置之不理。王小点不久就被他家送去当了兵。关于这件事已经成了北京的一个民间故事,小混蛋这个人也已成为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从这点讲,他也算流芳百世了,谁还记得王小点呢?    
    另一本名为《烟盒》的书这样写他:    
    那里(指菜市口)的流氓头外号叫“小混蛋”,名震四海,刀子玩得好,二尺来长的三棱刮刀就在腰里别着,一身的国防绿,两把菜刀叉车把,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无人敢管。据说他下辖的流氓团伙有3000人之众。据说,一提认识“小混蛋”,在饭馆吃饭都不要钱。②    
    当然,想成为登高一呼的“顽主”,仅凭一股子野劲是不够的,那叫“傻鲁”,充其量是一李逵,连张飞、鲁智深都够不上。还得有点心思,能拿住人,有办法摆平一些事情,能把坏事做得艺术一点。举目京城,凡坏到能享顽主声誉的孩子,几乎多少都有点这样的资质,往大了说,就是朱元璋和刘邦。    
    那时,类似小混蛋这样的“顽主”,差不多都是派出所里的“常客”。一个院或一条胡同出几个常和派出所打交道的孩子,并不新鲜,有的孩子一年进进出出个几次。有些孩子的家长实在觉着脸上挂不住,就把孩子送回老家过一段,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派出所进多了,这些孩子也已经麻木了,“无所谓”。反倒让街道派出所的名声大噪,远在一些有大机关之称的部委之上。如“月派”(月坛派出所)、“北派”(北新桥派出所)、“广派”(广安门派出所)等等,都是那些“玩闹”孩子挂在口头的机构简称。    
    听住在景山后街总参院里的一个孩子说起过,60年代末,他有一次到地安门一带找一个叫“老四”的同学,在胡同口撞见俩警察正带着老四迎面过来。他心想如果上去打招呼,弄不好也得跟着进去,索性装不认识,擦肩而过,行同路人。他还挺紧张,随后到老四家打探怎么回事,家人随口说了一句:“又进去了。”和说 “上街买东西去了”表情无二,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文革”中的第一茬“顽主”,结局不一。有的如王朔所述,或死无葬身之地,或摇身一变,成了人民解放军战士;有的因作恶多端,被判了大刑,若干年后出来,再过若干年,成了大款;更多的这类孩子随着长大成人,“浪子回头”,上了正路;还有的成了热心于公益活动的“雷锋”。曾听一位家住月坛地区的孩子说,70年代前期,他们院几个改邪归正的“顽主”,联合其他院的孩子,定期为附近的澡堂义务打扫卫生,坚持了一两年。1977年“五一”,大批老书解禁,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一大早就排上大队,一群年轻人在维持秩序,他们并不买书,而是路过这里,看到书店前秩序有点乱,自发过来服务的。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同学中,都有当天去那里排队买书的。有个孩子后来告诉我,他发现,这伙义务维持秩序的年轻人就住在他家附近,有好几个是多年前打架不要命的“顽主”。    
    打群架之风起于“文革”初的停课之际,风行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家长奔赴干校时期,持续到“文革”结束以后。就是说,打群架作为北京孩子中一种流行的时尚活动,贯穿于“文革”的始终。像如今的运动员一样,一茬孩子过气了,代之而“后起之秀”。因而“顽主”也呈“辈出 ”之势。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战例(1)

    复课以后,打群架势必蔓延到课堂。孩子生活在一个失去学习氛围的大环境里,总得找点事干;孩子扎堆,自然容易引起摩擦;孩子来自不同的居住区和居住环境,又容易引发群体的摩擦。这大概就是打群架在那个年代的生命力所在。70年代前期上中学的孩子,大概都曾在自己的学校旁观或参与过“混战”。“战事”就发生在楼道或操场。楼道里打起架来,抄的是笤帚、墩布、椅子和书包等顺手的家伙。楼道地方窄,腾挪不开,结果经常是教室和走廊的玻璃稀里哗啦,“参战”的孩子人仰马翻、头破血流,甚至殃及无辜师生。而老师除了报警,根本无法收拾局面。操场地界大,常见的是追杀场面,抄板砖容易。总之,因打群架而大闹课堂的事例,在70年代中前期,是相当普遍的。    
    学校里打群架,分起拨来形形色色,有同班分两拨的,有按班分拨的,有按院分拨的,有一个年级分成两拨的,不一而足。复课以后,西城区城外中学的容量有限,月坛街道一些住机关宿舍的孩子被分到城里的八中、35中、150中这些胡同里的老牌学校,那一带的打群架不免经常以“ 城”为界。    
    八中有一帮三里河某区的孩子,遇事抱团。有一回在操场打篮球,三里河一孩子和学校周围胡同里的一个孩子掐了起来。搁现在大家劝劝也就散了,那时不然,先是三里河的孩子一拥而上,仗着势众,几打一,把城里那孩子“爆撮”一顿,取得阶段性胜利。那孩子不告饶不还手也不躲闪,由着这帮城外孩子动手,然后爬起来掸掸身上的土,从容而去。三里河的孩子也是意气用事,明白强龙斗不过地头蛇的道理,此后警惕了几天,结伙来去,书包里揣着家伙,上学放学不敢避开高峰时段。接下来的几天倒平安无事,在楼道遇见挨打的孩子,对方也不乍刺。三里河的孩子们以为事情就算过去了,渐渐掉以轻心,恢复到以前的习惯,放了学不回家,在操场上玩到天擦黑。大概在十来天以后的一个傍晚,他们从学校出来,还没走到按院胡同口,迎面窜出一帮胡同的孩子,有一二十个,拎着板砖之类的家伙,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就打。三里河的这几个孩子连招架的姿势都没摆出来,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好几个开了瓢,缝了针。有个孩子腕子上的罗马表蒙子被砖头拍得粉碎。那帮胡同孩子尽管手黑,却没有把他们往死里打,分寸感很到位,雪了耻,解了恨,又把事端局限在小孩打架的性质上,没动刀子,不致酿出牢狱之祸。    
    三里河的孩子打了人,遭报复;挨了打回院,也没有罢休的道理。就算哥几个认了(当中确有挨打的孩子被家长摁住,不让出门),院里的孩子也不认。他们院孩子开始在城外敛人,个个使出吃奶的劲,那几天院里就像十月革命前夜的圣彼德堡。他们串院串校,百万庄的,计委的,二炮的,建工局的……44中的,铁三中的,月坛中学的……纠集起百十口子人,还在新疆餐厅和展览馆餐厅请了两顿饭,讨论战略战术。三里河的孩子们准备大动干戈,“平趟”胡同,一逞院威。城里的孩子也凑了同样规模的人数,候着对方上门。事态滚成这样的规模,貌似到了激战前夜,其实老炮们都清楚,就这场群架而言,差不多该结束了。    
    事情的结局是,城里那伙孩子里有个叫土匪的痞子的拐着弯的亲戚,又拐了无数道弯,够着了月坛地区一顽主的表弟,由该顽主出面,将双方领头的孩子招到月坛公园,打了一下午牌,意在安抚双方,也说了几句含着威胁口吻的话。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战例(2)

    70年代以后,能摆平双方,遏止一场争斗的领袖式的顽主越来越少,群架参与者的门槛也越来越低。到了“文革”后期,也就是70年代中期,打群架的北京孩子中,小痞子占了九成以上。这时的群架有个特点,即持续性。很多时候,架一旦打起来,便不可能马上收场,哪打哪了。吃亏的一拨自然不甘称臣,想着复仇,占便宜的一拨也自知只是一城一池的得失,绝不敢掉以轻心,从此以胜利者自居。一句话,日子都不好过。轮到60年代出生的这拨孩子上中学时,已届“文革”末尾。那时上课捣乱、起哄、瞎折腾的孩子一个班也能数出十来个,一旦“茬”起来,多数属于跟着哄的,真打过大架的孩子很少。我们班,大概只有李连生和王世明这两个人。    
    42中1974年的生源很杂,不似很多学校,从小学一锅端到中学,至少学生来源相对集中。这个学校当年春天从甘家口的华侨补习学校院内迁至社会路,替代以前的社会路中学。随后进校的初一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北蜂窝的,西直门外的,礼士路的,三里河的,木樨地的……后来打架,分拨也没有以班或院为阵营。大体西外是一帮,另一帮分不出片来。李连生和王世明都属于另一帮。李连生是政法干校的孩子,王世明住学校对面一个叫四道口的平房居民区。他们俩而外,这伙孩子中的骨干分子,还有外班的外号“孟老头”和“豁子”等五六个人,这俩人住在复兴门外南侧河边的一片平房区。    
    李连生这伙孩子与校内外多个团伙交过手,西外一帮是其中之一。西外的孩子,非大淘即小闹,守点规矩的极少,说白了,是一群痞孩子,程度不同而已。两帮孩子因为什么茬起来,孰是孰非,已经说不清楚了,无非是个别人之间的琐事纠葛,把小事做大。在学校里有过几场乱战,没分出输赢,始终相互不服。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打架也是这个道理,那时谁能多认识几个社会渣滓,哪怕一面之缘,挂在嘴边,也可以撑撑门面。有一次西外的孩子真招来一帮大几岁的已经上了班的,果然奏效,打得李连生这帮狼狈逃窜,形成“追杀”场面。李连生一伙在大街小巷里狂奔两站多地,躲进市政某公司一栋宿舍楼的楼道,半天不敢抻头,只有孟老头仗着书包里的两把菜刀,想愣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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